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一項被外界視為難解的國際議題，我曾在先前撰寫的〈聖殿山爭議的脈絡梳理：第三聖殿運動與巴勒斯坦當前的現實困境〉一文中提到，幾周前耶路撒冷的衝突根源並非是單純的宗教爭議，而是起因於以色列的佔領。從1967年以色列透過戰爭佔領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the West Bank）與加薩走廊（Gaza Strip）三個區域後，巴勒斯坦問題經常成為國際關注焦點。特別這十年來，以色列在加薩發動三次大規模的空襲行動（2008-2009年、2012年、2014年），不僅佔據國際新聞頭條，更引起跨國性的示威遊行與譴責，這其中以BDS（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跨國草根運動最具規模與影響力。
BDS全名為「杯葛、撤資與制裁」，是一個跨國性的鬆散聯盟，在西歐、美國、拉丁美洲與南非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參與者來自工會、學生組織、教會與其他宗教團體。該運動的倡議最初來自巴勒斯坦人本身。有鑑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長期持續的佔領與壓迫，以及西方大國對巴人權利的忽視，170個巴勒斯坦民間團體於2005年7月9日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世界公民一同與巴人站在一起，結束以色列佔領所引發的種種不公義現象。
BDS運動的三大目標為，結束以色列佔領與拆除非法圍牆與屯墾區、承認以色列境內20%巴勒斯坦公民的平等權益、最後根據國際法規範，巴勒斯坦難民享有返鄉權。BDS運動針對的對象不僅是以色列政府，還包含協助以色列政府從事佔領活動的學術機構、商業組織與文化團體。為了達成這三大目標，BDS運動期盼透過杯葛、撤資與制裁三個層面的非暴力方式，一方面迫使這些支持以色列的團體不再支持以色列的佔領政策；另一方面則讓以色列政府感受壓力，最終歸還巴人應有權益。
BDS運動在杯葛、撤資與制裁這三個層面中，杯葛是目前做最好的一塊。許多教會、工會與大學學生組織投票決議杯葛以色列，呼籲其成員不要與支持以色列佔領的民間團體合作。在大學校園中，不少教授也簽署聯名聲援BDS運動，拒絕與以色列學術機構合作，其中以英國科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最受到媒體矚目。以撤資層面來看，多半集中在個人層次，不過在美國有一些教會已透過決議不再與以色列佔領有關的公司投資。至於制裁層面，因涉及國家主權行為，在當前國際政治結構中，歐洲大國不太可能透過軍事、外交與經濟制裁的方式懲罰以色列的佔領行徑。
這十年來，BDS運動在西方社會蓬勃發展甚至其影響力超越國界，這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有絕對直接的關係。特別隨者科技的日異月新，過去以色列「自衛」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一般人透過社群網絡或是另類媒體看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殘暴的一面。在這背景下，BDS運動倡導的非暴力方式自然容易得到許多人的認可與支持。然而，BDS運動距達到協助巴勒斯坦人結束以色列佔領的最終目標，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BDS運動有其內部局限性。多數參與BDS運動的團體與人士，在西方政治光譜屬於左派。左派人士相信公平正義的普及性原則，對於被壓迫者表達同情與支持，相信透過自下而上的群眾力量改變不公不義的現況。但對於右派或是保守派人士而言，BDS運動屬於左派人士的專利，不願與之共舞，甚至起而抵制。
其次，並不是每個關懷巴勒斯坦的人士皆認可BDS運動策略。例如長期撰文批判以色列的國際知名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去年接受半島電視台的專訪時表示，他認同BDS運動終結以色列佔領的訴求，但並不支持BDS的杯葛策略，特別在文化杯葛一事。他說：「假如你是社運人士，你必須要知道你的選擇會有什麼結果，而不是單純做這些事情讓自我感覺良好。」
與喬姆斯基同樣觀點的還有另一位學者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芬克爾斯坦與喬姆斯基一樣，以批判以色列為名，被以色列視為不受歡迎人物。但在2012年的一次專訪中，芬克爾斯坦表達對BDS運動的厭惡。他表示BDS運動是一種具有宗教性的狂熱崇拜（cult）。他「無法忍受那些許多裝模作樣、幼稚與愚蠢的左派人士」。他指出那些BDS運動的支持者不想真正解決問題，而是「誇大巴勒斯坦難民的數量」，並且「讓每個以色列人民感到恐懼」。
芬克爾斯坦的言論在聲援巴勒斯坦運動的圈子引起很大爭議，各種針對芬克爾斯坦的批判接踵而來。從此，芬克爾斯坦的看法不再受到聲援巴人者的重視。
BDS運動除了內部的局限性外，外部當然更受到以色列策略性的抵制。BDS運動雖然強調和平與非暴力的抵抗路線，但對於以色列而言，卻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威脅。以色列試圖妖魔化BDS運動，與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畫上等號。在西方，反猶主義是一件極為嚴重的指控。BDS運動為此花了許多精力辯駁，強調他們並不是從事反猶運動，而是反對以色列的佔領行為。事實上，以色列當局刻意刻意使用反猶主義，作為恐嚇異議人士的政治操弄工具。這在政治場域更為明顯。由於以色列遊說團體在英美兩國政治有一定的話語權，英美政治人物鮮少在公開場合中譴責以色列的佔領行為。去年英國工黨停權50位涉嫌反猶言論的黨員是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黨員是前倫敦市長利文司通（Ken Livingstone）。在美國政壇尤是如此。特別當以色列最有影響力的遊說團體「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召開年度大會時，美國絕大多數的參議員與眾議員主動向以色列表達友好與支持之意。
跨國性的BDS運動活躍的區域以西歐、美國、拉丁美洲與南非為主，在其他區域沒有建立實質根據地。以東亞為例，以色列在華人社會享有一定程度的聲譽，主流媒體三不五時報導以色列的高科技成就值得國人借鏡，或是宣傳到以色列旅遊，讓讀者有種回到聖經所提到的蜜與奶之地的美好想像。在學術層面，以中國來說，以色列一方面招待中國知名大學的師生到以色列觀光，另一方面又與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宣揚以色列的特長。品牌形象的建立是以色列對外宣傳的一個重點。深知以色列理念的猶太歷史學者伊蘭．帕北（Ilan Pappe）點出，以色列對外宣傳刻意避開與巴勒斯坦人的爭議，專門強調以色列的優勢，藉此博取外人的好感。
總結來說，巴勒斯坦聲援運動這幾年在西方公民社會的迅速發展，甚至成為公眾輿論討論的焦點，這與BDS運動持續不斷的努力有關。雖然BDS運動有許多局限性待克服，但該運動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成長，主要與巴勒斯坦人對外的呼喊有關。巴勒斯坦人至今仍沒有放棄爭取基本權利的願望，這個精神鼓舞許多西方左派人士。只要以色列不放棄對巴勒斯坦人的佔領，西方社會聲援巴勒斯坦的行動仍會不間斷的持續下去。
（作者為英國埃克塞特大學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中心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