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姜渝生沒有提到的是顧重光和我的兄弟關係，而我們同時也是俞大綱的近身書僮，我倆之與《草原》諸君投契恐怕就講的是另一個，生身體驗殊途同歸地向民間社會回首的「俞大綱時代精神」的另外一個故事吧！
就在俞大綱接受《草原》雜誌第二期訪問，為民俗藝術建言的前後，他除了身教之外，也沒有忘記言教。
他寫的〈談論梅蘭芳、程硯秋對戲曲音樂的藝術造詣〉長文，似乎是跟郭小莊上課的腳本，也是跟王仁璐少年在叔父家經驗做驗證的對話。
但，偏偏由於他對平劇的熱愛與認真，在看了大鵬劇團演出的《南寧公主》之後，俞大綱萬萬沒有忘記言教地寫道：
「看了大鵬劇團演出的《南寧公主》之後，心頭擔荷著說不出的積壓，像窗外，撩撥不去的秋陰。」
他知道為了平劇的認受性，他絕不能護短，遂在按捺不住之下為文痛批，文章要點如下：
一、「反人性」的內容；
二、停留在「說故事」階段的編劇技巧；
三、關於音樂設計的犯錯與毛病；
四、忽略了詩劇的本質；
在最後五、沈痛的致言，他寫道：
「我以沈痛的心情寫這篇偏於理論的批判文字，只是站在一個喜愛中國戲劇者的立場，盡一份『言責』，毫無惡意的動機⋯⋯我的責人，也是我的自責。」
當然，俞大綱絕不是什麼小鼻子小眼睛、固步自封的「國族主義者」，在一連串觀看日本電影的評論文章中，他談一個中國觀眾看日片『怪談』的體驗，看出了其中中國民間傳說濃郁的人情味十分的顯著，也對導演小林正樹的手法甚為讚揚。
至於他寫〈從紅鬍子看黑澤明〉，在他同意黑澤明的美國友人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向黑澤明說的：《紅鬍子》是黑澤明人道主義的例證之說後，指出了黑澤明之蒙受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影響的事實，文章似乎是有意無意地響應了陳映真〈老掉牙的人道主義〉一文中的議論與情愫？！
更加有趣的是他的〈青年的光與力——陳耀圻的電影製作「上山」和「豐田工區」〉那篇文章。
首先他用詩筆寫了幾乎是神人的三個青年：
三位藝術學校的青年同學，黃永松(男)、牟敦芾(男)、黃貴蓉(女)，從煩囂的台北市坐火車到竹東，轉搭公共汽車到五指山腳。步行上山，在五指山廟住了兩晚。連綿的山雨一直伴著他們，卻沒有困擾他們。第三天，他們破雨、穿雲，爬上五指山最高主峰。
再沒有任何事物擠壓他們，頭頂上浮著一片晴明，腳下是無邊際的雲海，鋪展溫柔和繾綣。他們倚松靠石、席地而坐，眼光白茫茫，白茫茫得環繞他們的雲海。四周一切靜止，只有風聲，黃貴蓉把右腿擱在弓著的左腿上，輕輕的上下擺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