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當選人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憑著一次不按常理進行的外交通話佔據了新聞頭條。
據《紐約時報》報導,在美國大選之後的這些天裡,美國的海外盟友都「在不加思索地往川普大廈打電話」。
更令人不爽的是,儘管美國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已於40年前應中國的要求而中斷,川普卻宣佈自己已經與台灣總統蔡英文直接通過話。
那麼,世界各國領袖之間通話的正常程序應該是怎樣的?以下這些就是保證通話能順暢進行所採取的步驟,它們還能避免出現從語言不通造成誤會到惡作劇電話等各類外交陷阱。
嗨,我是普京,歐巴馬在嗎?
電話接線員不太可能有機會從一國領袖那裡聽到「哈囉,麻煩找一下總統」這樣的直接請求。
在兩國政府首腦相互寒喧之前,他們各自的工作團隊就已經在幕後做好了鋪墊工作。
「當兩國有已確立的關係時,可能可以簡單到一邊的特情室致電給另一邊的特情室,然後說我們的政府元首想和你們的政府元首通話,」曾是前美國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助理國家安全顧問的葉望輝(Stephen Yates)說。
如果兩國之間的聯繫不是那麼頻繁的話,可能會由一國大使首先代表國家領導人提出正式的請求。他們會列出有關的聯繫日程以及通話的原因,如果雙方同意的話,接聽一方將會把通話列入忙碌的日程當中。
重大問題與簡短談話中的幫手
世界各國領導人通常在通話之前都已經有很好的情況匯報。
在美國,總統會從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那裡得到一份檔案匯編,這是美國最要的安全及外交事務顧問部門。
如果只是一次簡單的禮貌性通話,事前所匯報的可能就只是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是誰先提請進行聯絡,以及兩到三個推薦的話題。此外,還可能包括一些有需要知道的個人信息,比如提醒總統問候對方最近抱恙在身的丈夫或夫人。
如果通話的議題比較敏感,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會為總統提供一個額外的簡報,然後會在通話中旁聽。
現在只有我們倆了嗎?
世界領導人在通話當中通常都會有很多人旁聽,包括副手和翻譯等等。
哪怕領導人本身能夠流利地說另一國語言,他們也常常會在官方通話中選擇使用母語。
「有時候這是一個國家尊嚴的問題,但是更多的是為了避免誤會和保障溝通當中的微妙信息,」前白宮語言顧問凱文·亨塞爾(Kevin Hendzel)說。
美國總統的翻譯必須經過安全調查、背景審核,甚至測謊,然後才能獲准在高層外交當中有對敏感信息的知情權。
「在總統級別的工作中不會有新手存在,」亨塞爾說,「翻譯要達到這個級別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他們同時還是某些具體議題的專家,並且知道哪怕搞錯一個稱呼都可能壞事。」
「我是希拉蕊·柯林頓,我真的是」
「如果你把總統當選人在過渡期的電話通話拿來與國家元首在橢圓形辦公室的電話做比較,就是在拿蘋果和橘子做比較,」葉望輝說。
一旦川普坐上了那把交椅,他的所有電話通話都將會是高度加密並且有著重重過濾的。
「總統會感覺好像他只不過是拿起了電話,就像其他電話一樣,但是通話是已經通過了多重檢查以保證真確性,」葉望輝說。
有時候,這個過濾的過程會嚴密到把一些不該排除的人排除。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2010年的一封電郵當中就曾氣急敗壞地寫道:「我在和一個白宮接線員爭吵,我說我是誰,那個人不信。」
總統也會被玩
打給元首的惡作劇電話很少見,但也並非從未有過。
西班牙總統馬里亞諾·拉霍伊(Mariano Rajoy)在今年一月就曾被耍過,當時一個電台主持人打給他,假裝自己是加泰羅尼亞的分離派新領袖。
2003年,美國一家位於邁阿密的電台梅開二度,成功騙了時任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茲(Hugo Chavez)和他的盟友、古巴前領袖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
電台El Zol首先打給了查韋斯,假裝自己是卡斯特羅,然後再假裝是查韋斯打給了卡斯楚。當古巴領袖發現自己被耍時,他連珠炮一樣地爆出一連串髒話。
另一些電台DJ則曾耍過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當時是2005年,後者是玻利維亞總統當選人,惡作劇者假裝是西班牙時任總理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薩帕特羅(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此外,還有人在1995年假裝是加拿大總理讓・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打給了英女王。
一條不是電話的熱線
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熱線,常常被稱為「紅色電話」,是一個特殊的、高度加密的系統,讓美國與俄羅斯的領袖進行直接溝通。
「與外界的訛傳不同,它其實不是一個電話,」曾在1980年代擔任該項目資深技術語言學家的凱文·亨塞爾說。
那條熱線是用來發送文字和圖片(地圖和圖表等)的,它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之間開設,當時美蘇兩國之間幾乎爆發一場核子戰爭。
此後它一直是一個開通的渠道,在需要時可以進行即時的溝通。「因為在說到核飛彈的時候,一切事情都是以分鐘計算的,」亨塞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