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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年輕人竟以為蔣介石、蔣經國是同一人!她以電影濃縮台灣30年 道出不能遺忘的痛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談她拍攝過程的心路歷程。(陳明仁攝)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談她拍攝過程的心路歷程。(陳明仁攝)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什麼不看自己社會跟社會歷史有關的劇呢?」畢業於台大政治系、年近40才轉行拍電影,新銳導演宋欣穎以電影《幸福路上》女主角林淑琪的人生,濃縮30年來台灣人從戒嚴一路走來的記憶,說台語要罰錢、會因為讀一本書被特務抓走的時代,就這樣被封存下來。

有人抨擊宋欣穎「過去的就過去了,為何要一直談戒嚴」,甚至有網友看過影評後私訊罵她「綠蛆」,但她仍堅持拍:「一個社會要有強烈的共同記憶,那個共同記憶就是共同價值的來源,可是我們沒有……我們把威權打破,但不表示威權該被忘記,他應該要被記得。」

沒有記憶就不會知道自己是誰,宋欣穎道出滿滿憂心,例如她身邊20歲的年輕人竟問她:「蔣經國跟蔣中正不是同一個人嗎?」那些歷史的傷痕正在被遺忘,她希望用電影讓大家記得。

不會講國語的爸爸從英雄變「狗熊」 她拍下「禁說台語」六年級記憶

出生於戒嚴時期的社子島、生長於新莊工人家庭,宋欣穎靠一路苦讀攻進北一女、台大,工作幾年存了前以後又陸續赴日本、美國攻讀電影,年近40才開始導演夢。她說起話來很溫柔,或許是因為長年國外生活經驗,講話時不時穿插英、日語──但,沒有台語。

明明出生於一個講台語的家庭,卻不太講,這不只是宋欣穎個人的困惑,也是六年級生走過戒嚴時期「禁說方言,說台語要罰錢」的共同經歷

「作為一個台灣人,有一天意識到我跟爸爸媽媽用不同語言在溝通,好像我在美國看到的移民家庭,阿文表哥在美國講台語,小孩聽不懂就講英文。我媽講太難的台語我也聽不懂,表弟也不會講台語,要靠我們翻譯……」

而在電影《幸福路上》,出生於1975年的女主角林淑琪,上學第一天看著沙發的圖片、回答老師「膨椅(phòng-í)」卻被糾正,放學回家後考爸爸國語,爸爸不會講,媽媽就笑:「不然妳帶爸爸去讀書啦,看他會不會講國語。」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打狗英雄的爸爸,就這樣成為了狗熊。」林淑琪越是長大,就和爸爸越疏遠(傳影互動提供)

「打狗英雄的爸爸,就這樣成為了狗熊。」林淑琪在電影裡這麼說。她越是長大就和爸爸越疏遠,也很討厭他看「豬哥亮歌廳秀」,還會罵爸爸:「你不要一直看豬哥亮,很沒水準耶!」

宋欣穎說,她拍這些並不是要控訴什麼,只是想反省台灣人為何會有「瞧不起自己父母」這種狀況:「我們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我並沒有要控訴他,我只是要講,我會不會在這過程因此瞧不起我的父母?成長過程有時候就是會瞧不起我們的父母、瞧不起台灣,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是我們的錯……」

擔憂年輕人分不清蔣經國與蔣介石 傷痛威權歷史正在被遺忘

《幸福路上》記下的不只國語運動而已,還有小學生們讀課本立志「學蔣公看魚兒力爭上游」、看一本禁書都可能被特務帶走、也不能批判政府的戒嚴記憶。

例如,女主角林淑琪聽完阿文表哥因為和同學組讀書會、「被警察請去喝茶」的經歷後,在課堂上唸了一個「住在禁止讀書世界的王子」的故事,老師下課後問林淑琪:「這故是哪裡聽來的?」

「我大表哥的故事!」林淑琪很興奮地回答,老師卻盯著她,緩緩說:「以後不要再講這故事,我是為妳好。」

這句「我是為妳好」是由宋欣穎配音的,有朋友問她為什麼配音不兇一點,宋欣穎說:「我想,我身為一個老師,是真的為她好。」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年代,林淑琪談論表哥的故事確實是敏感之敏感、禁忌之禁忌,宋欣穎認為老師是真心為了林淑琪好,也是無可奈何。

20171214-《幸福路上》宋欣穎專訪。(陳明仁攝)
走過戒嚴的台灣人都有各自的無奈,那些記憶都深刻地刻在宋欣穎心上(陳明仁攝)

走過戒嚴的台灣人都有各自的無奈,那些記憶都深刻地刻在宋欣穎心上,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她發現這些事竟漸漸被台灣人淡忘:「我們的動畫師大多25歲以下,他們搞不清楚蔣中正跟蔣經國是不一樣的人,也不知道吳鳳的傳說,40歲分鏡師說他以為要姓『蔣』才能當總統!」

「一個社會要有強烈的共同記憶,那個共同記憶就是共同價值的來源,可是我們沒有!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有些創作就做不下去,我們把威權打破了,但不表示威權該被忘記,他應該要被記得。我們可以不認同威權或神話,但他應該要被記得。」

一連講了兩次「應該要被記得」,宋欣穎對於記憶被遺忘這件事相當焦慮,也因此才會在第一部作品《幸福路上》就以台灣歷史為題材:

「記憶會影響你怎麼看待你的人生、你怎麼詮釋你們自己的處境,我的上一代他們不想記得,只想要賺錢,台灣整個媒體是很浮躁的,這個斷裂很可怕,會無法推動文化進展跟文創的產生……」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何不看自己歷史的劇?」

如今若再提起戒嚴記憶,有些人會說「過去就過去了,有什麼好講」,甚至看完《幸福路上》影評以後找上宋欣穎個人臉書、痛罵她「綠蛆」,對此宋欣穎說,她無法理解那是怎樣的心態:

「會講不提的就是不想要有記憶,可是這些事情都很深刻地在我的記憶裡頭,我要講一個跟自己有關的故事。為什麼日本有、韓國有、美國有我們沒有?」

宋欣穎先談韓國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對光州事件的反省,又說日本晨間劇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描繪小人物在大時代掙扎求生的身姿。當戰事來臨,主角含淚目送家人上戰場,最後收到一紙陣亡通知、一個裝骨灰的匣子,這樣的情節在晨間劇裡沒少過。

明明終戰已逾70年,日本人仍一直反省錯誤的歷史、傳遞反戰思想,宋欣穎相當喜歡這樣的晨間劇,也說《幸福路上》就是類似晨間劇的敘事手法,用林淑琪這個小人物來談大時代。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什麼不看跟自己社會、自己歷史有關的劇呢?」宋欣穎說,人的故事跟歷史是分不開的,人一定會在歷史裡,若台灣缺乏共同記憶、連過去幾十年發生什麼事都不清楚,做戲劇難以產生共鳴。

「共同的記憶是一種永遠的鄉愁,他會很快讓觀眾連結到那時候我在幹嘛,那是我經歷過的時代、我經歷過的鄉愁,把觀眾的連結感叩出來。」宋欣穎說,這就是在戲劇帶入歷史的一大好處,有記憶的作品才能提供更深刻的感動。

《幸福路上》劇照(傳影互動提供)
《幸福路上》電影展現了「無論你是怎樣的人,愛你的家人永遠會歡迎你回去」這般溫暖(傳影互動提供)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戲劇講歷史太沉重,但宋欣穎說,這年頭網路上選擇很多,觀眾是會進化的,「如果你一再歌頌社會很美好,觀眾不一定買單」,《紙牌屋》的爆紅就是鐵證。

宋欣穎說,以歷史為題材也希望發掘社會無奈的、殘酷的一面,再從中發掘出美好的價值,例如電影展現的「無論你是怎樣的人,愛你的家人永遠會歡迎你回去」這般溫暖。儘管去美國讀了電影,宋欣穎還是想回台灣以本土歷史記憶來創作,而《幸福路上》拍下的,就是正在被遺忘的一段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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