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不義的歷史，不該成為眼不見為淨的灰燼，隱藏過去不代表是『好』的選擇……」今（12）日下午促轉會「彼時影，未來光」特展舉辦講座，邀請政大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談威權時期「加害人」應如何處置。林佳和曾承接促轉會研究案探討加害人體制，而今日，林佳和援引各國經驗分享，並強調唯有處理過去歷史才可能和解、才可能改善現有的人權問題：「如果對很多重大不公不義不處理、一瞬間變成充滿美好正義的國度，這是謊言。」
如何定義加害人？美國學者一席話引深思：大屠殺不只是希特勒造成的，是很多歐洲人幾百年來的夢想
要追究加害人，第一個問題就是：誰是加害人？林佳和說，某種程度上被害者算是好尋的，但加害人在哪就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林佳和回憶，當林宅血案、黨外人士林義雄家人遭殺害時他才國三，那時他的父親近乎崩潰哭喊：「我這輩子一定不會看到林宅血案的真相，不會知道誰是凶手。」隔一年又發生陳文成命案，林父又崩潰一次，林佳和嘆：「我這輩子看到父親哭兩次，就這兩次。」
林父生前一直說自己這輩子不知道能否看到真相，林佳和說，父親是在2019年過世的，當然沒機會看到真相。即便幾年前林佳和告訴父親「應該有機會」，但那時父親已經失智了，他也聽不懂林佳和在說什麼，可能前5分鐘說他弟弟、又說是鄰居，連兒子都不認得，「我跟他講，他已經聽不懂了……他當然沒能看到真相，如同今天台灣社會一樣。」
談起「誰是加害人」一題，林佳和談起1990年代美國學者Daniel J. Goldhagen著作《希特勒自願的劊子手：一般德國人的納粹大屠殺》，Goldhagen清晰點出：大屠殺不只是希特勒造成的，是很多歐洲人幾百年來的夢想。另一本書《鄰人》則是談納粹佔領波蘭小鎮後駭人聽聞的屠殺事件，鎮上一半的人殺了另一半的人、把自己的鄰居殺了，所有人把根深柢固的、不知怎麼解釋的、各式各樣的成見，在納粹佔領波蘭後，終於釋放了他們「殺鄰居」的熱衷渴望。
回到台灣，林佳和說也許台灣在威權時期並沒有那麼「戲劇化」，大屠殺未必到歐洲人這樣斬殺鄰居的程度，問題是，「加害人」真的只有那些眾人耳熟能詳的獨裁者嗎？事實上加害人可大可小，因此台灣人必須思索：到底台灣人理解的「加害人」是什麼？而處理不同的加害人，也會有不同的方式。
關於該如何定義「加害人」，林佳和強調，不會只有獨裁者，問題是在「共犯結構」中如何抓出人們意識上的加害人、制度上必須處理的加害人，也應思考制度選擇如何處理。
至於定義，林佳和提供國際對「國家體系不法」定義：屠殺、失蹤、刑求、暗殺、恣意逮捕、驅逐、誘拐、種族攻擊、歧視、故意搗毀住宅與土地、性侵與其他對女性之殘酷暴行，來自過去的壓制性政權，由武裝之民兵、軍人、警察或其他不法政權之機關成員，在體制更迭前所為──以上行為的行為人就是加害人。
至於台灣定義，林佳和認為促轉會「不義遺址」定義可供參考：鎮壓、強迫失蹤、法外處決、強制勞動、強制思想改造及其他侵害人權事件之場所；透過行政司法軍隊警察情治及其他體制系統，實施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或侵害人權行為之逮捕、拘禁、強暴、偵訊、審理、裁定判決、拘役、感化感訓、槍決、埋葬之場所──以上定義若把「場所」換成「行為人」，就幾乎與各國對加害人定義相符，林佳合認為這可以成為一個出發點，作為法律體制下可以處理的加害人描繪。
林佳和強調，各國處理威權時期經驗不會有單一模式，然而就1947年歐洲開展的「去納粹化」經驗，當時試圖公平判斷每個國民應負責任，對加害體制劃出「同心圓」──「主犯」即紐倫堡大審受審者、讓大屠殺產生的納粹高階成員，「從犯」則為納粹軍官、受益者等，此外還有一圈為「追隨者」，並無受到任何處理，美國福特汽車老闆亨利‧福特，希特勒收到的最大禮物就是福特送的，當時福特非常崇拜希特勒，認為希特勒已實現其想要的理想世界。
關於「從犯」，林佳和補充，1951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呂特判決」是一典型，幫納粹拍歧視電影的人在戰後更活躍、成了大導演，當時有公務員發起杯葛、拒播電影，導演跑去申請假處分，呂特的行動者便是典型「從犯」。此外，也有許多德國學者在戰時宣揚納粹思想，戰後這樣的學者有很多都被禁止教學，其中一位就是在1950年代不斷被慕尼黑大學學生趕下台，無法教書。
「昨天屠殺剛結束，今天馬上啟動審判」刑事追訴經典案例「盧安達大屠殺」 實務上難再現
該如何處理轉型正義的加害人課題，林佳和說在法律上有5個常見作法：刑事追訴、特赦、真相委員會、補償賠償、人事清查，至於轉型正義本身有兩種──「壓抑政策」基本上不採取任何措施、讓過去成為過去、往前看、合理化過去軍事干預衝突與國家不法、普遍性特赦，就像台灣有些人也會合理化過去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如果不這樣，我們早被老共血洗了」；「和解政策」則是廣泛支持被害人、廣泛記憶與處理過去、平反與恢復名譽、廣泛刑法追訴，第一個作法就是廣泛賠償被害人，至於「補償」未必是「賠償」的替代品，戰後一些國家發展補償是作為社會保障手段、之後再追究加害人。
有轉型經驗的各國皆可看見「壓抑政策」與「和解政策」不同的選擇，不是選任一邊就什麼都做，各國在不同目的下做些選擇排列組合，也有先做什麼、後來虎頭蛇尾的。例如阿根廷過去曾有許多年輕人在軍事鎮壓統治下失蹤，有一群家屬組成團體、堅持問政府「我兒子、我先生到底在哪」，因為那些媽媽的鍥而不捨，阿根廷政府也不得不處理相關案件。
至於處理加害人作法，林佳和說，「真相委員會」往往被認為「不處理加害人，才組真相委員會」，但事實是60幾個國家都有組成；有些人認為必須放過加害人，但在南非、阿根廷是希望加害人在電視前述說「我過去做什麼」。然而，這作法一開始被認為很好，後來被認為失敗，因為很少人願意到電視前說自己做過哪些。
至於刑事追訴，如果是國際法的核心犯罪如種族屠殺、反人性暴行、戰爭罪，基本上要追訴起來沒問題，適用「普世管轄權」，最有名的是案例即智利前總統皮諾契，即便其後來逃到西班牙，英國法院也要追訴他。
然而刑事追訴的缺點常是「個別化罪責」，常聚焦在特定加害人做過什麼、忽略掉體系之惡，「是那個人可惡，不是他濫權」。此外，刑事追訴也有也必須考量到《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原則，例如無罪推動、當事人拒絕陳述的權利等，這對年代久遠的案件會產生很大追訴困難、被告量刑上也有困難，因此相關案件法院會選擇不管前因後果、不管政治偵防時空背景、只問被告做了什麼，最後適得其反，讓轉型正義的體系性背景完全被忽略，「只會說他在某年某月某天做什麼，國家體系好像就沒問題。」
為降低裁判困難、增加被告接受度，刑事追訴上也長期協商解決「拜託你認罪」，是各國不得不的選擇，畢竟事件往往有年代間隔，就算抓得到被告，若對方審到一半離開人世，一切又化為烏有了。然而協商作法，可能也與眾人認知的「正義」有落差。
刑事追訴的最經典案例是1994年盧安達百日種族大屠殺，國際法院、內國法院、盧安達「草地法院」各級法院同時啟動，昨天屠殺剛結束、各級法院就馬上啟動審判，這被認為是國際典範，但也是幾乎不可能再現的作法。
關於刑事追訴是否會違反溯及既往原則，無論歐洲人權法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都認為不違反公約的情況下可以容許例外，最有名的例外就是「轉型正義」，然而，儘管國際認為追訴沒有時效問題，很多威權時期的犯行其實不算是國際法上的核心犯罪，也有爭議。
東德「除垢」經驗：將昔日有侵害人權疑慮的公務員排除於公務體系之外，未來有效防堵侵害人權情事再現
至於公部門的人事清查，即所謂「除垢」，林佳和說這較常見於東歐經驗，係透過一定程序，將昔日有侵害人權疑慮的公務員排除於公務體系之外，未來有效防堵侵害人權情事再現。
依過去經驗，警察、國安單位是被除垢的主要目標，東歐除垢會把清查結果公諸於世，是大部份人可以看得到、不是利害關係人才可以閱覽，然而捷克也曾發生過記者擅改檔案事件，捷克檔案局作法是消極地決定：既已無法查明真偽，乾脆全部都公開、世人自由判斷。東歐最有名的「線民」係波蘭前總統華勒沙，其一直堅持自己是冤枉的、多數人也相信他是被冤枉的，但他的名字就是在檔案裡有記錄，也不確定是否為當時線民或特務基於某些目的偽造檔案。
至於怎樣的人要被「除垢」，國際上的定義包括侵害國際法犯行、重大人權侵害行為、貪污、缺乏專業資格能力（常見於非洲國家的前單一種族政權）、重大種族屠殺型的國家不法等。
採取「除垢」的各國作法，捷克針對的是共產黨幹部、警察中的國安機關成員、特定學校進修者，這些人將一律排除於公部門、研究院、國營媒體、國營企業；德國主要限於東德國安局人員，原東德法官與檢察官並非完全排除、採當地議員各別審查後確認是否可以重新任明，儘管有超過3-4成被駁回續任申請，並非全部淘汰；至於波蘭，係要求2–3萬名民意代表、法官、檢察官、國營媒體成員提聲明「是否有跟秘密警察合作」，若填「是」，不直接免職、公開姓名，若填「否」，聲明及相關資料則送到檢察署比對檔案，聲明有偽就判定除垢說謊、10年內不得任公職，但此作法被認為違憲。
無論採取何種作法，處置威權時期加害人是必要課題。林佳和提醒，戰後西德1947–1956年去納粹化、義大利去法西斯等行動多半被認為是失敗的，「與犯罪者的大和解，導致謀殺者仍存於我們國家中」，而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1993憲法也多採人事延續，不清查、不除垢，被很多評論者認為南非和解式轉型正義失敗的原因。
台灣缺乏明顯「威權體制解體」致轉型正義困難 但「揭露」才可以得到和解手段
那，在台灣呢？林佳和說，多數推動人事清查的後威權國家幾乎都有明確的「時代斷裂」，有經過威權體制的解體、清晰的退位與政權更迭，沒有這些背景的話很難實現，而在台灣就沒有這樣的背景。台灣距離民主轉型也已30年，國內有轉型正義意識者不多，追究個人責任可能弊大於利，因此多數專家建議「真相和解」模式，以政治檔案公開加害人。
但，究竟誰是加害人？林佳和說，台灣目前缺乏實務上可使用的「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之履行輔助人圖像」，許多歷史學者都提到台灣還沒有這樣的東西，只能知道某些人服務於機關、但不能定義其行為，應該要有類似前述「同心圓」概念的東西。
促轉委員徐偉群回應，對促轉會來說「識別加害人、追究責任」是法定責任，對加害體制的揭露究責是具正當性的，「跟任何犯罪一樣，他都是事後究責，不是因為事後就變得不必要……威權統治時期是更大的犯罪、系統性的犯罪，跟追究一般犯罪的意義並無不同、反而更重要，但因為體制力量，這跟一般犯罪相比，要追究犯罪者更為困難。」然而，究責機制要如何具體落實仍有很大討論空間，轉型正義要彰顯民主憲政秩序、法治原則，促轉會不太可能在未清楚體系下對加害人究責。
雖然很多人認為轉型正義的結果是帶來社會再度分裂，但事實上任何不公不義並非只要隱藏就能得到寧靜，「揭露」才可以得到和解手段、可考量特赦或不追究；無論如何，「壓制真相」不是和解，轉型正義帶來的衝突必須忍受，而衝突程度也會依採取手段有所不同，林佳和認為至少要像現在檔案管理局作法一樣，檔案僅限利害關係人可閱覽、甚至以「個人資訊保護」為由覆蓋某些資訊，「至少要這樣吧？」
轉型正義是否會帶來社會無可承擔的衝突，林佳和認為不會，就算會，也該做；能否對當代很多問題產生影響，林佳和認為會：「如果對很多重大不公不義不處理、一瞬間變成充滿美好正義的國度，這是謊言……如果轉型正義不面對過去國家體系的問題，例如南美洲軍事獨裁對女性的性暴力極度猖獗氾濫，不處理過去這些，今天女性相關權益也不會改善。」
林佳和最後提醒，非洲國家烏干達以「吃人肉」聞名、常把異議份子殺害煮食給外賓吃的前總統阿敏，其在獨裁時期強徵很多印度移民土地，然而在民主化以後，烏干達比台灣早10年就開始討論如何返還、如何還印度移民公道，台灣在原住民議題上也應思考這問題：「不公不義的歷史不該成為眼不見為淨的灰燼，隱藏過去不代表是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