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學校現階段因資源缺乏所產生的併班上課、教師授課時數減少、師資專長不符、濫用兼任教師等等現象，政府資源投入同時，就必須積極謀求改善：增聘專長教師、引導教學恢復正軌、讓教師有餘裕投入教學研發或教育部社會責任計畫等。透過這些改善，不僅可以舒緩招生壓力，更能協助學校建立特色，與當地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此外，從上述高風險學校名單清一色是私立學校來看，政府的協助如果沒有佐以公共化的提升，就會變成是圖利。學校的狀況容有差異，但辦學資訊的公開透明，公益董事與公益監察人的引入，校產信託、董事會與校務運作的高度監督等，應是最起碼的要求。
政府既然是基於區域發展的理由介入學校運作，在地代表參與董事會也就順理成章。董事會外，如果能讓地方政府、在地藝文團體、產業界等與學校密切合作，學校才有機會扎根，建立生存的利基。
少子化狂潮下，未來學校將面對嚴峻的招生壓力，而台灣各地發展區域失衡，高等教育品質良莠不齊，技職體系也面臨消滅危機，這些挑戰沒有一件是簡單的事。但危機也是轉機，相信政府必定掌握更多更準確的資訊，也擁有龐大的行政資源與手段，關鍵是態度，期待政府相關部會不要再推諉，在高教退場尚未失控前，儘速擬定對策積極介入。
作者介紹｜李知非
文字工作者，數度進出大專校院，隨年紀漸長，期能如蘧瑗知非反省。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大學退場怎麼退？市場機制不是唯一解）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