名人真心話》施振榮：政客為選票操弄民粹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1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談及目前中美、日韓等國的科技產業，最近都陸續發生貿易戰，施振榮表示，宏碁早期在中國市場發展較弱，部分原因是政治因素。1994年前總統李登輝倡議「南向政策」，電子業之所以大規模西進，最主要的關鍵在台灣缺「人」，施振榮指出，兩岸科技業交流可能會有的政治因素是天生的，「但沒有必要（在貿易戰）選邊站，未來如果有限制，絕對不會限制到無路可走，只要有路，台商就會走出一條路來。」
台灣筆記型電腦（NB）代工產業，自扁政府開始大規模西進，電子代工廠大舉西進的結果，造就了中國今日在消費性電子產品「世界工廠」的地位。不過，去年的中美貿易戰，台灣的ODM（原廠委託設計代工）廠商卻因此夾在美中二國之間，部分媒體人包括財金文化董事長謝金河都以南韓三星過去幾年陸續將生產線遷出中國、移往越南為例，強調台灣科技業者長期在中國的舒適圈，錯失了應變先機。
不過，施振榮強調，宏碁集團當初在國際化過程，因為當時的政治關係，某種程度上是「先全球化，再中國化」，宏碁在海外生產基地的布局上，先是在馬來西亞檳城與菲律賓蘇比克灣，後來才不得不西進。
施振榮表示，宏碁當初之所以投資蘇比克灣，主要係當時前總統李登輝推動南向政策，施因為同時兼任馬尼拉亞洲管理學院董事，常常會到菲律賓開會，中華開發後來成立了東南亞投資公司，在蘇比克灣投資「台商專區」，「當時我坐直昇機到蘇比克灣工業區上方繞了一圈，勘查當地投資機會，宏碁也發揮速度，56天廠房就開起來了！」
事實上，不只是東南亞，其他地方台灣科技業也都去了，緯創先前也在墨西哥、東歐設廠。不過，施振榮表示，當時菲律賓政府對產業發展與服務，並沒有非常穩定，緯創早期到越南考察投資環境，也認為當地政策尚不穩定，因此也不敢過去，富士康後來也曾跟印尼政府洽商投資設廠，但是條件也談不攏。
台灣90年代缺工問題，讓宏碁不得不跟著大環境選擇西進中國，施表示，站在政府立場，廠商最好不要西進，但台灣當時不是缺電、缺地、缺水，而是「缺人」，連外勞政策都沒辦法配合，為了勞工，西進雖然不是大問題，但真正問題是供應鏈，「我常常說一句玩笑話，宏碁其實是在幫（上游）中小企業打工，宏碁是在為供應鏈創造需求」，科技業西進後來之所以成為主流，主要原因是整個供應鏈都一起過去的關係。
施振榮表示，宏碁的全球版圖建構上，是「先全球化，才中國化，中國也是宏碁最弱的一環」，「我記得20幾年前我接受《聯合報》專訪，當時講過一句話，『如果大陸是我們的市場，宏碁早就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國市場，我們沒有辦法掌握，這很現實。」
施振榮表示，宏碁在中國市場引進中國當地主管的「當地化」能力是差的，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怕踩到（政治）紅線出問題的緣故。台灣科技業早期在中國發展有政治因素，未來可能也有政治因素，這個限制因素是天生的。
如今，兩岸科技業從目前的供應鏈緊密相連，到未來面對中美貿易戰與兩岸政治的改變，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競合關係，施振榮說，「未來，如果這是一個限制，我們也只有認了」，「目前來講，我們沒辦法把大陸當成是一個機會，雖然我認為大陸是全世界的機會。」
施振榮強調，面對美中與日韓貿易戰，台灣沒有必要選邊站，「如果有限制，絕對不會限制到無路可走，只要有路，台商就會走出一條路。」
面對未來美中二國科技戰，所可能形成的「一個世界，二個系統」的趨勢，施振榮強調，他在媒體上始終強調台灣可以「左右逢源」，如果未來世界上，真的不得不存在兩套科技標準時，「以5G行動寬頻為例，美國如果要買，我們當然賣，中國當然會盡量自己做，但如果需要相關服務，例如台積電，當然也可以提供。」
施振榮強調，台灣未來的關鍵，在於利用各種不同機會，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畢竟台灣目前會的東西，別的國家也會跟上，但在某些領域的競爭條件，台灣是相對最好的，「我們與中國科技廠相比，雖然永遠比不過價錢，但是從技術、品牌可靠度、講話算話程度，我們一定可以贏。」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1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針對目前全球政治發展逐漸走向「民粹化」，施振榮表示，政治人物操弄民粹語言，癥結在於民主政治，為了選票不擇手段。施振榮也以319槍擊案、1996台海飛彈危機等為例，指出「選舉的結果，都因為偶發事件決定」，而這和利益平衡、社會永續經營理念背道而馳。
對於台灣社會陷入焦躁不安情境，施振榮表示，媒體應多報導正面力量。他坦言，相較衝突的新聞比較有人看，而正面的東西比較沒有新聞性、可讀性也比較差。但媒體還是應該發揮正向理性的功能，透過深入的文字提高正面案例的可讀性。
「我們每天看到很多負面、亂七八糟的新聞，也不為所動，因為我知道台灣社會還是很正向樂觀的地方，還是有很多發展，還有很多人樂觀努力、為台灣競爭力打拚，這些人是社會的多數，但在媒體看起來是少數，這完全誤導了真實現象。」
不過，對於政治人物充斥民粹語言，施振榮表示，民粹語言的癥結在於民主政治，而政治人物為了選票不擇手段。
施振榮表示，民主政治和傳統文化的選賢與能運作上並不相同，歷史上「明君」的出現，對老百姓有利，但一旦出現昏君，只能透過改朝換代方式推翻；相對之下，民主政治是透過選票，讓做不好的人在任期屆滿後被淘汰，但「任期制」同樣也讓政治人物無法從長遠的角度為國家推動永續發展的工作。
相對之下，同樣是民主運作機制，企業就沒有任期制，唯一的不同是，民主政治是「一人一票」，企業民主則是「一權一票」。
施振榮表示，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設計，讓所有人不分其社會貢獻度都享有等值的一票，其運作的結果，往往導致選舉結果只彰顯了顯性價值，沒有彰顯無形價值，也就是長期永續價值。施振榮進一步說，4年的短暫任期，不僅讓執政者注重短期的政策，不利於政策長遠規劃，反對黨也不希望執政黨在任期內達成具體政績，明明做好的東西，也得想辦法把它搞爛，讓原本應該建設性監督的反對黨，也無法做到建設性監督，因為執政黨一旦做好，在野黨下屆選舉就沒有希望。
施振榮表示，台灣過去幾次重大選舉，都出現了單一重大事件影響選舉結果的異常現象，例如319槍擊案、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2000年朱鎔基台獨喊話，讓該次選舉都因為偶發事件決定結果，而這樣的選舉結果，和所謂的王道精神，也就是社會利益平衡、永續經營背道而馳。
「民主這個機制真的是普世價值嗎？即便像美國這樣兩黨政治成熟國家，過去不斷向其他國家提倡『政黨政治』精神，如今，自己也陷入了盲點，民主制度運用到菲律賓、印度，到目前為止，都不見得很成功，亞洲其他國家，即便是日本、韓國，從國家治理角度，也很難說真的成功。」
「我最近有一些感想，我是在威權統治下長大的，不過，我在生長過程，沒有感覺到沒有自由，雖然當時台灣社會是半民主的，當時曾經有一句台語俗語，第一憨的是『替人選舉運動』，『呷菸吹風』第二憨，其他還有『撞球相碰』等等，當時戒嚴時代，最「憨」的人是替人選舉運動。」
施振榮表示，在政府推動十大建設後，他曾經向政府建言，推動所謂的「十大無形基礎建設」，其中有幾件最為重要，一個是民主素養，一個是法治精神，「你說，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合格嗎？現在政治人物只要發生問題，就說是政治迫害。」
針對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黨內民調初選敗陣，施振榮表示，「台灣目前社會是反菁英的」，國父孫中山曾說過，政治是眾人之事，有能力的人應該為更多人服務，但台灣的政治現狀，卻是從官不聊生到民不聊生，政務官沒有做事的空間，其結果就是導致民不聊生。
施振榮表示，早期封建社會，皇帝左右一切，現在政府跟民間是兩個世界，「我們做我們的事，把民間穩定下來，我尊重民主機制，配合選出來的政府，我不配合任何政黨，要我捐獻政治獻金？對不起，我沒有錢。」
施振榮說，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現在每天想的、做的事情，某種程度上都是廣義的政治，都是從台灣社會眾人之事出發，包括智榮基金會長期研究的「兩岸華人幸福生活發展趨勢」，他在公會擔任理事長推廣公益，接觸的也是政治議題，「但你在政治沒有私利，以團體、國家利益為考量，這個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
1976年創辦宏碁電腦迄今，施振榮一直是台灣科技界「教父級」人物，即便2014年卸下宏碁董事長職務，施振榮對於台灣科技產業，仍有著傳教士般的熱忱，從過去倡議科技島、世界公民，到這幾年倡議「東方矽文明」，施振榮對台灣始終有強烈使命感，他1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說，未來社會不管是物聯網或人工智慧（AI），都是所謂的「矽文明」；台灣具備多元文化與民主政治底蘊，面對新科技挑戰，台灣人應該勇於構想，率先提出未來智慧生活願景。施振榮強調，「台灣軟實力相對有條件，但企圖心、使命感不是很夠。」
施振榮表示，人類文明實質上跟科技演進息息相關，東方文明在歷史上曾經領先西方；台灣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就是資通訊產業發展上，做出具體貢獻，是全球電腦普及化幕後最大功臣。
施振榮說明，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不管是物聯網、人工智慧，都是以半導體科技為基礎，也就是所謂的「矽文明」；面對未來的「矽文明」，東方有東方人的文化生活模式，對於文明的認知，和西方社會比起來，想法不一定會相同；台灣擁有多元文化與民主政治，應該率先提出未來的智慧生活方式。
施振榮指出，台灣不僅具有工具理性，在軟實力也相對有條件，但可惜企圖心與使命感不是很夠，「我提出東方矽文明的概念，是希望讓國人了解，台灣具備發展未來科技文明的客觀條件，我們該有更強企圖心。台灣小，但是對世界貢獻不容忽略，就像我過去提的科技島、世界公民，都是台灣的願景。」
施振榮說，台灣客觀條件雖受限市場規模太小，但還好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的運用，是朝向長尾效應、「少量多樣」的新生態發展。
施振榮表示，過去國人對台灣科技產業的認知，主要仍停留在「少樣多量」的商品，例如手機、筆電等設計代工製造；但這些大量製造的產品外，台灣在其他領域有許多「隱形冠軍」，即便是個人電腦，除消費型機種外，還有很多利基型產品。他早在1997年提出以「XC」取代「PC」的主張，就是希望在大量製造外，發展出「少量多樣」的專用機型。
施振榮認為，台灣的特色是創業精神，具備速度、成本、服務精神等強項，「囉唆的事情，台灣人願意去做」，面對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時代，結合跨領域運用「少量多樣」需求，台灣有很多機會。
施振榮指出，台灣過去三、四十年，在資通訊產業的硬體設備上，取得長足發展，但可惜在軟體應用上，無法像中國或美國一樣，利用其龐大內需市場優勢，發展出網際網路應用服務。他說，面對未來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時代應用服務，「台灣客觀條件小，走的路必須跟G2（中、美）不一樣。」
「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時代的應用服務，都是分散化應用模式，這些應用都是跨領域應用，也就是我提的『新微笑曲線』。在創新應用領域，透過台灣小市場，就可創造新的服務模式；台灣是未來新科技最佳示範場域，不必投資這麼多，就可發展出新營運模式。」施振榮說。
施振榮表示，早在6年前宏碁發展雲端運算時，他就提出「BYOC自建雲」概念；有別於中、美兩國透過公共雲，打造雲端應用生態，他當時提出分散式架構。施振榮說明，未來萬物聯網時代，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架構也需要雲，每一個AI產品的核心，都必須要硬體與軟體結合，有些應用體積不大，放在家裡或口袋裡；台灣科技廠掌握硬體製造能量，未來在爭取訂單上一定有相對優勢。
不過，施振榮坦言，台灣科技代工廠，過去習慣於「少樣多量」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不大習慣於「多樣少量」的產品組合；然而，這些「少量多樣」的產品，雖然量不大，但利潤再低，不會比PC、手機要低。他補充，台灣NB組裝廠過去「毛三到四」時代都活下來了，未來轉型生產利基型產品，利潤率會再提高，以工業電腦為例，台灣目前工業電腦周邊廠商就有上百家。
事實上，宏碁過去6年企業再造，就是最好的例子。宏碁在2013年遭遇創立來最大的逆風，該年度大虧205億元，宏碁當時啟動組織改造，延攬台積電副總陳俊聖擔任執行長。
施振榮表示，PC產業是持續萎縮的產業，PC主要供應商都已建立相當大規模，生產力不斷提升，市場卻不斷萎縮，愈來愈無利可圖。因此在這次轉型，宏碁放棄無利可圖的機種，也停止手機事業，加強投入Clone PC、電競、Concept D的系列產品，降低消費性產品比重，經過這樣取捨，宏碁營收雖然從200億美元降到80億美元，但利潤率反而是增加的。
為提升品牌形象，宏碁過去幾年在產品策略上「高端提升，低價少做」，並且調整業務組合，面對雲端物聯網、人工智慧領域，也投入研發資源，嘗試開發一些具規模的新生產線，尋找新的應用方向。
施振榮說，過去在PC的ODM設計代工時代，美國廠商把規格制定好，台灣科技廠只要跟著做就可以獲利；但未來物聯網、人工智慧時代，相關科技應用，必須配合當地環境「因地制宜」。他說，台灣科技廠商過去在智慧醫療等領域認知比較不足，投入時間會比較長，但仍必須不斷從學習中摸索。
施振榮指出，過去ODM時代，產品「少樣多量」，當然是因應美國等市場需求；但未來物聯網、人工智慧時代，台灣科技廠所面對的將是分散式市場。他說，有點像宏碁早期「鄉村包圍城市」策略，在開拓市場時，不要跟中國、美國業者硬幹；以拉美市場為例，早期美國廠商對拉美市場興趣不濃，宏碁當時先到拉美市場卡位，也培養出規模與經營能力。
「即使到今天，美國市場對宏碁而言，仍然是虧本的市場。」施振榮表示，拉美、東南亞、北歐都做得好，台灣品牌策略要大市場，品牌對第三世界比較重要；所謂第三世界，是指美國、中國以外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日本、德國、歐洲都算，因為他們網民不夠達到經濟規模，台灣與這些國家廠商合作，可以投入更多資源，大家共同分攤開發成本。
施振榮說，台灣在各行各業中，最值得投入的就是醫療領域的應用。他指出，台灣健保制度與醫療品質具世界水準，人力資源也是世界最優秀；台灣理工人才打出今天亮眼成績，加上台灣最頂尖人才都在醫界，醫界與科技界結合，台灣未來一定可以在智慧醫療領域尋找到解決方案。
另外，施振榮補充，台灣農業規模雖小，但技術領先全球，未來結合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成功研發出相關應用服務後，就可將科技複製到其他國家，讓科技在當地落地；就像台灣早期輸出的農耕隊一樣，幫助其他國家解決糧食與食安問題。
「農業食安是一個文明，醫療健康是另一個文明。」施振榮指出，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科技業唱獨角戲，現在人工智慧時代，農業、醫學、藝文，都可以跟科技業合作；事實上，台灣的多元文化的創作能量，存在於民間社會各角落，只可惜舞台太小，沒有辦法變得顯性。
施振榮表示，台灣過去雖然在網際網路服務應用上，錯過了機會；但在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帶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頭上，台灣「不大、不小，又多元化」，在各行各業多元發展，很適合成為新科技最佳練兵場域；過去的微笑曲線的創新思維，是由左向右，現在是「由右引左」。
施振榮說，過去硬體主導時代，產品生命周期比較長；相對之下，未來結合軟體與硬體的智慧生活應用，軟體服務每一季都在改進，都在更新，「台灣剛好有客觀環境，我們面對是活的需求，台灣地方小、彈性大、成本相對低，很適合成為新科技最佳的練兵場域。
「我提出的新微笑曲線，是跨領域智慧生活應用，曲線右邊是體驗經濟，左邊是共享經濟。台灣在製造業各個領域，具備相關Know-how，透過跨領域整合，可以發展出新的應用模式。」施振榮指出，我們把自己定位為白老鼠，在人工智慧、物聯網的創新領域，讓人民率先體驗新的智慧生活模式，就像訂閱經濟有5年的beta版一樣，透過不斷更新，發展出一套因地制宜的商業模式。
施振榮說，「台商過去比較不願意看未來，因未來不知哪一天才會來；但面對未來需求，如果不早點出發，早點準備，就無法掌握未來機會。」他表示，過去40年，台灣高科技產業從無到有，這一條路是台灣自己找出來的，「台灣軟實力相對有條件，但企圖心、使命感不是很夠」；面對物聯網、人工智慧帶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台灣仍然充滿機會，只要不怕失敗，就能做出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