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從BBC辭職是在70年前，他工卡上的員工編號：9889，本名埃里克·布萊厄（Eric Blair），1941年入職時是遠東科的節目助理，1943年離職時是印度科製作人。
70年後，2017年11月7日，他的前僱主BBC在新建的總部大樓前為他立了一尊雕像。
奧威爾寫過兩本傳世名著：《1984》（1984）和《動物農莊》（Animal Farm）。也正是這兩部精煉的寓言式政治諷刺作品使他聞名全球。
冷戰期間，奧威爾作品常被視為反蘇、反共，在前蘇聯陣營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遭封殺。
《1984》的簡體中文版1985年才作為「內部讀物」在中國出版發行。
「假如自由真有什麼意義，那應該就是指把人們不想聽的說給他們聽。」
這句話刻在BBC大樓前奧威爾銅像的底座上，是從他為《動物農莊》寫的前言裏摘錄的。
BBC歷史頻道主編羅伯特·希特（Robert Seatter）說，這段話為BBC設置了一個高標準，鞭策BBC要無愧於奧威爾在敘事清晰和揭示真相方面的高水凖。
這一點其實適用於整個新聞行業。
BBC經過斟酌最終同意在樓前豎奧威爾銅像，主要考慮之一是，奧威爾作為新聞界最優典範傲然佇立於世，特別是在當下假新聞泛濫時代，更有現實意義。
奧威爾在BBC時，職責包括為鼓舞盟軍士氣寫戰爭新聞提要，同時做英語語言、藝術和文化題材的教育清談節目。他就職時就聲明不會為一份薪水犧牲自己的職業原則。
總體而言，他對自己在BBC的從業經歷評估是褒貶混雜的。在辭職信裏，他這麼表述：「我很清楚，自己是在無效的工作上浪費自己的時間和公共的錢財。」
同一封信裏，他對自己在BBC受到的待遇不乏讚賞：「我之所以離職並非因為對BBC政策有異議，更不是因為有任何不滿或抱怨。相反，我感到在BBC的這段時間受到的待遇極為慷慨，被允許享有極大的自由度。」
他還補充道：「我從來沒有被迫在播音的時候說我私下不會說的違心之辭。」
離開BBC後，奧威爾到工黨的《論壇報》（Tribune）當編輯，兩年後辭職。
愛恨交織
希特認為， 從奧威爾在小說《1984》裏對真理部的描寫來看，在BBC廣播大樓裏的日日夜夜給他留下了相當不爽的印象；另一方面，《動物農莊》及《1984》風格之流暢和表述之有力，在BBC的歷練也功不可沒。
給奧威爾在BBC樓前立塑像，最初是已故議員本·維泰克（Ben Whitaker）的主意——奧威爾是他少年時代的英雄偶像，他的一個心願就是讓更多人了解奧威爾其人和他的文學成就。因此開始為鑄像籌資。
維泰克2014年去世後，他的遺孀接手這個項目，他們的養子理查德·布萊厄也全力支持。給名人塑像不難，繁瑣的是找到安置塑像的公共場所並申請許可。
BBC最終同意讓奧威爾「回家」。
BBC時政節目主持人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奧威爾對真理的信念直截了當、堅不可摧、令人膽顫。他始終在自我批評，也始終在要求讀者認真辨別真偽。在假新聞盛行的時代，現在真令人油然而升奧威爾時代之感。我認為他在敦促我們更勤力地去揭示，同時對批評持更開放的態度。」
典型英國人
奧威爾有一句話「……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政治寫作變成一種藝術」。
《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是奧威爾的傳世傑作
這一點他做到了。
他政治上屬於左翼自由派，正統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反對共產黨，也反理論化。
他還是英國的獨立工黨黨員時就揚言「任何作家都不可能是某個政黨的忠實黨員」。
奧威爾是個典型英國人，熱愛鄉村，痛恨社會不公，同情窮苦大眾，直言不諱。但這種"英國範"不是上層精英式的，而屬於英國傳統中激進、變革的那一支。
他的寫作風格平實，生活儉樸，跟他筆下的普通民眾渾然一體，更接近狄更斯和現在的後現實主義。
他跟當時的「獲取型社會」（相當於現在的「消費型社會」）現實格格不入，伊頓公學畢業，但蔑視建制權貴。
這個「怪胎」1903年出生在印度，父親在英國鴉片局任職。他3歲時隨母親到英國。他對自己家庭的定位是「中產上層的下層」，不無譏諷，意思是「沒錢的中產上層」。
他憑獎學金進入貴族學校伊頓公學，在那裏開始顯露反叛特性。他的同學大部分進了劍橋大學，但他選擇去緬甸當警察 。在殖民地當警察，屬於帝國公務員體制裏的二等公民。
奧威爾1950年病故，享年46歲。
他在那裏當了5年差，1927年辭職，部分原因是實在無法忍受英國人在緬甸的傲慢、狹隘和冷漠。這些經歷和感受在他1935年出版的小說《緬甸歲月》中清晰可見。
回到英國，奧威爾開始長達4年的流浪，輾轉英國和歐洲大陸，在酒店餐廳洗碗、在碼頭當搬運工、在書店賣書，在學校當教師。他在伊頓公學形成的貴族口音和英國知識階層身份使他在底層謀生也多磨難。這段經歷加深了他對社會不公的切身體會，對權貴的憎恨。
這些經歷和感受在《巴黎與倫敦落魄記》（1933）書中有詳細記錄。
1927-1934年，他很可能稱自己是個人主義者，了解社會主義者對階級剝削的觀點，但那時他還不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那要到1935年。
落魄、磨難
1936年，反映下層工人生活狀況的紀實文學《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發表。在書的最後一章，他公開聲明自己接受了社會主義信仰，同時對許多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表達了輕蔑。那些人，他寫道，對「蘇維埃威力的迷思」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走火入魔，以至於喪失了對自由的關懷傳統，完全不了解勞動階層的本質。
那一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經獨立工黨安排，到西班牙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與佛朗哥政權作戰。在受傷治療期間，他經歷了共產國際領導的國際縱隊的殘酷內部清洗。奧威爾夫婦被視為「托派分子」遭監控和追殺。
這段經歷堅定了他對史達林式極權主義的憎恨、對「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信念。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是他對西班牙經歷的回顧，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威爾脫離獨立工黨，反戰立場逆轉，毅然報名參軍，試圖從鋪天蓋地的民族主義大潮裏拯救愛國主義。因為身患結核，參軍不成，輾轉到BBC任職兩年，然後去《論壇報》當文學編輯。
1945年，他辭去《論壇報》編輯的職務，任職隨軍記者赴歐洲大陸，直到納粹德國潰敗。
戰後出版的《動物農莊》（1945）和《一九八四》（1949）是奧威爾的傑作。他借這兩部作品以荒誕、諷刺和強硬的方式發出警告：如果放任為了權力而追逐權力，結果就會像作品展示的那樣。
1950年1月，奧威爾因肺結核不治，在倫敦大學附屬醫院去世。他生前希望看到從戰後廢墟中升起的「共和國」成為泡影，他所稱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連雛形都沒見到，而他當時在報紙專欄上首創的概念詞「冷戰」和「歐洲合眾國」已經證實十分有遠見。
冷戰結束了，歐洲政經一體化則反反覆覆，現在又因為英國退出歐盟而處於重大轉折點。
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資料，奧威爾曾被懷疑是共產主義分子，1929年起一直到1950年去世，都處於英國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科的監視下。
在他之後，許多作家和專欄作者嘗試模仿他，但很少有成功的。 這主要因為在奧威爾的文字背後是一整套獨特和奇異的經歷，現在很少有人能夠或者願意去體驗。
但是，奧威爾的影響多年來只增不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