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到底要往哪裡倒？縣市鄉鎮互相拉鋸的新聞時有所聞，更有業者將事業廢棄物私自掩埋，或者規避稽查事件，出現在輿論的頻率越來越高。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葉欣誠教授指出，事業廢棄物無處可去的威脅，事實上在多年前已經可以預見。然而，我國目前環境影響評估機制運作成熟，民眾權利意識高，各方科學資訊公開，相關議題的討論亦熱烈，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要通過環境影響評估著實不易。此外，無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均需考慮選舉的得票率，以取得執政的機會，使得「掩埋場不要在我家旁邊」這樣的「鄰避效應」高度發酵，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廠的設置非常困難。
葉教授也認為，社會須要願意面對真實的廢棄物掩埋場即將滿載的問題壓力、這壓力引發的各種欺騙違法與破壞環境的作為、媒體效應與政治影響力組合而成的議題操作、中央與地方選舉生態下的意見傾斜等，能夠強調科學精神與民主參與機制的整合，各方面共同努力「解決問題」，事業廢棄物處理才能不再成為一個倒數計時中的定時炸彈。
但在政府主管機關的權力下，決定廢棄物掩埋場能否設置的過程中，建業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王晨桓指出，行政機關應該要更重視專業意見，但刻意忽視專業意見，也是目前國內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申請人所面臨問題。
例如，業者若依照專業機構的意見辦理，相關團體及主管機關只要以一句「有影響環境之虞」，這種不確定、或者僅片面推測的意見，就可能讓申請人必須疲於奔命地解釋。如果行政機關的決定，沒有具體依據就排斥專業意見，這樣就有裁量或判斷上的瑕疵。王律師指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2年度訴字第247號判決，就提到申請的核准與否，行政機關會進行資料收集、研判及法律適用，這屬於行政預估範疇，而有判斷餘地，但相對的行政機機關也必須在判斷過程中，負有說明義務，就其認定之事實為必要舉證，這樣才能讓法院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
王律師認為，簡單來說，如果查證及論述空洞化，沒有辦法被檢驗，甚至擠壓公共政策形成空間，其實無助於解決問題。環境法治國的概念妥適運用，當然有助於環境永續，但如果行政權打著環保之名，卻另有所圖，或者高舉環保旗幟卻沒有科學根據，預防原則很可能遭政治人物或民粹所用，依法行政的高牆也可能遭侵蝕殆盡，猶如一場權力鬥爭的紙牌屋戲碼。
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張添晉則認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對環境政策的執行標準時有變化，法規仍有模糊地帶時，政府能否就其政策對民眾做出充分而清楚的說明，讓持不同觀點的人與團體進行對話與辯論，並能讓社會大眾了解且正式對話平台進行理性溝通的認識，相當重要。
但王晨桓律師也從其處理案件的經驗指出，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面對環境議題或者開發案，時而採取擱置或者鋸箭法方式處理，政府躲在民眾的背後有其盤算，這樣也不是很妥當，利益平衡固然重要，但不能拖太久，對解決問題幫助不大。另一方面，法官處理有這些具有爭議的議題，也是歷經挑戰，王晨桓律師認為，法官要在各種專業中尋求判斷基礎，其實相當困難，如果科學性討論不足，就需要更多的辯證。王律師也強調，值得注意的是，主管機關如果不相信專業看法，問題就更嚴重；例如針對開發案場址，到底有沒有斷層通過，經常需要科學依據，假若連國家級的地質調查所所表述的意見，行政主管機關都不採信，問題將更為棘手。
至於近期也出現遭汙染的土地該如何再生利用，能否作為掩埋場場址的話題，也受到矚目，國內環境與環工學者多有探討，而「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目前規定相關應變、管制、限制處分、可否變更使用等基本框架，特別是除非整治場址已經解除列管，否則不得有開發行為，是為重要原則。在相關政策及法規還未修改，並具備足夠誘因促使開發再利用，王律師認為這類問題的評估，還是必須先從法律明文規定上探討，現階段各界仍不應僅以想像的方式去看待。
葉欣誠教授則另在論壇中呼籲，環境保護與災害防治等議題，仍應該以科學為基礎，以議題作為載體，思考如何解決我們的生活，更重要儘管不一定每個人都懂，但環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透過良性對話，透過直接溝通，媒體輿論的討論，降低對立的可能，最終目的是，從啟發朝向衝擊為方式（from inspiration to impact），造成正面的改變及影響，這種以全面、系統，與解決問題導向的核心思維，同樣適用於事業廢棄物管理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