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佔領初期，日本即使閣員，也在電臺批評戰爭是不義之戰，其他媒體和民間，普遍存在著譴責戰犯言論，然主權歸還日本後，與其像作者說戰爭殘滓逐漸淡化，民意轉向，不如說是原形畢露。
當日本人得到言論自由，知道盟軍不會報復後，各地不斷有人組織釋放戰犯或大赦行動，對於一些刑滿獲釋者，舉行歡迎會，甚至給予政客壓力，要求在國際層面向同盟國遊說。這些人，都是在戰時已經出生或成年，可以說，對戰爭有一定責任，行為已經出賣他們，並無悔意。雖然確實有些婚姻，因戰犯家屬身分告吹，但普遍來說，日本人並無悔意。
美國答應假釋和不進行第二次審判的原因
第一次審判，美國顯然想報復發起珍珠港偷襲的東條內閣，但當中不少文官罪名沒有成立。重光葵只判了七年，文官被判死刑者，只有廣田弘毅。美國又不可以因判決懲罰法官。如果第二次審訊判被告無罪，難免引起同盟國難堪，加上冷戰開始，不知道蘇聯介入，會出現什麼不可控制局面，故第二次國際審訊，一直沒有進行，但嫌犯仍然被羈押。
冷戰開始後的複雜國際形勢，也使得美國備受壓力，除了日本政客因民意要求，對同盟國作交涉外，蘇聯先反對，後和中共為了拉攏日本，釋放大量戰犯，美國擔心日本倒向共產世界，遂萌生假釋念頭。
正如前面提到，日本人民對假釋犯的熱情，反令其他嫌疑人的獲釋延遲，美國固然害怕二次審判做成日本仇美，但不止日本有言論自由，同盟國也有，政府亦擔心國內輿論壓力。
除了再前一段因素外，德國對戰犯亦出現同情，有些人甚至對相關美國官員作死亡恐嚇，這些，都一定影響美國想法。
其他國家，有的收到戰爭賠償後，釋放戰犯回國，邱吉爾也由原本提出就地處決，轉為作出，如果是他們戰敗，受審的會是他和羅斯福論述。可見同盟國已經走出戰爭傷痛，釋放囚犯了事氛圍，在各國領袖間，已經成型。
盟國亦找出法理根據，例如罪犯在囚期間，行為良好，每月可減刑五日，五年則360日，即差不多一年。
關戰犯的巢鴨監獄，移交日本管理後，獄方亦對犯人相對寬鬆，不時給他們渡假回家幾天，作者甚至形容戰犯像生活在學院宿舍。一些年事已高犯人，亦因為健康理由獲釋。
雖然受上述因素影響，美國仍然在審訊正當性這一點上，堅守立場，只提供假釋，而不是無罪釋放，更不會「大赦」。
囚犯獲釋後，雖然判辭有不能擔任公職等條款，但我們翻查歷史便知道，重光葵戰後任外相，岸信介更是首相。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他們的「公職追放」，是盟軍佔領期間作出，不視為「國內」犯罪。日本人鑽法律空子，真的有一手。
不少囚犯假釋後，上媒體大言不慚，說戰爭是自衞行為等等。今天，大陸抗日神劇固然可笑，但當天的日本人，真的值得寬恕嗎？Read between the lines，作者想非議審判，審判當然有問題，但當天日本人的不知悔改，難道就沒有可非議的嗎？要強調的，這是上一代的恩怨，今天日本人的高尚道德行為，還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為香港立場新聞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