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從得知這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是，政治界已不再認為市場與我們依賴市場是需要檢討的事情。相反的，我們看著市場進一步擴展到我們生活，甚至進一步擴展到我們對自己與社會的看法。所謂「自由市場」已成為主流用語，市場已被視為我們自由的基礎以及我們享受最多自由的地方。自由意味著自由的市場，還有透過市場取得的自由，以及自由是一種市場。有許多學術名詞在形容過去數十年的這種改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其中最常見的。這些名詞受到爭論，有時突破學術界進入公共爭論，而且爭議的更為劇烈。但是即使沒有學術背景，我們都能明白基本的改變，並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想要了解新自由主義，我們可以用歷史時期的角度來看，這段時期的經濟重整大幅轉向偏袒企業老闆與股東，同時削弱勞工與公民的權力。資本主義從開始以來便一直在改變，因應勞工、政府、科技與法律而不斷在變化。1970年代的美國面臨一系列經濟危機。高失業與高通膨造成的通滯性通膨（stagflation） ，摧毀了世紀中期自由派經濟學家引領經濟的信心。紐約市近乎破產被歸咎在自由派大型計畫揮霍公帑，使得風向轉變為限制人們對於國家的索求。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浪潮興起後，經濟利益由製造業轉而流向金融業。這些危機種下嶄新經濟思維的種子。
但是，用歷史時期的角度來說明，讓這項改變似乎是無可避免，比較像是天氣，而不是依據自由觀念而興起的運動。帶動這項革命的是一項成功的智識及政治運動，運用一套觀念化危機為轉機。那些觀念在此前數十年便已建立。自新政以來，商業領袖、保守派知識分子及富人打造了機構與網絡，以挑戰及解除小羅斯福給市場施加的限制，這些機構在隨後數十年不斷擴大。富裕家庭及自由聯盟（Liberty League）等組織開啟了這個網絡，之後透過保守派雜誌及地方組織拓展。商業領袖越來越保守，更加激烈反抗政府在1970年代試圖箝制他們的權力。美國商會的會員在1967年為3萬6000名，1980年增至16萬。遊說人士的數量在十年內增加了將近1000%，組建了一支小型軍隊將政府官員的想法推向市場觀念。
在這個運動背景下，雷根當選總統讓新政整個逆轉。由調降高累進稅率到削弱華爾街的金融規範，到解散工會及放寬大企業的反托拉斯限制，所有壓抑市場的措施都被取消。誠如地理學家戴爾．派克（Dale Peck）與亞當．提克爾（Adam Tickell）所說，這種「推回」式（roll-back）新自由主義，通常伴隨著「推出」式（roll-out）願景，積極尋求創造一種新經濟。這種改變更加微妙，惟仍是經濟運作所形成的影響。這個推出階段的計畫之一是立法剝奪市場裡的公共觀念。這對大家造成重大後果。
1980年代之前實施了大量法律、實例與規定，確保公共組成節制市場的運作方式。其中的三套系統特別突出：公共法人，公共領域及公用事業。將這些公共觀念深植於美國的緩慢、革命性進程，被雷根一舉推翻，他的新體制強調財產是唯一的權利，也是自由的來源。這項改變的建構者將世界與強大的財產權重新串連起來，排除廣泛的公共義務。這一派的想法是，財產權不僅將創造最佳經濟成果，亦將創造最大自由。其後果卻給一般人帶來巨大不平等、濫權、停滯性通貨膨脹和不自由。了解公共公司、公共領域及公用事業是如何改變，它們以前是何種樣貌，將可幫助我們了解過去數十年來整個經濟的翻修。
這三套系統的解體亦顯露出新自由時期的一個重要面向。大家都知道，市場基本教義派擁抱小政府，所以小政府或反政府沒什麼改變。這項智識革命的倡導者對於利用政府與法律來創造他們的經濟理想願景，用歷史學家昆恩．史洛波迪恩（Quinn Slobodian）的話來說，將財產與市場「封印」在硬殼裡，保護它們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挑戰，絲毫不感到愧疚。這跟應該懷疑改變或是希望保存長期體制的保守政治氛圍沒有關係。在很短的期間內，這種保守經濟學浪潮粉碎了一百年來保護人們不受市場打擊的圍籬。市場限制被拋到一邊，以建立一種新經濟，將所有人的財產權視為基本自由。
作者介紹：麥可．康茲爾（Mike Konczal）
美國羅斯福研究機構（Roosevelt Institute）主任，專研金融改革、失業、不平等、公共權力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以及對於經濟的漸進式願景。曾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合著《重寫美國經濟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紐約時報雜誌》稱他是「進步主義者中的異端」，他的部落格「Rortybomb」被《 時代》雜誌評為25個最佳財經部落格之一。其文章常見於《華盛頓郵報》、《波士頓評論》、《華盛頓月刊》、網路媒體Vox，亦常出席CNN、MSNBC節目，現與家人住在馬里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擺脫市場的自由：自由市場的公義思辨》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