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文明根本沒辦法承認自己沒參加過的事，這時警總就拿個大型探照燈直射他、3天3夜不能睡──這樣刑求看似沒有肉體上的痛苦，但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精神逼到極限、失去對時間與空間的感受、不知道自己多久以後才能出去，許文明很快就招認了，沒參加也只能說自己有參加。
被判「感化教育」看起來好像很輕微，許啓超看到的卻不只是這樣──刑期部份雖然是被判「3年」，當時所有人都不確定是不是刑滿就可以出來、也有可能繼續關，許啓超小學時就知道父親有可能出不來。更讓許啓超難以想像的部份是「思想改造」，他直言，「搞不好比關在監獄還痛苦」。
感化教育雖然不必做勞務、但從睜開眼睛到閉眼就是一整天都在讀書寫文章，寢室跟軍營一樣整排通舖、起床與睡覺時間都被嚴格限制，不能寫信給家人，就連抽菸也不行、許啓超也是探視時偷偷夾帶菸進去的。看自己的書當然也不行，只能看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裡頭連報紙都沒有──「小時候可能比較不懂，但我長大以後有自己的思想，那個我真的沒辦法……除了控制你人身自由還控制思想，小時候比較感受不到，長大回想可能這比監獄還更折磨……」
「他不笑我也不笑，我開始笑是出社會工作以後…」丟工作遭取消教師資格、家庭氛圍一夕驟變 連叔叔、父親學生也遭牽連
許啓超曾經以為父親出不來了、會沒有家庭、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是被帶走就知道他可能出不來，不用等判刑，我們都了解審判根本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幸好當時叔叔嬸嬸都是教職人員，在叔叔接濟下要過日子有三餐都沒問題，直到父親「出來」前一天家人才知道他要回家了，但那時許啓超也想不到，「出來」更痛苦的開端。
問起童年對父親印象是什麼，許啓超說是個讀傳統中國書籍很嚴肅、還要嚴格教育孩子未來也當老師的人。雖然父親偶爾還是會跟孩子聊天說笑，但「出來」以後就整個人都不一樣了──父親臉上的笑容完全不剩，一整天就是心情鬱悶，很恨、非常恨這樣的政府，他一直一直一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平反希望復職，可想而知是沒有下文，他的恨更深。
原先的工作沒了、住的地方沒了、國民黨籍被撤銷開除，甚至連教師資格都被撤銷了、年資歸零，許啓超說父親最痛苦的大概就是重考教師資格那條路，甚至連重新考到教師資格以後也找不到一間學校要聘他、只能分發到偏遠小學去：「他沒有說人家『拒絕』他，但他說『都找不到』……他還是有些人脈關係、在教育局也有認識，他都找過了但都沒辦法，只好降級分發去小學。」
父親被逮捕、被關、回家後準備重考那段日子，家庭經濟當然受到不小影響、就算父親重新在小學任教收入也遠遠不同從前，許啓超說那時就算他年紀小也知道家裡狀況不好、家裡沒錢，「不敢開口跟我爸要錢買什麼買什麼，例如買冰、三餐以外的零食，衣服也很少買，那時候我爸也不會帶我出去玩……」即便父親重新找到工作以後慢慢開始偶爾會笑，父子分隔兩地、一個在北港讀書一個在海線台西的偏遠學校、一周只能見一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