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運動自2017年10月溫斯坦事件開始至今，全球風起雲湧，世界各地曾遭受性騷擾或性暴力的受害者紛紛在網上公開自己的經歷，甚至走上街頭捍衛性別平等的權利。在儒家保守思想與父權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背景下，南韓女性竟也隨著國際的步伐展開了屬於她們的抗爭，為自己爭取正義和應得的權利。但南韓通往性別平等之路真的就此步上坦途嗎？抑或僅僅是全球風潮下的曇花一現？
「女權主義」竟是貶義詞？因手機殼被炮轟的孫娜恩
時代正在改變，一度被加害人甚至整個社會強壓掩蓋的性騷擾及性侵指控，反噬了表面風光卻行經齷齪的男性掌權者。那些曾經被不平等社會規範而牢牢束縛、被迫噤聲的南韓女性，現在皆挺身而出，為自己發聲，但那些揭露自己遭受性侵與性暴力傷害的女性，也依舊面對被旁觀者嘲笑與質疑的風險。
但是，在這個普遍將「女權主義」視為貶義詞的國家，女權與性別平等意識確實受到極大壓抑。韓國女團Apink成員孫娜恩上個月在個人Instagram分享個人生活照，卻因手機殼上印有「Girls can do anything」（女生能做到任何事）竟被大批網友炮轟，斥責她是「女權主義者」、「宣傳女權主義」，迫使孫娜恩刪文滅火。
南韓的「徐智賢效應」：社會菁英敢，我為何不敢？
社會無法通過揠苗助長的方式來改變。雖然南韓社會還是存在不利於女性地位與權利的傳統價值觀，我們卻在2018年看見了許多南韓女性願意冒著被千夫所指的風險，踏出了改變的第一步。這位首先邁開腳步，讓女權之聲破繭而出的女性，就是檢察官徐智賢。今年1月，曾在首爾北部地方檢察廳工作的徐智賢公開了自己曾遭法務部官員安泰根性騷擾的經歷，指控安泰根在2010年的一場葬禮上非禮她，然而安泰根卻辯稱不記得此事。
徐智賢的公開指控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迴響，檢察官在南韓當然是社會菁英，不少女性從徐智賢的行為中獲得啟發：如果這樣的事情可以發生在她身上，而她竟也願意說出口，那為什麼我不能呢？因此，短短數週內，數百人也加入了#MeToo的行列。
問題在社會氛圍：性別不同，待遇也跟著不同
在南韓政壇備受矚目、一度被視為下屆總統候選人的安熙正，因為性侵女秘書而斷送了其政治生涯；詩歌作品曾被納入韓國中小學教科書、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被稱為「韓國詩壇巨匠」的高銀，因為被揭發多次對其他女詩人以及女編輯進行性騷擾行為，因此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得主、著名電影導演金基德因為女演員出面指控其強姦未遂，因此新電影的上映遙遙無期......這些，都僅是較為世人所知的案例。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究竟問題出在哪裡？若從南韓兩性的工資差異也許可以看出端倪。在南韓，女性的工資只有男性的63%。這讓南韓成為29個已開發國家中，薪資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玻璃天花板指數」中，也將南韓列為女性職員待遇最差的已開發國家。此外，根據《福布斯》（Forbes）統計，南韓職場中極少有女性位居權力關鍵職位，因為她們僅佔董事會議席中的2％。
在南韓《中央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對職場風氣也有這樣的解釋：「那些擁有掌控權的人相信並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剛進入大公司工作的年輕職員被鼓勵去參加工作後的酒局，因為認為可以幫助擴展交際圈以及提升被升遷的機會。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乎每位女性曾遭受上司的非禮對待：把手放在她們膝蓋上、掀她們裙子、詢問她們是否願意一起留宿酒店，甚至還有老闆猥瑣地拍了女職員裙子被撩起的照片。然而，這僅僅是冰山一角。
和平示威能推翻總統，南韓能否用同樣方式改變陋習？
今年稍早在首爾市中心的一場「#MeToo」抗議活動中，193名女性輪流站在麥克風前，2018分鐘不間斷地闡述她們遭受性騷擾的經歷。一位受害女性在集會中娓娓道來，「長達10年，我父親對我進行性虐待和一切難以啟齒的事情，而我的母親一直都知道卻從不阻止他。直到我18歲時，她才要求我父親停止這項行為，原因是我必須全新準備高考。我想趁這個機會給我女兒讀一封信。」
「我的女兒，我希望你永遠都不要經歷我所經歷過的痛苦。當時的我太年輕，所以在痛苦和絕望之中，拼命嘗試告訴世界我正經歷的種種......但是大家卻說那是可恥的事情，並且逼迫我保持沈默。」
這次的活動在首爾光化門廣場舉行，也就是去年舉行大規模倒朴槿惠燭光和平示威的地點。當時有約1700萬南韓公民參與和平示威，他們深知示威的力量，因為他們親眼見證它推翻了高高在上的總統。但它有力量改變整個文化嗎？
「老男孩網路」系統必須被糾正
南韓政府表示，目前正計劃擴大法律範圍以限制基於權力位置差異而產生的性侵案件。韓國女性家族部部長鄭鉉栢曾在3月19日表示，政府正積極推進修改刑法，讓在未徵得當事人同意情況下發生的性關係，也能以「性侵罪」相繩。此外，政府承諾建立一個讓受害者匿名舉報性虐待事件的程序。而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受害女性皆使用名為「Blind」的手機軟體來匿名舉報案件。該公司表示，公司曾有一度每天都收到約500則舉報。
不過，總統文在寅在一場「#MeToo」集會上發表談話時指出，南韓無法單靠法律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文化與態度」。梨花女子大學社會學教授李菊姬認同總統的這一項說法，「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改變企業文化。韓國企業文化的特點是它由老男孩網絡所建構，是個非常封閉且親密的社交圈子。他們已經把女性和與他們相斥的聲音都排除在管理之外了。這必須獲得糾正」。
「老男孩網路」指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系統。這個系統相信人們會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幫助那些和他們去過同一所學校或大學的人，或者擁有類似社會背景的人。而這情況在南韓十分常見。
現代女性更為自信 敢於挑戰傳統
李教授認為，新世代會為現況帶來突破，「對於年輕女性來說，面對或挑戰掌權的年長男人並不容易，但我認為，這一代年輕女性受過良好的教育、更加自信，而且她們不想一昧遵守老一代食古不化的做事方式，所以我在那裡看到一絲希望」。
韓國女性表現出的新力量並非受到所有人的歡迎，有人形容它是「憎恨男人的行為」，有著更認為這是一場獵巫行動。但在南韓社會有一群抱持堅定決心的人，特別是南韓的年輕人，他們抱著一股決心，要改變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思想觀念，並打破這支撐起整個父權社會的支柱。
來自南韓大邱的大學生全秀珍（23歲）表示，「雖然情況正在改善，但目前女性在職場上仍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缺少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意見的空間。因此我非常支持這項推動女權的運動！」但她也表示，每件事情都有正反兩面，並提到了演員趙珉基的自殺事件，「我認為他犯了錯（對女大學生進行性騷擾），卻也覺得媒體的大肆宣傳以及網路公審將他逐步推向死亡」，認為在爭取權益及正義的同時，應該要尊重司法程序，由執法單位來宣判犯人應得的罪行，避免出現網路霸凌或網路公審的情況，以免造成更大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