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文瀚一個人、一輛摩托車、整整一百天的時間與三萬公里的旅行，用兩顆十七吋輪框的軸距，丈量整片中國土地。
驕傲的使命
「唯有我經歷過的世界，它的存在才有意義。」
故事的源起，應當回到前年九月某個深沉的夜，由一段夢境帶來的虛寂說起。那是我在北京經歷的第二個金秋，漫天落葉紛飛，為北國捎來蒼黃的凋零。北京大學擁擠的四人間宿舍，是這二年來生活的地方，狹窄的空間裡，卻滿是對夢想憧憬的芬芳。而自己的夢，大概也是浸沐於如此滋潤下，直入沉沉的夜裡悄悄萌芽。
夢境，一堵灰黑色的水泥石牆聳立，牆面漆色斑剝透露出歲月的沉積，它的存在好似為了隔絕某種聯繫。而我，距離牆面五公尺，竭力奔向牆壁兩端無限伸延的盡頭，視野逐漸迷失在狂奔的速度當中。裡頭能稱得上色彩的，大概僅有黑白交染相錯時的幽灰，不比黑色純粹，也不似白色單一，幽灰的夢裡襯托出混沌的空靈。這場從頭到尾虛無的夢境，透露出內容空白的荒誕，似乎也凝結了目前的人生縮影。除了盲目地拔腿奔往未知的遠方，甚至對於牆後一無所知的世界，存在一種未曾經歷的恐懼。
醒於唇乾舌燥之後，我摸著幽暗的宿舍房沿，爬往床邊書桌找水。房門頂端，格網狀透氣孔間隙，廊燈疲乏微弱的光線依稀鑽了進來。它緩緩淌向書架二層，抹在那本包裹米黃色書皮，印著深紅色《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的文字。書角寫著作者埃內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他是醫學系學生、共產主義者、政治領袖、革命家。但這些身分，遠遠不及時代所賦予的鮮明標幟「理想分子」，法國哲學家沙特（Paul Sartre）口中「我們時代的完人」。
關於「理想」的談論，大概是任何一位青年心底最有力的號召，而理想於他身上的展現，幾乎等同於個人行為與意志本身。面對反對者質疑，他曾這麼說道：「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甚至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回答一千零一遍。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世上真能有「完美的人」嗎？時代精神，真能僅憑個人意志引領嗎？這或許是過去十年裡，存於心底最深刻的疑問。
沉寂的四周，僅存室友偶爾發出的鼾聲。我用帶著睡意的指尖，熟稔地喚醒架上的「日記」。舉止盡可能小心翼翼，不僅擔心驚擾旁人好夢，更牽掛著書本裡，正在環遊拉丁美洲的主人翁。
他正著手計畫自己的環遊旅行嗎？正帶著濃厚綿密的憂傷，與家人們相互道別嗎？還是，與他的旅途夥伴阿爾貝托，在翻越山嶺的路途上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又或者，正在整趟旅行中給予最大衝擊的痲瘋病院裡，進行著醫學系學生行醫治病的本分。或許，我也同無數青年與格瓦拉一樣，始終對理想抱有堅持，也對夢想富含渴望；甚至，對未曾親身經歷的世界充滿好奇、探索與欲望。而夢想的豐滿與現實的骨感，總在此消彼長、不斷撕扯中拉鋸。
當日後切‧格瓦拉完成革命理想，再度投身於那場令他喪命的玻利維亞民族解放運動時，所記錄下的一字一句，思想體現更加成熟、筆鋒力量更為流暢。但我仍舊鍾愛他在摩托車日記裡，記錄下僅屬於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長過程，一種參雜稚嫩陣痛與追根究柢的質疑；一種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首次最為純粹的交織、建構，再經歷一連串崩塌的過程。最終，遺留下幾道深深沉澱的疤痕以後，真正由男孩成為男人的蛻變痕跡。
我擰轉桌上的黑色檯燈，橙白色微弱光線在漆黑的房間裡渲染開來。幾秒間的光盲幻逝，我再度掀翻書本首章泛黃的紙頁。一段樸實無華，卻也深刻動人的文字敘述，映入眼底：「這不是一個英雄的傳奇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憤世嫉俗者的敘述。這是兩個生命的短暫交會，是兩個懷著相似希望與夢想的生命的一段共同歷程。」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也曾令我幻想獨自一人跨上摩托車，走在一九五一年格瓦拉的環遊之路，馳騁在拉丁美洲廣袤的土地上。一位摯友、一輛摩托車、一次漫長的旅行、一場充斥激情的革命，幾乎填滿所有二十歲青年心裡那份無處安放的熱情；在每個懷抱理想的青春歲月，關於世界的樣貌，應當盡滿所有美好期待。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對抗現實任何不公義的鬥爭，為之奉獻一顆純潔而鮮紅的心臟，基於內心崇高理念作出的選擇，這是永存於崩壞世代裡，最值得驕傲的偏執。
凌晨時分，窗外微風徐徐，透過窗簾散漫進北京這座城市的獨有氣息。北方空氣不同於南方溫潤，乾燥凜冽的北風，夾雜著一股濃厚的煙硝味兒。當我望向桌上那只顏色略微淺褪的深褐色皮革腕錶，黑色消光的玻璃鏡面底下，長短指針已停留在清晨的五時一刻。
指針的實體，刻劃出時間的虛幻本質，而手裡捧著「日記」與甦醒後的唇乾舌燥，重新將我拉回當下的現實。翻開書頁下一行，寫道：「寫這些日記的人，再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離我們而遠去。我，重新整理和潤色這些日記的人，早已不再是當年的那個我。」一場自我放逐式的摩托車旅行，足以改變對一切事物的看法，重塑對世界的認識與內在價值。藉由實際走一遭這種直接而細膩的方式，在腳底下這片土地踏上深刻烙印，如果世上任何一種形式的存在，不曾與之產生牽絆與聯繫的共鳴，那它的存在便也毫無意義。
人的精神核心來自新的經驗與體驗，意義的賦予，最後則歸於內心渴望與源源不絕的好奇。一九五一年，當格瓦拉跨上那輛Norton 500摩托車，展開漫長的拉丁美洲穿越之旅。他目光所及盡是人們生活中的沉重與苦痛，感受的是財閥的壓迫與剝削，觸動心底的是人們渾然天成的樂觀及純樸，震撼的是古印加文明過去的輝煌與如今數不盡的滄桑。而經歷一甲子漫長的時間維度，橫跨太平洋來到世界的彼端，著眼於世界人口最多、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又將看見什麼樣的景色？五千年文化的歷史底蘊？紅色革命理想的實踐？或是，至今仍舊隨處彌漫充斥著，人性的墮落與貪婪？
在電影《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裡，同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Christopher面對大海時這麼說道：「我知道在生活中並不一定要堅強，但重要的是能夠堅強並且能夠感到堅強。」大約半年多前，我因為家族遺傳性疾病被醫院診斷出腎臟患有惡性腫瘤，或許，十多年來漫長的準備與等待，早就足以應付醫師對於病情略顯刻意的輕鬆描述。步出診間之時，內心倒也因此感到舒坦寬適，彷彿從長久以來的盲目與未知中，獲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命運的催促，似乎讓自己對生命產生一種更為迫切的把握，從而加速推動手中「摩托車環遊中國」的旅行計畫，而不是作為原先給自己碩士班畢業的獎勵。或許，如今回頭看待這趟旅行裡的冒險成分，從跨上摩托車踏出的第一步開始，就早已決定以這種方式展現面對生活的勇氣。
猶然記得出發的前一天夜裡，我在日記裡寫道：「雖然這是一個連自己都感到無比荒唐的想法，但任何意義及其延伸的可能，都始於一種看似不切實際的執著。面對即將展開的摩托車環中國之旅，能夠獲得怎樣的回報，只有當自己踏入終點的那一刻，才是具體真實的獲得、體會。而這個過程的失與得，在最終付諸實踐的當下，似乎也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我夢想在極其有限的生命裡，騎著摩托車遊覽世界各地，成為一個比任何人都認真生活的人，哪怕這個過程勢必將是如此短暫。然後，向這個世界宣示一條這樣的訊息：『我們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任何的原因與羈絆，都不足以成為逃避追求的理由，因為唯有經歷，才能真正確認關於它的真實存在』。」
一個人、一輛摩托車、整整一百天的時間與三萬公里的騎行，用兩顆十七吋輪框的軸距，丈量整片中國土地。我計畫走過中國、俄羅斯邊境最東端的城市――撫遠，與最北端的極光之地――漠河，一路向西前往最西端的中國、吉爾吉斯坦口岸―― 伊爾克什坦，再去往國境之南――三亞。在這段為期三個多月的旅行計畫裡，穿越中國面積最大的塔克拉瑪干沙漠、翻越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體驗令人脫水的四十五度高溫、挺過零度以下的高原嚴寒；在內蒙古草原享受與牧民們共同奔馳的歡愉、在海南島感受原始海洋的自然衝擊、在沙漠中欣賞日出日落的軌跡，與戈壁灘上布滿頂空的遙遙星際。
輕輕闔上手中米黃色書頁的日記，遠眺清晨窗外的北京，在地平線遙遠彼端的盡頭裡，射出一道略帶漸層的金黃色曙光。晨曦的背後，如此柔和、緩慢，連結著令我嚮往的遠方。將摩托車日記重新塞回那狹小書架的細縫，我並不清楚究竟是哪一本書抑或哪一個人，曾經明確地指引著這位二十三歲青年內心的熱情，但所有事件背後絕對都隱藏著一條只屬於它的宿命。如今，執起那支靜靜躺臥在抽屜裡滿溢鮮紅色墨水的筆。起程，由我來寫下這段，屬於自己的摩托車日記。
作者簡介｜尤文瀚
1989年生，台灣宜蘭人。熱愛文學與旅行，足跡遍布亞洲。
20歲起，深受切．格瓦拉的影響，堅信「面對現實，忠於理想」的生活準則。
2013年，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畢業。
2014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所就讀。
2015年，獨自徒步穿越內蒙古庫布其沙漠。
2016年，醫院診斷出罹患家族遺傳性腎癌，他決定展開為期一百天、三萬公里的摩托車環遊中國旅行。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平裝本《夢想，在路上：一輛摩托車，100天，3萬公里，一場探索中國四極地的青春長征，一次與自我對話的革命之旅》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