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可參在《郯城縣志》傳記部分所書寫和徵集的記憶，要求的是最高的標準，並宣稱代表了最高的標準。這對女性而言，較男性來得更為真實，而這些「節烈婦女」傳記的傳播，是地方賢能之士——他們完全根據政府宣稱的價值觀行事——將心目中正確的女性舉止，強加在他人身上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們所謂的正確舉止，一般是就女性對丈夫而言。因為五十六篇印於一六七○年代的郯城女性傳記，只有三篇是關於未婚女性的，而這三位中，又有兩位是已訂婚並準備結婚的。他們鼓勵的德行有貞潔、勇敢、不屈不撓和對通行的等差制度毫無疑問地接受——必要時甚至以死相從。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殺，其中十三位自殺的動機，是忠於過世的丈夫或避免遭到強暴，因為強暴會讓先生和太太一起蒙羞。相對於黃六鴻嚴厲批評的為復仇或出於憤怒而自殺，這些自殺（如果是沒有子嗣的女性）在道德上被視為「正確」，因為它們顯示出女性對丈夫的高度尊敬。即使先生在地方上不再擁有良好的聲名，這些自殺仍為人稱讚——從高氏的例子可以看出。這位女士前往探視病篤的丈夫，後者因謀殺罪繫獄。在牢裡，她企圖用纏腳布吊死自己和先生。她的企圖被獄卒擋下來，並不許她再探監，她只好到城隍廟，向城隍祝禱道：「婦人從一而終，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獨生？妾志定矣。與其身殉于終，孰若斷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鑑之。」於是她在城隍廟的廊下上吊自殺。這些自殺事件，不限於受過理學忠貞思想洗禮的士族成員：在丈夫因病過世後自殺的劉氏，是木匠的女兒，她的丈夫是個農場工人；另一位則嫁了一位在李家莊和萊吾鎮之間買賣往來的小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