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30年前與30年後
30年前的11月9日,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之間的壁壘──柏林圍牆,出現一道驚人的裂痕,而且持續擴大,引發一場讓人類歷史轉向的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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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梅克爾:為了民主自由、人權與包容,我們必須挺身而出、活出價值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9日對於德國首都柏林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整整30年前,將這座城一分為二的柏林圍牆終於由民眾共同推倒。1989年11月9日,牆倒那天全城歡欣鼓舞,人人都以滿腔的希望與朝氣期待歷史的新篇章,如今,30年過去了,眼前的德國人又是以何種心情度過這個重要日子?

梅克爾:為了民主自由、為了人權與包容

在柏林圍牆遺跡所在地之一的貝瑙爾街(Bernauer Straße)上,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紀念儀式中俯身放下一朵紅玫瑰。這位出身前東德的總理說:「各位先生女士,柏林圍牆,已成歷史。這段歷史教導我們的是:沒有任何一堵牆,高聳到得以限制自由,沒有任何一堵牆,厚實到堅不可破。」梅克爾更向到場的賓客呼籲:「為了民主自由、為了人權與包容挺身而出……這些價值不證自明,我們必須活出這些價值,必須時刻捍衛它們!」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總理梅克爾前往紀念儀式會場。(AP)

柏林人:牆倒是雙方價值融合,而非西方就是贏家

儘管梅克爾將柏林圍牆倒塌定調為人類對普世價值的追尋,並不是所有德國民眾都認同這個觀點,甚至有人根本希望柏林圍牆不曾倒塌。《柏林新聞》(Berliner Zeitung)4日指出,根據民調機構Forsa的調查,儘管有87%的柏林人對於牆倒一事感到開心,也有8%柏林人希望圍牆繼續存在。此外,有42%的柏林人認為,統一的過程發生得太過迅速。事實上,當年許多人希望圍牆倒塌之後,會發生的事情是東西德彼此融合,成就一個新的國度,而非西德吞併東德。在這些人心中,東西德統一後最起碼在象徵意義上該要有個新的國歌,或者新的國旗。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示威者,在圍牆邊舉著共產主義大旗,表示他對資本主義的不滿。(AP)

前東德藝術家:我當年不是為了擁抱西方資本主義上街頭

出身自前東德的前牧師布格麗希(Elfriede Begrich)正是抱持這樣想法的柏林人。這位已屆72高齡的藝術家向《衛報》記者表示,當年牆倒時確實感受到了「巨大的自由」,不過,現在卻難再有這種感受:「30年過去了,懷念起那些日子卻越來越像是在冥想。我記憶中的感受,現在沾染上了被某種黑暗。」

身為當年在反東德靜坐中身先士卒的抗爭者,布格麗希卻認為,柏林圍牆的倒塌方式以及後續的歷史發展,並非她所樂見:「我上街是為了第三條路,我不要東德那種陳舊的社會主義,也不要西方曼徹斯特式的貪婪資本主義(rapacious Manchester capitalism)。我要的是具有人性的社會主義。......但是真正懷抱這種嚮往的人錯失了機會,使得和平的革命後來變了樣子。那成了一場那些想要買到彩色電視和香蕉的人的革命。」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人們在貝瑙爾街上的紀念裝置獻花致意。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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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年的紀念方式,象徵人人皆有不同的歷史記憶

布格麗希並非唯一一位在昨天認真反思的柏林人。在過去,紀念11月9日總被搞得像是慶祝勝利周年慶般歡樂,事實上,在10年前,柏林市政府在布蘭登堡大門(Brandenburger Tor)與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之間設置了一個個像骨牌的巨型裝置藝術,然後用「推倒骨牌」這種吸睛的方式來歡慶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

不過,今年的柏林心情似乎更加肅穆。在今年的紀念活動中,並沒有像10年前那種試圖凝聚所有柏林人的大拜拜型儀式,相反的,來自各個領域、各個背景、具備各種價值觀的藝術家在柏林各個角落舉辦各種不同的展覽,而且幾少直接與「圍牆」和「牆倒」相關。柏林顯然希望以「去中心化」的敘事方式,來呼應人人皆有不同歷史記憶,每個柏林人心中,對於冷戰終結、蘇聯帝國垮台等事件或許都有不同觀點與態度。

確實,德國激進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近年在東德的崛起,經常被歸咎於東德人民在統一之後「被成為」西德人所引發的不快。AfD對此也並不諱言,反而經常藉由激發東德人對西德的仇恨來拉抬支持率,比如有意識地與東德1989年的抗爭歷史進行連結,以「讓我們完成革命」(Vollende die Wende)作為競選口號,自詡為為東德人發聲的代言人。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德國真的統一了嗎?這樣的統一,又是以誰放棄當年追求為代價?諸如此類的問題仍然盤根錯節,也仍然深深影響著30年後的今天。

02

柏林圍牆倒塌30年》「冷戰終結者」戈巴契夫的深沉呼籲:世界曾選擇用和平取代圍牆,別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重新築起藩籬

1989年11月13日,東德邊境守衛駐守在倒塌的柏林圍牆前。(AP)

1989年11月13日,東德邊境守衛駐守在倒塌的柏林圍牆前。(AP)

1989年11月9日,冷戰時期最具象徵性的地標—柏林圍牆轟然倒下。隨著隔絕冷戰兩大陣營的邊界重新開放,歷史巨輪在其後兩年加速轉動,東西德和平統一、東歐共產政權紛告垮台、蘇聯帝國正式解體,前蘇聯末代總書記戈巴契夫也被視為讓冷戰落幕的重要推手。

柏林圍牆倒塌30年後,《時代》(TIME)雜誌10月31日刊登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投書,現年88歲的戈巴契夫在文中回顧,美、英、法、蘇各國領袖在歷史關鍵時刻負起責任、發揮政治智慧,並未上演可能的流血衝突場面,不費一兵一卒終結兩德分裂,也為冷戰畫下句點。不過,戈巴契夫也直言,眾人當年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不再有分界線的「新歐洲」,「我們的繼任者沒能實現這個目標。」

戈巴契夫推行改革開放 民主化呼聲席捲東德 

1985年,時年54歲的戈巴契夫獲蘇聯共產黨政治局(Politburo)任命為總書記,抱持改革決心,盼自由化改革能帶領蘇聯脫胎換骨,推行開放(glasnost)與改革(perestroika)政策。1988年,戈巴契夫在聯合國大會宣佈蘇聯準備減少在東歐的駐軍人數,還在蘇聯共產黨第19次大會中做出決議,承認蘇維埃聯邦內「存在著相異的政治制度,得以自由選出領導人與選擇政治與經濟制度」也激發蘇聯中東歐附庸國民眾要求民主的呼聲。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左)鼓勵東德在內的蘇聯各國推行自由化改革,圖右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AP)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左)鼓勵東德在內的蘇聯各國推行自由化改革,圖右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AP)

1989年秋季,東德人民開始走上街頭,發起反對東德政府的和平示威(周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戈巴契夫回憶,當他於該年10月出席東德成立40周年的慶典,光是站在講台上都能感受到遊行民眾的不滿情緒,對他高喊:「要改革!戈巴契夫,幫幫我們!」

兩德分裂40年 如何和平統一?

戈巴契夫寫道,隨著抗議聲勢愈發高漲,東德民眾的訴求也從原本的遷徙自由發展為要求政府解散、兩德統一,因此,柏林圍牆的倒塌並不令蘇聯當局意外:「11月9日當天發生的事,是特定情境下大眾情感演變導致的結果。」柏林圍牆倒下後,東西德統一已勢在必行,問題在於如何讓兩個政體在和平進程下走向統一,並且避免操之過急,喚起各國對納粹德國侵略行為的陰影。

戈巴契夫指出,除了俄羅斯以外,西德的北約(NATO)盟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對兩德統一也擁有相同的遲疑,但戈巴契夫強調,蘇聯在第一時間就確保駐守在東德的38萬蘇軍部隊按兵不動:「阻止客觀上已不可抵擋的進程,甚至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都可能招致難以想像的後果—中歐陷入動亂、冷戰復燃……所有人都有義務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1990年,柏林圍牆上的塗鴉標語寫著:「謝謝,戈比(Gorbi,戈巴契夫的暱稱)!」(RIA Novosti archive@Wikipedia/CC BY-SA 3.0)
1990年,柏林圍牆上的塗鴉標語寫著:「謝謝,戈比(Gorbi,戈巴契夫的暱稱)!」(RIA Novosti archive@Wikipedia/CC BY-SA 3.0)

用對話解決歷史難題

柏林圍牆倒下後,西德總理柯爾(Hemult Kohl)在11月28日提出實現統一的計畫,兩德與二戰後佔領德國的四國(美、英、法、蘇)展開談判,最終簽署《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又稱「2+4條約」)。1990年10月3日,東德加入西德,各行政區併入聯邦德國,分裂40年的東西德至此統一。戈巴契夫回憶,「2+4」國之間的談判過程絕非一帆風順,爭論和衝突不斷,幾乎就要讓協商破局,但各方仍在過程中表現出高度責任感與勇氣,讓複雜的外交進程以成功收場。

戈巴契夫也強調,雖然政治人物發揮的作用無可磨滅,但俄羅斯和德國的人民才是促使一切發生的英雄:「德國人民以和平方式表達對民族統一的渴望,俄羅斯人民則相信德國確實已經改變,願意支持德國人民的願望。該感到自豪的是,經歷戰爭中慘痛的流血衝突後,兩國人民仍然理解彼此,若非如此,蘇聯政府無法選擇以這樣的方式行動。」

1989年11月10日,西德民眾幫助東德人民爬上分隔城市的柏林圍牆。(AP)
1989年11月10日,西德民眾幫助東德人民爬上分隔城市的柏林圍牆。(AP)

讚揚當年各國用對話帶來和平統一的結果後,戈巴契夫話鋒一轉,批評歐洲大陸當前深受諸多難題與衝突所擾,但各國仍未建立安全體系架構,以及「解決並避免衝突的強大機制」,呼籲各國領袖為了未來直面問題、重啟對話:「在1989年,世界選擇了和平,我們如今需要同樣的願景。」

新冷戰不會上演

兩德統一後,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等國也紛紛脫離蘇聯,戈巴契夫本人在接受路透(Reuters)專訪時也坦承,未曾料想過一連串巨變來得如此迅速,而被視為終結冷戰關鍵人物的戈巴契夫,也對美俄兩大強權當前的關係表達擔憂,特別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今年8月宣布退出《中程飛彈條約》(INF Treaty),直言「這不是個好主意」。《中程飛彈條約》是在1987年12月8日由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cv)簽署,遏阻當時方興未艾的核武軍備競賽,也是象徵美蘇從對抗轉向和解的冷戰重要里程碑。

1987年,美國總統雷根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簽署《中程飛彈條約》成為冷戰和解里程碑。(AP)
1987年,美國總統雷根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簽署《中程飛彈條約》成為冷戰和解里程碑。(AP)

但戈巴契夫也強調,他反對重新建立任何如柏林圍牆一般、有形或無形的屏障:「無論當前形勢多麼嚴峻,我都不認為這是冷戰重演,俄羅斯和西方之間不具有意識形態鬥爭,取而代之的是經濟、文化、遷徙的交流,因此我認為『新冷戰』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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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30年,東西落差嚴重、社會滋生忿恨怎麼辦?學者推動「東部人保障名額」

30年前東德與西德統一,但德國東、西兩部社會仍有極大的差距(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30年前東德與西德統一,但德國東、西兩部社會仍有極大的差距(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柏林圍牆倒塌至今已半個甲子,不過,直到今日,前東德地區與前西德地區之間在政治權力、經濟成長、學術發展等方面都仍然存在巨大落差,這個區域落差所帶來的忿恨感也成了極右派在東部滋長的溫床。對此,來自德東的社民黨(SPD;中間偏左政黨)政治家希德布朗提倡在各領域的領導階層設置「東部人保障名額」,希望在統一後30年的今天,前東德地區的人民終於能夠與西部佬平起平坐。

德國東西部的差距正在縮小,但是非常緩慢

德國政府關於「東西差距」的最新報告指出,在2017年,前東德地區的失業率為7.6%,而在西部則僅有5.3%,東部的人均GDP更僅有西部的73.2%,不過呈現成長趨勢。在科學方面,東部城市萊比錫(Leipzig)、耶拿(Jena)與德勒斯登(Dresden)等地的大學聲譽與研究品質也漸漸成長中。

樂觀一點確實能夠說,德國東西間的區域落差正在縮小,不過,速度慢得怵目驚心。2016年一份題為〈東邊誰做主?〉(Wer beherrscht den Osten?)的研究指出,儘管如今東部人口佔全國人口的17%,東部人卻只能取得1.7%的頂層職位(如法官、將軍、大學校長、總編輯、執行長);就連東部人佔總人口87%的「前東德」地區,出任重要職位的東部人也只佔23%。事實上,在今日德國各大學之中,沒有任何一位校長是東部人。

德國總理梅克爾6、7日訪問中國,向李克強建議保障香港公民權利與自由。(AP)
德國總理梅克爾,出身德國東部(前東德)。(AP)

兩德統一的震盪跨越世代,「東德人」標籤依然存在

自由記者索瑪斯堪達(Sumi Somaskanda)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專文中提及,許多德國人都低估了兩德統一的影響。德國頂尖的經濟研究單位「哈勒經濟研究院」(IWH)院長葛洛普(Reint E. Gropp)告訴索瑪斯堪達:「我們很多人都以為,只有在統一當下已經在工作的那一代人會受到影響,就是當年大概30到50歲的人。無可否認,這有點天真,而且是個錯誤的想法……統一引發的後果是跨越世代的,我們直到今天仍受到影響。」

在兩德統一逾20年後的2010年,一位前東柏林的女性和一家公司間的官司引發媒體關注。這位女性認為自己在求職過程中遭遇種族歧視,因爲在公司寄給她的拒絕信中,出現「東德佬」(Ossi,對東德人的蔑稱)一詞和一個減號。這起訴訟最終被駁回,理由是「東德」是一個區域,而非一個族群。

201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萊比錫(Leipzig)的布商大廈管絃樂團(Gewandhaus)音樂廳(AP)
201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萊比錫(Leipzig)的布商大廈管絃樂團(Gewandhaus)音樂廳(AP)

不平衡感滋生民粹主義,東部成極右派大本營

德東與德西在經濟發展、人均收入甚至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導致了兩個區域在政治傾向上的差異。儘管近年在全德境內都能見到極右派聲勢上漲,但在東西間的差別卻顯而易見,極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在前東德地區最受選民支持。

2019年5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選舉中,AfD分別以25.3%及19.9%的得票率成為德東薩克森邦(Sachsen)和布蘭登堡邦(Brandenburg)的最高票政黨,但AfD在德國全境的平均得票率僅11%。歐洲議會選舉結束後,推特上出現大量「#我們東部人」(#WirimOsten)的標籤,試圖以區域差異來解釋前東德地區的人民及其政治選擇。

希德布朗(取自Grundschul Verband)
希德布朗(取自Grundschul Verband)

社民黨學者倡議「東部人保障名額」

右傾的選舉結果以及東部人以區域差異來合理化「票投AfD」的行為,在社民黨(SPD)學者希德布朗(Frauke Hildebrandt)眼中,相當令人憂心。在過去幾年,希德布朗見證了自己的家鄉布蘭登堡(Brandenburg)如何變得越來越排外,教區的牧師甚至公然仇視穆斯林。

這位專攻幼兒教育的波茨坦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 Potsdam)教授開始進行研究,並發現儘管出身自東德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當上了總理,東德人卻幾少躋身社會的領導階層。儘管這樣的情緒始於2015年的敘利亞難民危機,希德布朗認為仇恨的種子扎根於更深層的土壤──德東與德西間的不平等,她告訴《大西洋月刊》:「我很快就弄清楚,大家仍然覺得自己受到壓迫與歧視……基本上,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的發聲,但是同時與排外情緒劃清界線,或許還是有機會把事情導回正軌。」

德國反移民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在1日薩克森邦和布蘭登堡邦的議會選舉大有斬獲,成為兩邦議會的第2大黨。(圖/AP)
德國反移民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在1日薩克森邦和布蘭登堡邦的議會選舉大有斬獲,成為兩邦議會的第2大黨。(圖/AP)

於是,希德布朗決定挺身推動「東部人保障名額」的法案,主張在學術界、政治界、商界、媒體界與法律界的高階職位為東部人設置保障名額。在過去6個月,希德布朗深入基層獲取群眾的支持,有超過50%的東部人支持這項提案,而在西部則僅有23%。希德布朗也遇到一些反對的聲音,比如從一開始就不喜歡「保障名額」這個想法的人,又或者是不認同東部人在現今社會仍遭遇結構性歧視。

雖然有著高支持率,在前東德地區的人們對「保障名額」這個提案的態度也相當兩極。薩克森邦平等與整合部部長珂平(Petra Köpping)對這個點子便不太買帳,她認為:「如果出任高階職位的低比率是東部右傾的唯一原因,那事情就真的很簡單。不過這只是人們對政治冷漠的原因之一。」她補充:「在政治裡重建信任,真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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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西德的東德足球明星自撞身亡之謎......眼線遍布柏林圍牆兩端,「無處不在」的史塔西

柏林圍牆倒下前,城市中心被這道人造的政治邊界一分為二,橫亙在兩個柏林、兩個德國之間的屏障,也成為隔絕冷戰二大陣營的意識形態高牆。圍牆傾滅前,曾有幾位東德足球員歷經驚心動魄的逃亡過程投奔西德,有人順利開啟第二人生,卻也有人離奇喪命,幕後黑手更直指母國的「老大哥」—東德史塔西。

在柏林圍牆東邊,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被公認為共產世界最強大的情報部門,自封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東德)政府的「盾與劍」,盡其所能確保政權穩固。「我們無處不在」(WIR SIND ÜBERALL)的標語,更充分體現史塔西在東德建立的龐大監控網絡,深入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

位於柏林的史塔西總部,現為史塔西博物館。(Stasi-Museum@Wikipedia/CC BY-SA 4.0)
位於柏林的史塔西總部,現為史塔西博物館。(Stasi-Museum@Wikipedia/CC BY-SA 4.0)

滲透與侵蝕

兩德分裂時期,史塔西動用無數秘密警察竊聽、窺探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更深入民間社會吸收大量線民,每棟公寓、每間工廠、每所學校幾乎都有「抓耙子」為史塔西打探消息、向上級「打小報告」。

民眾傳送的電報內容也會被史塔西所攔截。(Appaloosa@Wikipedia/CC BY-SA 3.0)
民眾傳送的電報內容也會被史塔西所攔截。(Appaloosa@Wikipedia/CC BY-SA 3.0)

在東德政府垮台前夕,史塔西轄下約有27萬名探員(包括正式雇員及通報者「IM」),平均每63名東德人就有一人成為當局的眼線,每2人中就有1人是史塔西監視、情蒐的目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史塔西所滲透。

對於被當局懷疑為異議者的人士,史塔西更建立一套名為「侵蝕」(Zersetzung)的心理騷擾機制,透過竊聽、黑函、神秘電話等攻勢,使受害者不堪其擾,許多人因此被迫辭職、中斷學業,甚至精神崩潰。

20170309-德國綠能專題,德國柏林史塔西博物館(STASI MUSEUM),隱藏在收音機內的針孔攝影機。(顏麟宇攝)
德國柏林史塔西博物館,隱藏在收音機內的針孔攝影機。(顏麟宇攝)

兩個東柏林小夥子的大逃亡

史塔西的監控網絡遍布社會各個角落,就連足球隊也不能例外,東德最強大的足球隊「柏林發電機」(Dynamo Berlin),長年由掌控史塔西數十年的情報頭子梅爾克(Erich Mielke)擔任榮譽主席。對施勒格爾(Dirk Schlegel)與格茲(Falko Götz)兩位出身東柏林、可說是在圍牆旁一起長大的年輕球員來說,身為國家足球隊的一員,讓他們獲得在當時鳳毛麟角的合法出國機會,卻也代表著祕密警察更嚴密的監視。

為了追逐足球生涯的更多可能,兩人開始思考透過出國參加歐洲盃(European Cup)比賽逃離的可能性,總是到森林裡「散步」好幾個小時,藉此避開史塔西的眼線,討論逃亡計畫。第一次,兩人嘗試在球隊赴盧森堡比賽時逃亡,「但無論我們到旅館、餐廳、球場,都有好幾位史塔西的『朋友』跟著我們,完全沒有趁亂逃走的空間。」

1983年11月,柏林發電機到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應戰,施勒格爾與格茲再度看見逃亡機會—在同屬共產國家的南斯拉夫,史塔西的監控強度放鬆不少。當巴士在市中心停下,球隊工作人員宣布球員可以在接下來一小時自由活動,兩人互看一眼,摸摸口袋裡準備好的錢與文件,彼此心照不宣:「我們都意識到關鍵時刻來臨了。」

20170309-德國綠能專題,德國柏林史塔西博物館(STASI MUSEUM),東德國家安全部軍官服裝。(顏麟宇攝)
德國柏林史塔西博物館(STASI MUSEUM),東德國家安全部軍官服裝。(顏麟宇攝)

自由的代價

當所有隊友聚集在一間唱片行,為家人添購唱片,施勒格爾與格茲默默從後門溜走,他們邊跑邊回頭確認—沒有人追上來。當天晚上,格茲的父親打開電視準備觀賞球賽,驚訝地發現兒子並不在先發名單上;第二天早上6時,施勒格爾與格茲乘坐的火車抵達慕尼黑(Munich),兩人的名字已登上西德報紙的頭條,標題是「東德選手逃往西方」。

史塔西檔案局留下的磁帶檔案紀錄。(BStU官網)
史塔西檔案局留下的磁帶檔案紀錄。(BStU官網)

逃亡行動雖然成功,但並非毫無代價,格茲當晚打電話回到東德的家,父母在電話中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有人在我們身邊」,此後鎮日被史塔西跟蹤、訊問。為了家人的安危著想,施勒格爾與格茲下定決心盡可能「只談足球、不談政治」,施勒格爾說:「我們明白西德也有很多史塔西的線人,有人在監視我們。」

兩人之所以盡可能保持低調,也是因為一個血淋淋的前車之鑑—1979年,也曾是柏林發電機球員的埃根多夫(Lutz Eigendorf)同樣在出外比賽時叛逃至西德,此後多次大肆批評東德政府。施勒格爾與格茲來到西德前8個月,埃根多夫死於一場自撞車禍,得年僅26歲。官方版本的事故原因是酒駕,但前東德國家青年隊教練伯格(Jorg Berger)堅稱,埃根多夫之死背後有史塔西的手筆。

埃根多夫(左)1975年代表東德出戰的影像。(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埃根多夫(左)1975年代表東德出戰的影像。(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4000萬份監控檔案 解密足球員之死

隨著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倒下,東德政府瀕臨垮台,梅爾克(Erich Mielke)下令銷毀多年來監控民眾的機密檔案,由於檔案數量太過龐大,導致碎紙機故障,探員甚至得徒手撕碎文件。不久之後,東德民眾發現史塔西的動靜,認為檔案應該保留下來供民眾查閱,甚至當作日後審判史塔西的證物。

1990年1月15日,東柏林民眾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探員銷毀檔案。(Bundesarchiv, Bild 183-1990-0115-034@Wikipedia / CC BY-SA 3.0)
1990年1月15日,東柏林民眾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探員銷毀檔案。(Bundesarchiv, Bild 183-1990-0115-034@Wikipedia / CC BY-SA 3.0)

在群情激憤下,數千人於1990年1月15日衝進柏林史塔西總部,阻止史塔西繼續毀壞檔案。根據史塔西檔案局(BStU)日後統計,來不及湮滅的文件多達4100萬份、一張張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外還留下150萬張相片、23000個音檔,以及1萬5千個裝滿碎紙的布袋。

兩德統一後,德國聯邦議會在1991年11月通過《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迄今已有超過200萬人向當局申請調閱自己的「案底」。後人也從檔案中驚覺,離奇死亡的埃根多夫當年確實是史塔西亟欲除之的眼中釘。

其中一份備忘錄裡註明「毒藥、毒氣、麻醉」,另外一份檔案則寫著「Verblitzen」—也就是史塔西發明的「絕招」,在黑暗中用強光照射駕駛的雙眼,使車輛失去控制。儘管當局因證據闕漏無法重啟調查,但這似乎為埃根多夫當年的車禍之謎找到了另一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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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但性感!傷痕累累的鐵幕孤島,轉身成為負債首都……柏林統一後如何重生?

1989年11月13日,東德邊境守衛駐守在倒塌的柏林圍牆前。(AP)

1989年11月13日,東德邊境守衛駐守在倒塌的柏林圍牆前。(AP)

經過二戰與冷戰,傷痕累累的柏林從鐵幕孤島再次成為德國首都,城市角落處處可見紀念園區、博物館、解說牌,那是德國人坦然攤開的傷疤,關於納粹、兩德分裂、柏林圍牆等,帶人穿越時空長廊,銘記德國歷史,也學習歷史帶來的教訓。「柏林的文化記憶是全世界有名的,隨性走在街道上都能碰見我們的回憶,」歌德學院院長羅岩接受《風傳媒》專訪時表示。

處處可見的記憶文化

柏林成為德國統一後的新首都之後,歷史反省基調也成為城市的獨特景觀,羅岩說,人們可以「沿著柏林圍牆的遺址走,參觀紀念的歷史博物館,你也可能偶遇城市的某些角落,一個遺址,你能夠停下來好好閱讀關於它的介紹,沉澱與思考這個國家的過去,像是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那裡如今是著名的觀光景點。」

德國柏林查理檢查哨今昔對比。(AP)
德國柏林查理檢查哨今昔對比。(AP)

在圍牆覆滅之前,柏林被這條人造的政治邊界分割為二,羅岩指出,在圍牆周遭的「灰色地帶」是沒有人居住的,也沒有人敢在那裡逗留;圍牆倒塌之後,該如何處置納粹德國、東德共產主義時期的建築,直到現在都還引發廣泛討論,「該拆或是不拆,關係到人們應記得歷史的哪一個部分。」

羅岩說,柏林政府選擇保留部分舊建築,走在這新舊交融的城市,御林廣場(Gendarmenmarkt)能見到17至18世紀保存至今的古蹟與翻新建築,從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沿著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到位於城市中央、有5座博物館的博物館島(Die Museumsinsel),直通到東德還能看到保留下來的東德時期建築,例如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周圍仍有許多1960至70年代的建物,包含當時歐洲第二高塔「柏林電視塔」(Berliner Fernsehturm)。

1999年的德國柏林建築掛著東德抗爭海報:「我們是人民。」(AP)
1999年的德國柏林建築掛著東德抗爭海報:「我們是人民。」(AP)

過去,柏林圍牆上有一些非正式的通道被開鑿出來,挖牆的人被稱作「圍牆啄木鳥」(Mauerspechte),羅岩指出,圍牆倒塌之後,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也是「圍牆啄木鳥」,因為基於好奇心與收藏心態,他們「偷竊」了圍牆遺址的一磚一瓦,「現在我們很希望好好保留圍牆,作為我們記憶文化的一部份。政府已禁止偷挖牆,但你還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柏林圍牆的某部分,早就流失到海外去了。」

在1989年11月10日的這張檔案照片中,男生自豪地炫耀了他們在柏林布蘭登堡門附近發現的柏林圍牆磚頭。(AP)
在1989年11月10日的這張檔案照片中,男生自豪地炫耀了他們在柏林布蘭登堡門附近發現的柏林圍牆磚頭。(AP)

貧窮,但性感

柏林在成為世界觀光大城之前,曾有過人人避而遠之的歲月。羅岩說:「冷戰時期多數人不會想要去西柏林居住,因為它是被東德包圍的自由孤島,政府只好祭出減稅、補助金等優惠措施,鼓勵人們搬往西柏林。」

不過西柏林吸引了東西德的流亡者、LGBTQ族群,以及各種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邊緣人」駐足,前衛藝術因此蓬勃發展,有狂野的地下龐克和電子音樂,年輕人表達對自由的渴望,倡言無政府與個人主義思想。

歌德學院院長羅岩。(蔡娪嫣攝)
歌德學院院長羅岩。(蔡娪嫣攝)

羅岩說,冷戰時期蘇聯研製出原子武器,德國面臨強敵環伺,任何人逃避兵役都會被認為是很糟糕的事情,然而當時西柏林屬於美、英、法共同管理地區,西德的徵兵法律並不適用於西柏林,有些逃避兵役的西德年輕人因此選擇移居西柏林。

「雖然我沒有親眼見過,但我聽說,冷戰時期的柏林有很多少數族群,他們可能是酷兒、逃兵役者、任何不符德國社會主流期待的人,我想那就是個很戲劇性的地方,就如同連任了13年的市長沃維雷特(Klaus Wowereit)曾說過的──柏林是貧窮卻性感的城市(Berlin ist arm, aber sexy)。」羅岩說道。

1989年11月10日凌晨,柏林人站在柏林圍牆上慶祝自由。(AP)
1989年11月10日凌晨,柏林人站在柏林圍牆上慶祝自由。(AP)

在歷史記憶的傷口上重生

柏林自兩德統一之後負債累累,戰後重建加上需要平衡東、西柏林的公共硬體設施發展,因此工程預算不斷追加,2003年柏林的失業率高達20%,債務總額為新台幣1200億元。

但柏林有文化魅力作為發展優勢,比其他前西德都市還要便宜的物價、房價,匯集了無數貧窮、無名、年輕卻潛力無窮的藝術家,為柏林注入風格多元的前衛創意與人文風貌,再加上這裡獨有的歷史記憶文化場景,使得觀光人潮與產值逐漸增加,現在柏林不再貧窮,但仍然性感。

正值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 德國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投放1989年東德人民抗議的影片。(AP)
正值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 德國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投放1989年東德人民抗議的影片。(AP)

過去10年來,柏林的人口增長了數十萬,目前人口已來到370萬,因此柏林現在也面臨新的挑戰,房價與房租升漲問題,迫使政府制定5年的租金凍結(rent freeze)管制。但毫無疑問地,推倒分裂兩德的圍牆之後,過去髒髒舊舊的黑暗城市已被注入新生力量,現在全新的柏林兼容並蓄,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成為「柏林人」(Berliner)。

柏林可說是在歷史記憶的傷口上重生,羅岩表示,「現在的柏林時常舉辦世界各國的文化展覽,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給世人一種柏林向全世界開放的印象。」

德國柏林查理檢查哨今昔對比。(AP)
德國柏林查理檢查哨今昔對比。(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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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閻紀宇專欄:從「我是一個柏林人」到「戈巴契夫先生,請你拆毀這道牆!」

1987年6月12日,雷根(Ronald Reagan)來到西柏林(West Berlin),背對著布蘭登堡大門,發表「戈巴契夫先生,請你拆毀這道牆!」演講。(AP)

1987年6月12日,雷根(Ronald Reagan)來到西柏林(West Berlin),背對著布蘭登堡大門,發表「戈巴契夫先生,請你拆毀這道牆!」演講。(AP)

美國駐德國首都柏林的大使館,8日為一座雕像舉行揭幕儀式,雕像主人是一位美國總統,不過當然不是注定要遺臭N年的川普,而是與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蘇聯共產帝國崩潰、冷戰落幕等歷史巨變息息相關的──雷根總統。

雕像矗立在大使館的陽台,目光約略與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的頂端齊平。1987年6月12日,雷根(Ronald Reagan)來到西柏林(West Berlin),背對著布蘭登堡大門,發表了著名的「拆毀這道牆」(tear down this wall)演講。

2019年11月8日,美國駐德國大使館為前美國總統雷根雕像舉行揭幕典禮(AP)
2019年11月8日,美國駐德國大使館為前美國總統雷根雕像舉行揭幕典禮(AP)

那天,雷根向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喊話:「戈巴契夫總書記,如果你追求和平、如果你追求蘇聯與東歐的繁榮、如果你追求自由化:請你來到這道門!戈巴契夫先生,請你打開這道門!戈巴契夫先生,請你拆毀這道牆!」

當時的布蘭登堡門位於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東側,頂端懸掛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國旗。2年5個月之後,柏林圍牆被歷史巨輪輾出一道又一道巨大的缺口,雷根已經卸任,回到第二故鄉加州終老;戈巴契夫仍是蘇共總書記,下令駐紮在東德的30萬紅軍按兵不動。1990年10月3日,東西兩德復歸統一。

談到雷根的「拆毀這道牆」演講,自然不能不提1963年6月26日、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在西柏林舍恩貝格市政廳(Rathaus Schöneberg)發表的「我是一個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演講,當時柏林圍牆已經高高築起。

甘迺迪說:「兩千年前,人們會要驕傲地宣稱:『我是一個羅馬人』(civis romanus sum)。在今日的自由世界,最驕傲的宣稱則是:『我是一個柏林人!』……所有的自由人,無論生活在什麼地方,都是柏林人。因此,身為自由人的我,也要驕傲地宣稱:『我是一個柏林人!』」

甘迺迪之後半世紀,雷根之後26年,又一位美國總統來到柏林,已經「不分東西」的柏林。2013年6月19日,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布蘭登堡門前緬懷甘迺迪總統主張的「正義的和平」(peace with justice),宣布美國將裁減戰略核武1/3,帶領全球邁向「無核化」的理想境界。

歐巴馬說:「柏林圍牆已是歷史陳蹟,但我們也要開創歷史。過往的英雄正在召喚我們,努力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

201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紀念日,柏林冠蓋雲集,但現任美國總統川普一如預期,缺席。但對於重視歷史的人而言,川普的缺席其實是好事;畢竟,意義如此深遠的場合,實在不適合看到一個無知、無能、無品、以築「牆」為能事的劣質政客,藉職位之便登上講台大放厥詞,玷辱世人對於甘迺迪、雷根與歐巴馬的記憶。

當然,柏林圍牆倒塌與冷戰落幕並不是從此一切圓滿的童話故事。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經貿全球化曾經儼然是人類社會的最終選擇,然而30年後的今日,非自由主義民主體制(illiberal democracy)、仇外的民粹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席捲一個又一個國家。如果說,1989年的時代精神是「打開邊界、拆毀圍牆」,今日歐美社會的主旋律卻似乎是反其道而行。11月9日,川普不在柏林,但身影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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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戰後東西德大事記》半世紀內,德國由四分五裂走到和平統一

1989年11月12日,民眾歡欣鼓舞地慶祝柏林圍牆倒塌。(AP)

1989年11月12日,民眾歡欣鼓舞地慶祝柏林圍牆倒塌。(AP)

1945年 戰後波茨坦會議將德國劃成四塊,由美、英、法、蘇分區佔領

1945年,戰場上的德軍頹勢已顯,在4月底帝國元帥希特勒自盡後更是大勢已去,5月8日,在德軍無條件投降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終告結束。在商討戰後事宜的波茨坦會議中,同盟國首領們攤開地圖,決定將德國劃為4塊,分別由美、英、法、蘇4個戰勝國分區佔領。隨後,聯軍「管制委員會」在8月成立,成為當時德國的最高權力機構。

「管制委員會」的決議需經由各國代表一致同意後方可實行,即每個國家都擁有否決權,不過,隨著管制委員會的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各個佔領區實際上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戰後德國在四分五裂中,邁步走向新的歷史階段。

戰後德國被美蘇英法分區佔領,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中,不過柏林本身也被分成四塊。(wikipedia/CC BY-SA 2.5 by en:User:52 Pickup)
戰後德國被美蘇英法分區佔領,柏林位於蘇聯佔領區中,不過柏林本身也被分成四塊。(wikipedia/CC BY-SA 2.5 by en:User:52 Pickup)

1949年 冷戰鐵幕下「聯邦政府」與「民主德國」分別成立,東西德各自為政

在戰後的滿目瘡痍中,東西冷戰陣營逐漸形成,英美法三國與蘇聯嫌隙日生。1948年6月20日,西方佔領區境內實施貨幣重整計畫,將西方三國佔領區內原本分別發行的貨幣整合為一,發行西德馬克,但卻排除蘇聯佔領區。三日後,蘇聯佔領區也發行了東德馬克,儼然象徵東西德正式分離。

1949年8月,在英美法佔領軍支持下,西德制憲《基本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於5月23日成立,定都萊茵河畔的波昂(Bonn)。第一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堅持「融入西方」(Westbindung)的外交原則,將西德整合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安全體系中,在冷戰中向西方靠攏。至於東方的蘇聯佔領區則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為國號,在10月7日建國,實施社會主義。兩德在美蘇冷戰情勢中各效其主、各自為政的局勢,至此成形。

位於柏林的史塔西總部,現為史塔西博物館。(Stasi-Museum@Wikipedia/CC BY-SA 4.0)
位於柏林的史塔西總部,現為史塔西博物館。(Stasi-Museum@Wikipedia/CC BY-SA 4.0)

1950年 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成立,監控東德人民生活

為了掃除境內反對共產主義的異議人士,東德在1950年成立了「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Stasi),德文簡稱的諧音為「史塔西」。史塔西的格言是「黨的劍與盾」(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在隨後的40年,於1946年成立的東德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將史塔希用做壓制異議者的有力工具,以此鞏固黨的統治。

史塔西採用的手段中,最惡名昭彰的是建立秘密檔案,如其標語「我們無處不在」(Wir sind überall)所言,史塔西透過大量線人以及各式監控技術(如偷拍、竊聽等)監視東德國民,甚至有線人為史塔西監視自己至親、伴侶等悲劇。而在監視底下被抓出來的「可疑份子」,則有可能遭到史塔西以「心理騷擾」的方式威嚇,從而使其停止「不當行為」。史塔西會潛入民居將不同的茶葉調換外盒、搬移傢俱位置、日復一日使自行車輪胎洩氣等,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往往正是這些小伎倆導致受害者的心理崩潰。

梅爾克掌控東德國家安全局「史塔西」逾30載。(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梅爾克掌控東德國家安全局「史塔西」逾30載。(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1961年 東德政府築起圍牆,冷戰鐵幕的具體象徵

隨著冷戰情勢越發緊張,身為東西陣營直接交會點的柏林,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衝突的發生地。1961年8月13日,東德政府開始沿西柏林邊境修築一道厚重的圍牆,史稱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儘管東德政府稱此牆為「反法西斯防衛牆」(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看似是要防止西方世界的思想進入東德,真正的目的卻是阻止東德居民逃往西柏林,原來,在此之前有相當多生活在東歐共產政權下的人民(除東德人民外,也包含),取道西柏林進入「自由世界」,逃往其他西歐國家。

起初,柏林圍牆就真的只是一堵牆,不過經過多次翻修,最終成為相當複雜的結構,在兩座牆間有巡邏道路、通電的鐵絲網、備有槍械的瞭望台等,就為了防堵東西方的交流。這一道牆隔開的不僅是柏林這個城市或德國這個國家,更是冷戰結構下整個地球上的東西兩陣營。

1961年 艾希曼大審,德國社會開始反省納粹暴行

二戰結束後的十幾年間,「納粹」其實鮮少被德國社會上或知識圈談論,在戰敗的瓦礫堆中重整家園的德國人,也並不對此感到特別罪惡。直到1961年,戰後逃到阿根廷改頭換面生活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報人員找到,並被偷渡回耶路撒冷接受審判,這起事件因其戲劇性受到西德媒體高度關注,其後,針對奧斯威辛集中營(KZ Auschwitz)各級幹部、工作人員的大審也在1963年展開。與此同時,整個大時代的氛圍也正改變,1960年代的歐洲,青年運動風起雲湧,在「質疑權威」的年輕世代推波助瀾下,「反省納粹」逐漸成為此時德國社會輿論的關鍵字。德國人開始追問,為何納粹得以掌權?這樣的歷史悲劇可否歸咎於希特勒一人之惡?或者是日耳曼文化出了什麼問題,才孕育出這樣的暴力?

1969年 布蘭特成西德總理,歷史一跪致歉猶太人

60年代的歐洲是個追求自由、多元、寬容、乃至於弭平國界的時代,德國1969年的政黨輪替,也為這躁動卻美好的時代劃下極具意義的句點。1969年,德國中間偏右政黨基民盟(CDU)結束了20年的執政,選民們選擇偏左派的社民黨(SPD),領導德國走向新的歷史篇章。

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i Brandt)華沙之跪。(wikipedia/public domain)
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i Brandt)華沙之跪浮雕。(wikipedia/public domain)

新上任的總理布蘭特(Willi Brandt)一改過往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對東歐露出誠懇友善的態度,這是德國戰後的第一次。針對納粹德國在東歐的暴行,布蘭特積極與波蘭、俄國以及其他東歐國家展開對話,商討補償與賠款事宜。而在1970 年8月訪問波蘭時,布蘭特突然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屈膝下跪,向納粹受難者致哀。布蘭特這歷史性的「華沙之跪」,象徵西德人民對納粹德國罪行的沈痛反省與無盡歉意。

1974年 東西德足球隊在世足賽上交鋒

在冷戰結構下,東西德的政權在政治場域和意識形態上彼此角力,至於兩國的足球隊,則在世足賽上交鋒。1974年,世足賽在西德舉行,西德與東德兩支隊伍也在第一輪小組賽上相遇。這場歷史戰役鹿死誰手?答案是東德健將以1:0力克西德,不過雙方皆順利晉級下一輪賽事。

然而,東德在第二輪小組賽遇上強勁對手,最終遭到淘汰,而西德則一路贏球,就這樣踢到世界冠軍,把獎牌留在西德。在這場歷史性的世足賽中,西德拿到冠軍,而東德則是在這屆球賽中唯一一支曾經踢贏世界冠軍的隊伍。

埃根多夫(左)1975年代表東德出戰的影像。(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柏林發電機球員的埃根多夫(左)1975年代表東德出戰的影像。(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1977年 東德「咖啡危機」曝物資短缺、經濟危機

時序來到1970年代。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震盪,令依賴石油發展工業的東德大感吃不消,東德政府為了保持石油進口量,決定減少「奢侈品」的進口。不過,1976年情形愈發雪上加霜,當年,巴西的咖啡豆欠收,造成國際市場上咖啡供給量下滑、價格上漲,在政府不願花大錢購買咖啡原料的情形下,便有了1977年的東德「咖啡危機」——東德人民只能喝廉價不純的混合咖啡。這場咖啡危機引發民怨四起,因為東德人民認為,咖啡才不是「奢侈品」,而是重要的日常所需。

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咖啡豆產量將受到嚴重衝擊(取自Pixabay)
1976年,巴西咖啡豆歉收,引發東德「咖啡危機」。(取自Pixabay)

這起1977年的「咖啡危機」,看似只是東德人民喝不上高品質咖啡,但其實暴露了東德人民物資時而短缺的現實,更反映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國際市場中遭逢的艱難。

1989 東德和平周一示威,終於推倒圍牆

1989年對於東歐各國而言是個關鍵年份。在這一年,各國政局皆有大幅變動,政權受到挑戰。在東德,9月開始,人們在萊比錫展開「周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要求政府放寬出國旅行、新聞自由、民主選舉等方面的限制,這場反對東德政府的和平示威,隨後從萊比錫蔓延至東德全國各地,,東德人民每到周一傍晚便來到各城市的廣場靜坐,表達抗議。東德政壇陷入詭譎,10月18日,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被迫辭職。隨後,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

Erich Honecker(取自pixabay)
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取自pixabay)

這堵圍牆之所以在屹立近30年後被推倒,是因為東德政府在各界壓力下決定日漸放寬出境限制,而中央政治局委員又誤解上級命令,錯誤地宣佈東西柏林之間的往來即刻開放,歡欣鼓舞的人們開始自主拆除這道圍牆。

1990 兩德和平統一

在柏林圍牆拆除之後,西德總理科爾(Hemult Kohl)在11月28日提出兩德實現統一的計畫,翌年8月,兩德在柏林簽署統一條約,10月3日,東德加入西德,各行政區併入聯邦德國,分裂40年的東西德至此統一。

柏林圍牆(取自pixabay)
柏林圍牆上著名的「兄弟之吻」塗鴉。(取自pixabay)

至於東德的執政黨統一社會黨(SED)則與西德社民黨左翼派系合併,日後成為今日的左翼黨(Die Linke)。

08

「對西方釋出善意,等於背棄東德政府!」柏林圍牆倒塌,種下普京對戈巴契夫的恨……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左)鼓勵東德在內的蘇聯各國推行自由化改革,圖右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AP)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左)鼓勵東德在內的蘇聯各國推行自由化改革,圖右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AP)

在冷戰時期身為美國盟友的台灣,對於柏林圍牆倒塌一事,往往自然地從歐美陣營的角度理解為「自由的勝利」,卻對蘇聯一方的觀點較為陌生。冷戰末期的大事件,不僅對當時二強對立的政局帶來震盪,對於當今的俄羅斯與東歐諸國亦皆有深厚的後續影響。於是,牆倒之時改革派總理戈巴契夫決定放手的善意,至今仍讓現任總理普京恨得牙癢癢。

牆倒那天,戈巴契夫的決定

柏林圍牆倒塌時,蘇聯決定放手讓東德政權瓦解、隨後任由兩德統一。這個歷史決定在現任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眼中,無異於放任北約(NATO)勢力步步東進,而普京並非目前俄國唯一這麼想的人,有許多俄國民眾都認為,圍牆倒塌、兩德統一是莫斯科當局當年向西方國家示好的象徵,期許此後能與西方國家共同邁向新的時代,但是這樣的善意卻遭到背叛。

當時,前蘇聯總理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鼓勵東歐的共產黨領袖跟隨他一起實施自由改革,且不曾在東歐國家民主化時採取任何干預,也因此迎來了1989年的蘇聯解體。

俄羅斯總統普丁(AP)
俄羅斯總統普京(AP)

歷史前進得這樣快,快得沒有人料想到

儘管戈巴契夫對此結局並無牴觸,但是就連他也沒有料到一切會發生地如此迅速。戈巴契夫近日對俄羅斯大報《消息報》(Izvestia)說:「不只我們這樣想,西方的國家也未曾料想到。」這位現年88歲、已經淡出歷史舞台的關鍵人物向《路透社》透露「歷史前進地這樣迅速,快得令人驚奇。在東德的城市裡,大眾群聚,表達觀點,事情已經很清楚,這一切正走向統一的方向,而且速度比誰想得都快。」

柏林圍牆倒塌當天早晨,戈巴契夫在主政的共產黨政治局(Politburo)召開一場會議,討論蘇聯對此該如何回應。戈巴契夫回憶:「政治局全體同意不該使用任何武力。儘管有些人顯然很想動用坦克『恢復秩序』,但那些人不曾開口。」

1987年6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在東西柏林交界的布蘭登堡門前發表,呼籲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推倒這堵牆」。(AP)
1987年6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在東西柏林交界的布蘭登堡門前發表,呼籲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推倒這堵牆」。(AP)

戈巴契夫當年的口譯員帕拉琴科(Pavel Palazhchenko)表示:「任何有別於此的決定都可能帶來嚴重至極的後果,成為不幸的開端。」帕拉琴科所言不假,當時蘇聯在東德握有大量武力,除了30萬部隊,還掌握1萬2000輛坦克和其他武裝交通工具。

定局已成,蘇聯任兩德統一

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蘇聯歷史專家祖柏克(Vladislav Zubok)《美聯社》表示:「實際上,蘇聯是可以用坦克封鎖邊界全境的,不過他們按兵不動。......蘇聯當局深知定局已成,新的時代已經到來。」

當時,蘇聯內部自身也正經歷著風起雲湧。議會中新到任的改革派主張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東歐各地的獨立運動也如火如荼展開,在戈巴契夫開放政策下轉型的蘇聯媒體,對於柏林圍牆倒塌一事也毫不受限地進行報導。

當年在蘇維埃國家電視台負責此新聞的記者莫斯托沃伊(Vyacheslav Mostovoi)說:「因為戈巴契夫的政策保證,我確定軍方不會採取什麼基進行動。」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左)鼓勵東德在內的蘇聯各國推行自由化改革,圖右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AP)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時任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左)鼓勵東德在內的蘇聯各國推行自由化改革,圖右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AP)

在牆倒之後,戈巴契夫同意與西方諸國加快討論兩德統一相關事宜,令西方更感訝異的是,戈巴契夫也輕易允許東德加入北約。戈巴契夫向俄國報紙《消息報》表示,此舉「會減緩歐洲中心地帶的張力」並對與德國營造良好的關係有根本上的助益。

對西方世界的善意,是對東德政府的背棄

不過,戈巴契夫這番作為在許多俄國人眼裡不啻為背叛東德政府,更斷送了莫斯科的利益,現任俄國總統普京正抱持上述觀點。

普京認為,蘇維埃的領袖過於天真,竟然會在沒有條約憑據的狀況下,輕易相信西方國家說北約不會對蘇聯國家出手的承諾。普京曾直言:「戈巴契夫犯了大錯。搞政治必須白紙黑字,但他就是去動動嘴,然後還以為事情就這樣成了。」

戈巴契夫對此反擊,指出要求西方國家將清楚寫下華沙公約成員國不會加入北約,實在非常荒謬,因為這相當於提早宣布蘇聯領導的軍事同盟已經邁向終結。

不過,在普京看來,戈巴契夫的對德政策完全軟弱到無法原諒的地步,當然,個人因素也在此扮演了一定角色。原來,當年任職於蘇聯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普京駐守在東德大城德勒斯登(Dresden),儘管他再三向蘇聯軍方求援,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這位探員只能在圍牆倒塌的1個月後,眼睜睜看著抗爭者試圖闖入KGB的總部。

蘇聯退讓後北約軟土深掘,錯失雙贏機會

在蘇聯當局商討德國統一的事項時,蘇聯其實身陷經濟危機與政治動盪,也因此在談判桌上居於弱勢,無法與西方各國平起平坐。這樣的苦景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依然持續,導致俄羅斯在1990年代大幅依賴西方的金融支援,儘管如此,俄羅斯仍過得相當拮据。

在此之後,俄羅斯當局無力反對北約的擴張。1999年,波蘭、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約,此後其餘前蘇聯國家也紛紛投入北約懷抱。這在俄羅斯看來無疑是北約侵門踏戶,也使俄羅斯反西方情緒高漲。

俄羅斯的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科薩切夫(Konstantin Kosachev)指出:「對西方的不信任、對對面潛在盟友的不信任,仍然存在。」他認為,西方國家急於在冷戰中取勝,但其實是錯失了打造和平世界的機會。科薩切夫說:「某程度上來說,這個損失已經難以挽回。蘇聯和當時的俄羅斯確實選擇了停止對抗、開始合作,如果當年西方國家夠明智、夠有肚量的話,其實是有可能創造雙贏的。」

09

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與祖父見證歷史時刻 台北歌德學院院長羅岩:那一天令人感動

1989年11月,民眾爬上布蘭登堡門前的柏林圍牆,歡欣鼓舞地慶祝圍牆倒塌。(AP)

1989年11月,民眾爬上布蘭登堡門前的柏林圍牆,歡欣鼓舞地慶祝圍牆倒塌。(AP)

「我14歲的時候,與父母一起到訪東德,當時印象深刻的是道路泥濘、充滿坑洞,不過現在一切都煥然一新。」台北哥德學院院長羅岩幼年經歷柏林圍牆倒塌,且有親戚住在分隔時期的東德,而2019年是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他用文化人的角度看待這件歷史大事,一再強調唯有親自在分裂時期的東德住過,才能夠評論東西德的差異,但很高興現在是同個國家,「是一家人」。

看見統一喜悅 東西德感受強度不同

羅岩(Jens Rösler)接受《風傳媒》專訪時透露,曾祖父那邊的親戚來自東德地區,今日多數已成波蘭領土。他表示,東西德分裂時期,祖父母會寫信和寄包裹給東德親戚,這些親戚有30、40年無法相見,因此柏林圍牆倒塌(fall of the Berlin Wall),我的家人非常開心,「特別是我的祖父,他經歷2次世界大戰,最終看見統一的德國,我想這樣的喜悅,西德人比較難感受到」。

歌德學院院長羅岩。(蔡娪嫣攝)
台北歌德學院院長羅岩。(蔡娪嫣攝)

「現在評論東德人還是很敏感,而我只能提供西德人的觀點」,羅岩強調,親自到訪過當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若沒去過當地,又怎能評論」,但他也說,當時西德人接觸到關於東德的資訊,都說東德不自由、很專制,「既然東德像個監獄,又為何要去看監獄?因此很多西德人都沒興趣到東德看看」。羅岩回想初訪東德的情形,欠缺修繕的道路成了東德給他的第一印象。

1989年11月13日,東德邊境守衛駐守在倒塌的柏林圍牆前。(AP)
1989年11月13日,東德邊境守衛駐守在倒塌的柏林圍牆前。(AP)

未經歷東德時期 無法評論東德情節

羅岩提到,過去東西德分隔時期,東德人可透過地下電台收聽西德新聞,「不過很重要的是,大家知道有道牆,但書和文化仍互相流通,我把這稱作『快速混合文化』」,並以夜店流行的電音為例,這類音樂非常「西方」,當圍牆倒塌後,東德(東柏林)民眾對電音很感興趣,最後在整個柏林流行,成為東西德「文化融合」的案例。

當被問及「東德情節」(Ostalgie)的含意時,羅岩解釋,該詞彙是由德文「東方」(Ost)和「懷念」(Nostalgie)的結合,認為從心理角度去解讀,即當一件事物落幕,「我們會去記住好的一面......我想(東德情節)是對過去的事物,選擇遺忘,或是記住美好一面,而我不能論斷這個感受,因為我沒有在東德生活過,且這議題就算在東德地區,也是頗具爭議性」。

1990年,東西德正式統一,孩童在柏林圍牆的殘跡上玩耍。(AP)
1990年,東西德正式統一,孩童在柏林圍牆的殘跡上玩耍。(AP)

分享祖父喜悅 見證圍牆倒塌的感動

羅岩提到,分裂時期的東德沒有失業情況,更聽說女性工作是很平常的事情,相較之下,當時的西德女性還在為家庭、工作兼顧奮鬥,且東德還有托育制度,「同時期西德尚無此制度」。不過羅岩強調:「我並不想把(東德)一切講得很美好,重點在於這議題有爭議性......有些人有這感覺,有的人聽到這詞或討論,可能會很情緒化或感到憤怒」。

「現在是同個國家了,我覺得沒有很大的差異」,羅岩表示,今日的東德在社會和制度上都已融合。另外,2019年不僅是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還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國70周年及威瑪共和國100周年,「圍牆倒塌那天很令人感動」,羅岩說,當時年幼的他與祖父坐在一起看電視,祖父告訴他,「沒想過有生之年會有這一天,我在德國經歷了圍牆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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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初嘗自由滋味的那一天》東德人到西方做的第一件事──排隊領錢、放手血拚!

1989年11月9日,將柏林一分為二的圍牆倒下,阻隔兩德的邊界重新開放,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門一敞開,無數東德人馬上湧向西柏林,除了「投奔自由」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理由:每一位前往西德的東德人民,都能領取每人100元西德馬克的「歡迎津貼」。

作為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推行兩德關係正常化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一環,西德政府自1970年代起開始實施這項歡迎津貼(Begrüßungsgeld)計畫,補貼透過各種管道來到西德的東德人民,每人每年可獲得100元西德馬克(約合新台幣3000元)。

面額100元的德國馬克鈔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面額100元的西德馬克鈔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圍牆倒下引發的消費狂潮

柏林圍牆倒下後,成千上萬的東德人來到西德,在銀行外排起長長人龍,而西德當局直到該年度12月29日才停止發放歡迎津貼。據估計,西德政府在短短7周內就為此付出40億西德馬克,東德博物館(DDR Museum)的歷史學家馬洛茲(Sören Marotz)更推測,1600萬東德公民中,高達95%都曾領過這筆錢。

《時代》(TIME)雜誌形容,這筆援助彷彿在施普雷河(River Spree)掀起「消費狂潮」,儼然是一場「從社會主義轉移至資本主義物質世界的商業革命」。

在此之前,東德民眾只能在黑市或為外國人設立的「國際商店」(Intershop)買到來自西方的巧克力和流行唱片。霍爾曼(Nicole Hartmann)記得,當她收到西德親戚寄來的二手衣,總是捨不得把衣服拿去洗:「我喜歡衣物中寶瑩(Persil)洗衣精的味道。」

他們30年前買的第一樣東西是...

在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前夕,《時代》雜誌訪問了10位前東德居民,請他們分享30年前用歡迎津貼買了什麼東西,受訪者包括藝術家、足球員、甚至是為東德政府效力的史塔西(Stasi)探員,每個人用這筆錢產生的回憶都獨一無二。

芭比娃娃

儘管彭基特(Susan Penquitt)當時年僅8歲,但她還清楚記得全家人第一次駕車穿越兩德邊境的情景,當彭基特走進百貨公司的玩具區,一眼就看見陳列架上的芭比(Barbie)娃娃:「你知道就是它了,我甚至不記得店裡還有什麼玩具。」30年來,這個娃娃被彭基特精心保存,如今傳給了她的女兒諾拉(Nora)。

黑色麥克筆

穆勒(Jens Müller)在他位於薩克森邦(Saxony)的工作室受訪,而他更為人知的身分是塗鴉藝術家「塔索」(Tasso)。穆勒回憶,當他和友人開車經過西柏林的克羅伊茨貝格區(Kreuzberg),「我第一回看見每個地方的每個角落都充滿塗鴉,我想知道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於是,穆勒用歡迎津貼中的10馬克買了支「Edding 850」黑色麥克筆。對當時的穆勒而言,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朋友們都認為他瘋了,但這支麥克筆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愛迪達球鞋

柏林圍牆倒下前,足球員托姆(Andreas Thom)在東德也早已過著特權生活。當年24歲的他,已經代表東德國家隊出征超過50場比賽,所屬球隊也五度奪得東德高級足球聯賽(DDR-Oberliga)總冠軍。即使身為明星球員,托姆還是領取了屬於自己的歡迎津貼,「我當然有拿,每個人都拿了!」

領取津貼後,托姆到德國最大的「西方百貨」(KaDeWe)買了雙愛迪達(Adidas)黑底白條紋的足球鞋。兩德統一後37天,托姆成為史上首位轉投西德足球俱樂部的前東德球員,他回想起轉隊後上陣的首場比賽:「每個人都在看我,就好像我有三頭六臂一樣,但是我得分了,一切都很順利」。

托姆在1987年獲得東德年度最佳足球員的榮譽。(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托姆在1987年獲得東德年度最佳足球員的榮譽。(Bundesarchiv@Wikipedia/CC BY-SA 3.0)

兩德統一後「看不見的牆」

而《時代》雜誌也指出,德國人民及企業至今仍需支付稅率5.5%的「統一附加稅」(solidarity surcharge),挹注前東德地區發展,但東部地區的經濟表現仍遠不如西部—平均薪資較低、失業率較高、人口外移情形更是嚴重,人口數創下114年來新低。

1989年11月10日,西德民眾幫助東德人民爬上分隔城市的柏林圍牆。(AP)
1989年11月10日,西德民眾幫助東德人民爬上分隔城市的柏林圍牆。(AP)

德東地區的經濟水準持續低迷,無形在東西部之間築起無形藩籬,也激發當地人民的「懷舊」情緒,想望起東德時期的生活及社會福利,部分地區更成為民粹極右翼政黨的大本營。10月27日,中東部圖林根邦(Thuringia)舉行地方選舉,極右派另類選擇黨(AfD)的支持度就高於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民盟(CDU)。

無論如何,曾居住在東德的基普(Peter Keup)仍清楚記得將西德馬克握在手上的觸感,以及遠遠超越金錢的價值。他當時看著鈔票上陌生的人物和城市名稱,對著牆的另一端產生模糊想像:「鐵幕後面的名字,那是一個看不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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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自由,東德人展開千奇百怪的逃亡!搭熱氣球、開飛機、挖隧道,創意逃出柏林圍牆

1979年,德國兩對夫婦與4個孩子搭乘熱氣球飛到2500公尺高空,飄離東德。(截取自YouTube電影《奇蹟熱氣球》預告)

1979年,德國兩對夫婦與4個孩子搭乘熱氣球飛到2500公尺高空,飄離東德。(截取自YouTube電影《奇蹟熱氣球》預告)

東德政府1960年代興建的柏林圍牆,實際上不是一堵「圍牆」,而是一座長達167.8公里、環繞西柏林的邊防設施;並非用於防禦邪惡外敵,而為阻止百姓奔往西德自由世界。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維希曼告訴《風傳媒》:「然而,牆攔不住人對生存與自由的渴望,反倒激發了東德人的無限潛力與創意,只要能逃離,他們能做出超乎你想像的事。」

維希曼(Manfred Wichmann)表示,東德最初以鐵絲網作為簡易的拒馬,接著開始興建混凝土牆、碉堡、瞭望台、自動機槍、反車輛壕溝(anti-vehicle trenches),派駐重兵與獵犬看守,「它一直升級,即使是在圍牆倒下的1989年,東德政府還預先規畫2000年代圍牆的擴建方向,它可能會裝有密集的監視器與電子監控系統。」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在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AP)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在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AP)

大興土木建圍牆,也使國庫縮水不少,維希曼說:「由於東德很重視牆,所以用的都是最高級、最貴的建材,共花費至少千萬東德馬克,為此縮減民生與基礎建設的預算,可見比起人民福祉,東德政府更在乎阻止人民逃離的牆。」東德政府還下達《開槍射擊令》,邊防守衛殺人也恰好證明了東德政府有多藐視人命,「如果你想穿越邊境,那麼政府很樂意射死你,」維希曼補充說道。

柏林圍牆基金會主任維希曼(蔡娪嫣攝)
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維希曼(鍾巧庭攝)

方法一:翻牆──躍向自由!

1961年8月15日,19歲東德士兵舒曼(Conrad Schumann)越過圍住西柏林的鐵絲網,叛逃至西柏林去。(取自柏林圍牆紀念館官網)
1961年8月15日,19歲東德士兵舒曼(Conrad Schumann)越過圍住西柏林的鐵絲網,叛逃至西柏林去。(取自柏林圍牆紀念館官網)

維希曼指出,東德人逃到西德的方式,隨著柏林圍牆升級而改變,1961年至1963年期間,只有鐵絲網與大概1至2公尺高水泥牆的時候,許多人是徒步穿越或在夜裡冒險翻越圍牆。

柏林圍牆興建後的第三天、1961年8月15日,19歲東德士兵舒曼(Conrad Schumann)在東柏林邊界貝爾瑙街(Bernauer Strasse)值勤時,聽到西德人在對面善意地喊著:「過來!快過來!」(Komm' rüber!),一輛西柏林警車也停在鐵絲網對面等他。

幾乎是一念之間,舒曼雙腿邁開,跳得飛高,輕鬆躍過鐵絲網籬笆,在西柏林警方的協助下迅速離開,整個過程不到4秒。這精采畫面被剛好經過的攝影師萊賓(Peter Leibing)拍下,成為冷戰最著名的歷史照片──躍向自由(Sprung in die Freiheit)。

方法二:泳渡河川

直到1965年,真正的邊防設施出現了,維希曼說,當時人們改由圍牆圍堵不到的河川、運河逃離。游泳渡河的最強案例是1966年的18歲青年瑞希特(Hartmut Richter)。瑞希特躲過邊境巡邏隊的監視,並發揮超乎常人的耐力,游泳4小時穿越泰爾托運河(Teltow Canal)、逃到西柏林。幾年後,「膽大包天」的瑞希特竟回到東柏林旅遊,還開車幫忙30幾個人從東德「叛逃」。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在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AP)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在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AP)

方法三:挖隧道──最大規模成功案例

維希曼指出,1960年代中末期,柏林圍牆的殺人邊防工事都完成得差不多了,人們知道邊境守衛被下達了《開槍射擊令》,「穿越圍牆等於找死」,有大概數百個人靠著挖地道逃脫,「然而這也是非常困難的方式,你必須一邊躲過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一邊在牆下修建秘密逃生隧道」。

1964年,20多歲的西德土木工程系學生卡比許(Ralph Kabisch)和朋友們花了3個月時間,在西柏林貝爾瑙街邊界廢棄的麵包店裡,開挖長達145公尺的隧道,直通東柏林史特雷利策街(Strelitzer Strasse),以營救在東邊的親友與同胞。為確保隧道不會被淹沒,必須剛好挖到地下水層的上方;為避免史塔西察覺隧道的存在,施工人員得幾乎住在麵包店內。

該年10月,卡比許一行人挖掘到較為鬆軟的土壤,以為這是安全的東部出口,所以放心地向上挖,沒想到鑿開了臨時廁所溝渠,「卡比許一行人被糞便砸個正著、臭氣薰天」,但仍有57名東德人願意穿越黑暗隧道,跟隨他們離開。維希曼說,這是最多人成功的隧道逃生案例,「儘管東德警察隔天就發現了隧道,並把它封鎖起來。」

卡比許的才能也造福世界各地的人們,他後來成為德國鐵路公司(Deutsche Bundesbahn)、德國鐵路諮詢公司(Deutsche Eisenbahn-Consulting)、西門子曼谷分公司的高階主管,並協助監管南韓、中國,泰國、台北與雅典等地區的地下鐵路及捷運建設。

柏林圍牆基金會主任維希曼(蔡娪嫣攝)
柏林圍牆基金會主任維希曼(鍾巧庭攝)

方法四:搭車與為愛冒險

1970年代的柏林圍牆。(AP)
1970年代的柏林圍牆。(AP)

維希曼表示,自1972年起,東德政府開放一般民眾過境西德,但申請者必須經歷重重難關,贏得上級與警方的信任,申請簽證與護照,才能短暫到西德探親。西德人到東邊的限制則較少,許多東德人會躲藏在外地親友的後車廂,試圖過境,「但乘客與司機都冒著生命危險」。

在東德開放探親前,邊界曾上演一次明目張膽的逃亡。一位到東柏林工作的奧地利年輕人麥克斯納(Heinz Meixner)愛上了當地女孩圖拉(Margarete Thurau),但當局不允許她移民到奧地利,麥克斯納決定靠一己之力救出愛人。1963年5月5日,麥克斯納租來一輛豪華敞篷車,拆除擋風玻璃,將輪胎放一些氣,讓車身的高度低於檢查站柵欄放下的高度。

圖拉與她的母親躲藏在改裝車的後座,麥克斯納駛近邊境的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時,駕駛座上的他突然低下身子,猛踩油門,直接從檢查點的柵欄下開進西柏林。

方法五:水與陸上行不通,那就飛吧!

維希曼說,到了1980年代,人們逃到西德的方式簡直是千奇百怪,既然水與陸上方法行不通,人們想到「用飛的」,有兩家人搭著熱氣球逃亡,也有人駕駛飛機離去。

1979年,技師斯特雷茨奇克(Hans Strelczyk)、砌磚工韋特澤(Gunter Wetzel)私下建造熱氣球底座,與丙烷鋼瓶為燃料,兩人的妻兒則合作把帆布與床單等碎布縫製成球皮,該年9月16日,兩對夫婦與4個孩子搭乘熱氣球飛到2500公尺高空,飄向自由。2018年上映的電影《奇蹟熱氣球》(Ballon)即改編自這兩家人的真人真事。

另外還有貝克三兄弟(Bethke Brothers)創意百出的逃亡。1975年,大哥因戈(Ingo Bethke)先搭乘橡皮艇度過易北河(Elbe river)到西德去;1983年,二哥霍格(Holger Bethke)帶著弓箭,從東德一座建築的屋頂射了一條繩索到西邊,在那邊接應的大哥因戈固定好繩索後,霍格沿著繩線順利爬過去。但輪到小弟埃格柏特(Egbert Bethke)要逃時,水陸方式都已經用盡,兩個哥哥在焦頭爛額之下決定開飛機救人。

兩人變賣財產買了2架小飛機,大哥因戈報名輕型飛機駕訓班,之後親身教二哥霍格怎麼駕駛。1989年5月,他們飛到東柏林上空,為混淆邊防守衛隊,將機身塗上蘇聯紅星,身穿軍服、頭戴鋼盔。大哥駕駛的飛機降落,二哥則在空中注視周圍情況,躲在灌木叢中的埃格柏特一眼認出14年未見的兄弟,跳上飛機,最終他們直飛過柏林圍牆,戲劇性地降落在西德國會大廈前面。

史塔西私下解決叛逃者,受害人數還有更多

二戰結束到1961年8月13日柏林圍牆一夜建成以前,約有350萬東德居民逃離,他們大多是徒步離開,危險程度較低。隨著圍牆興建,移居變得越來越困難,維希曼說:「任何想逃離的人都清楚自己須冒生命危險。」1960年代成功越牆者降至每年2300人;1970年代銳減至每年868人;到了邊防士兵對「叛逃者」殺無赦的1980年代,每年只剩下約334人順利涉險。

「成功的案例驚心動魄,但是失敗者以及潛在的逃脫者人數仍是未知數。牆是可見的物理屏障,但史塔西規模龐大,耳目眾多,大多數是隱形的,這些祕密警察才是阻止人們逃離的最大阻力,往往在叛逃者走出家門前就將其攔住,」維希曼說,因為只有在家裡面,才方便史塔西「悄然無聲地」解決叛逃者,沒有人知道誰喪命了,永遠不會有報導與證據。

維希曼表示:「在那個家人都有可能出賣你的時代,許多想逃出東德的人不會說出計畫,只會一個人默默做準備。但當他們失敗,被秘密警察殺害,沒有人知道他死了,只會說他失蹤了。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圍牆受害人數的研究迄今已經30年,我們已知有140人因此喪命,但犧牲者也許還有300到1000人,甚至更多、更多。」

1989年11月10日,西德民眾幫助東德人民爬上分隔城市的柏林圍牆。(AP)
1989年11月10日,西德民眾幫助東德人民爬上分隔城市的柏林圍牆。(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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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代號「中國長城」!一夜建成、最難跨越的167公里邊防工程──柏林圍牆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在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AP)

1961年,東德政府開始在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AP)

1961年8月12日的柏林,一切仍運作如常。柏林人在城內來來去去,東西之間暢行無阻。然而,翌日早晨,一切都變了。8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DDR)政府以築牆的方式,將城市東西徹底相隔。從那天起,這座牆屹立了超過28年,即人們耳熟能詳的「柏林圍牆」。究竟,這座牆當年為何而造?在它聳立於柏林的這28年間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在此上演?

「沒有人打算蓋一座牆!」

這座牆的故事,必須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講起。1945年德國戰敗以後,被分為4大塊,分別由美、法、英、蘇分區接管。首都柏林儘管位於蘇聯佔領區中,也被分為4個佔領區,美英法掌控柏林西部,蘇聯則佔領柏林東部。隨著冷戰陣營逐漸成形,由美英法佔領的3區逐漸在政經上整合,並在1949年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至於東側的蘇聯佔領區也不落人後,在同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形成了兩個德國各自為政的局勢,柏林也從「一分為四」變成「一分為二」,西柏林是西德的領土,東柏林則是東德的首都。

冷戰時期的西柏林被東德(紅色區塊)包圍,藍色區塊則為西德。(圖/維基百科)
冷戰時期的西柏林被東德(紅色區塊)包圍,藍色區塊則為西德。(圖/維基百科)

儘管東西柏林在政治結構上分屬不同政權,人們還是能夠在整座城市內來去無阻,不過,這樣的自由在東德政府眼中逐漸成為問題。有些不願生活在社會主義政權下的東德人,決定投向西方世界的懷抱。而位在東德境內的西柏林,事實上卻屬於西德的領土,這樣奇妙的地理位置使西柏林成為前往西德其他城市的最佳跳板,在1950年代,每月約有1至2萬人取道西柏林離開東德,其中約有半數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東德首任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Bundesarchiv, Bild 183-08618-0005 / Sturm, Horst / CC-BY-SA 3.0 de)
東德首任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Bundesarchiv, Bild 183-08618-0005 / Sturm, Horst / CC-BY-SA 3.0 de)

這樣的移民潮(或說難民潮)對東德政府而言可不是什麼好現象。在冷戰東西陣營彼此對抗的情勢下,這些毅然而然背棄社會主義投奔資本主義的人,無疑是狠狠地打了東德政府一巴掌,畢竟東德政府總是宣稱「東德很美好!我們需要什麼就有什麼!」 因此,東德第一位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與莫斯科當局數月的研議後,最終決定築一座牆。

儘管築牆計畫正在醞釀,烏布利希卻不願公開。在1961年6月一場記者會上,來自《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記者向烏布利希提問,是否要在柏林市內加強邊界的控管?他給出了這個知名的回答:「您這問題,是說有些西柏林的人希望東德的首都要蓋一座牆,是嗎?據我所知,可沒有這種計畫!……沒有人打算蓋一座牆!」

烏布利希此言過後的兩個月,柏林圍牆在8月13日正式動工──行動代號「中國長城」(Operation Chinesische Mauer)。

全長167.8公里的「死亡邊界」

在1961年8月13日後,築牆計畫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全長約167.8公里的柏林圍牆,起初就真的只是一堵牆,不過,後來結構卻越發複雜,邊界管控也愈發嚴密。1962年6月,東德政府在邊界向東推進約100公尺處,建造了與原先那堵牆平行的第二堵圍牆,原先興建於此的房屋全被夷平,人民也被安置到他處,此後,這兩堵牆間的100公尺空間,在西德被稱為「死亡邊界」(Todesstreifen)。

東德政府在「死亡邊界」上,陸續建築層層防堵,包含186座暸望塔、有人碰觸時會發送警報訊號至瞭望塔的鐵絲網、夜間照明的路燈、鐵製拒馬,某些區段更設有電網以及引導警犬巡邏的纜線。「關卡」之間的空地上更鋪有碎石或細沙,若有人妄圖穿行,會不可避免地留下相當明顯的腳印;此舉不僅增加東德人民逃亡的難度,也便於東德高層究責,當有人成功逃亡時,到底是何處的邊境警察怠忽職守。

1970年代的柏林圍牆。(AP)
1970年代的柏林圍牆。(AP)

驚心動魄!縱身一躍全為自由

這座劃開柏林的城牆,越蓋越高、愈發堅固,也越來越難以跨越。幸好,有許多人把握最初幾天的最後機會,決定逃離東柏林。在柏林的貝瑙爾街(Bernauer Straße) ,上演著驚心動魄的逃亡劇碼。

貝瑙爾街位於東西德交界,街上的房子隸屬東柏林,房屋正前方就是西德。因此,有許多人嘗試從這些建築前側的窗戶跳下,直達西柏林。當年16歲的住戶羅辛(Elke Rosin)在一則由《柏林.布蘭登堡廣播》(Rundfunk Berlin Brandenburg)製作的紀錄片中,回憶當時的情形:「一開始我們是不太在意,因為烏布利希承諾過並不會蓋牆。不過,過了幾天,我們開始察覺到貝瑙爾街上演了什麼。甚至也有鄰居從窗戶跳下去,用繩子垂降……一切變得越來越戲劇化。」

在築牆計畫開始的4天後,羅辛一家也決定逃亡。當時,通向西柏林的最後通道——他們家的窗戶,尚未被圍牆阻隔。羅辛跳窗來到西柏林,而羅辛的父親則待在房子裡,從窗口一一扔下值錢的家當。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羅辛家在東柏林的鄰居看見了這一切,趕緊對他父親大吼:「快點離開!越快越好!」因為邊境警察已經從房子後面進屋了。所幸,在最後一秒鐘,羅辛的父親也安全踏上西柏林的領土。

在第二天,羅辛家所有面朝西柏林的窗戶與大門,都被圍牆徹底封堵了起來。在築牆開始過後的第9天,席克曼(Ida Siekmann)成為第1名因圍牆而死的柏林人。那一天,她不顧一切從貝瑙爾街上3樓的窗戶躍下,因此受了重傷,隨後在送醫途中傷重不治。

席克曼女士是第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據官方統計,至少有140人因柏林牆而喪命,當中包含100名嘗試逃離社會主義政權的東德人民、30名毫無逃脫意圖但在圍牆附近被射殺或死於意外的東西德民眾,以及8名與逃亡民眾或西德警方發生衝突的東德邊境警察。至於更確切的死傷數字則眾說紛紜,不過,大家都同意的是,事實上柏林圍牆奪走的人命恐怕遠不止這個官方數字,畢竟在這28年間嘗試從東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共有近5000人之多

直到1989年,隨著蘇聯內部政治情勢的變化,柏林圍牆終於在眾人之力下被推倒,東德政府也隨即垮台。1990年,東德併入西德,「民主德國」走入歷史,德國宣告統一。從現在回顧,柏林圍牆見證的不僅是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分隔,更是20世紀整個世界在意識形態上對立的歷史。而柏林圍牆的倒塌除了與共產陣營的垮台相互呼應以外,還具有什麼更深刻的歷史意義?或許也值得全世界的人一起思索。

席克曼(Ida Siekmann)成為第1名因圍牆而死的柏林人,民眾獻花為她哀悼。(取自柏林圍牆紀念館官網)
席克曼(Ida Siekmann)成為第1名因圍牆而死的柏林人,民眾獻花為她哀悼。(取自柏林圍牆紀念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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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覆滅代表人民可以掙脫威權」德國駐台代表王子陶:共產政權沒有看起來穩固,最終會脆弱得不堪一擊

德國駐台代表王子陶。(簡必丞攝)

德國駐台代表王子陶。(簡必丞攝)

「德國統一不是一鼓作氣就能完全達成的狀態,而是一種持續性的進程,影響所有德國人的長期使命。」──德國總理梅克爾

1989年11月9日午夜開始,德國近代命運的大門被鐵錘撬開,在東德人跨過柏林圍牆的歷史時刻,人人高舉香檳與啤酒慶祝自由:「大門敞開!」今年適逢圍牆倒下的30周年,德國駐台代表王子陶告訴《風傳媒》:「牆的覆滅代表著柏林終於統一團結、冷戰終結,以及歐洲共同體的形成。此外它也表示,東歐人民能夠掙脫威權獨裁往民主邁進,這是圍牆倒下帶來最重要的影響。」

國際情勢數十載間瞬息萬變,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快速瓦解,然而中國改變路線,改革開放、引進資本主義,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另一波東西新冷戰似乎成形,而台灣就位處中美衝突鐵幕的最前線。王子陶(Thomas Prinz)表示:「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我想台灣可以從中柏林圍牆倒下知道一件事──那些看起來堅固不搖的共產威權政府,最終可能會脆弱得不堪一擊。」

1989年11月4日,約有100萬示威者在德國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上游行,抗議審查和鎮壓集會活動,橫幅上要求換新領導人和自由選舉。(AP)
1989年11月4日,約有100萬示威者在德國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上游行,抗議審查和鎮壓集會活動,橫幅上要求換新領導人和自由選舉。(AP)

東德人在那個無法用手機、社群媒體動員的時代展現強大的團結力量,由幾百人的集會到號召30多萬人抵抗「史塔西」(Stasi,國家安全部)與武裝警察,人民的意志最終導致東德政權衰亡。王子陶指出,由德國的經驗可知,「對待共產威權所需的要素是時間與耐心,最後渴望自由的人民會越來越多,蔚為主流,而共產主義政權不能滿足人民對自由的需求。」

1989年11月10日凌晨,柏林人站在柏林圍牆上慶祝自由。(AP)
1989年11月10日凌晨,柏林人站在柏林圍牆上慶祝自由。(AP)

統一尚未完成,德國人尚須努力?

德勒斯登街頭一張將AfD(德國另類選擇黨)候選人醜化為希特勒的競選海報。(林璟昕攝)
德勒斯登街頭一張將AfD(德國另類選擇黨)候選人醜化為希特勒的競選海報。(林璟昕攝)

不過今年10月3日兩德統一29週年慶祝活動上,出身前東德地區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強調兩德統一尚未完成,德國人為該國的自由多元自豪,享受個人自由之餘,也應履行社會責任,才能使民主長存。事實上,德東的經濟大幅追趕上徳西的腳步,由2018年的數據來看,德東經濟實力達到德西發展程度的75%,已遠比1990年代的43%慘況要好上許多。

但人們的認同態度又是另外一回事。根據德國當局每年發布的「德國統一狀態」報告,2019年仍有57%的德東人認為自己活得像個「二等公民」(second-class citizens),僅38%德東公民認為國家「統一得很成功」,報告解釋稱,這些不滿來自於東部人經歷了痛苦與巨變,體現在民眾的政黨取向與選舉結果上。

另一項權威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0月公布的最新數據指出,前西德出身的居民對德國整體生活的滿意度為61%,高於前東德人的50%;另外有24%德東選民逐漸厭惡梅克爾帶領的傳統政黨「基民盟」與社民黨(SPD)聯盟,轉而偏向極右黨派「德國另類選擇」(AfD),而西方選民對AfD的支持度則是12%。

1990年,柏林圍牆上的塗鴉標語寫著:「謝謝,戈比(Gorbi,戈巴契夫的暱稱)!」(RIA Novosti archive@Wikipedia/CC BY-SA 3.0)
1990年,柏林圍牆上的塗鴉標語寫著:「謝謝,戈比(Gorbi,戈巴契夫的暱稱)!」(RIA Novosti archive@Wikipedia/CC BY-SA 3.0)

右翼與排外情緒帶來民主挑戰

2015年,梅克爾下令接收百萬中東難民,文化、價值觀與宗教等因素交織之下,德國社會排外情緒日漸高漲,極右翼海嘯席捲,成為了社會隱憂。去年8月東部大城肯尼茲(Chemnitz)移民殺人案,兩位嫌犯分別來自伊拉克與敘利亞,移民背景立刻觸發當地仇恨伊斯蘭的情緒,當地爆發德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排外暴動。

肯尼茲是德國右翼的重要據點,挺移民與反移民兩派對立延燒,全城陷入失控。「外國人滾出去!」「這城市是我們的!」等口號此起彼落,亦有遊行人士對「看起來不像德國人的民眾」投擲酒瓶攻擊。肯尼茲兇殺案猶如一個破口,讓極右派的意見得以藉機宣洩,甚至有新納粹(Neo-Nazism)人士行納粹軍禮,因此整起事件受到德國舉國關注。

德國警方1日嚴陣以待,在肯尼茲當街逮捕鬧事群眾。(美聯社)
德國社會排外情緒日漸高漲,極右翼海嘯席捲,圖為德國警方去年8月在肯尼茲當街逮捕鬧事群眾。(美聯社)
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霍克(Björn Höcke,前右一)1日也在肯尼茲聲援反移民的群眾。(美聯社)
圖為去年8月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霍克(Björn Höcke,前右一)在肯尼茲聲援反移民的群眾。(美聯社)

「大家都記得肯尼茲發生了什麼場面與悲劇,但我們必須理解,肯尼茲的大部分民眾都是友善的,也歡迎移民。那些造成暴力情況的人們只佔肯尼茲人口的少部分,甚至可能並非肯尼茲當地人,不能反映肯尼茲人的主流看法,」王子陶指出。

關於這些人的怒火從何而來,王子陶解釋:「這很難說,也許是覺得遭忽略的心理因素,可能是爭取不到好的生活機會等等。無疑地,大量難民湧入使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認為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與觀點而戰。」

歐洲難民(美聯社)
移民到歐洲的難民(美聯社)

王子陶表示,肯尼茲事件激發更多自由派民眾意識到民主的寶貴,「我們不能忽略社會上存在暴力的事實,必須嚴肅看待此事,以民主社會與法治情報的各種手段去解決與對抗極右暴力。」

然而被問及德國人是否懷念過去兩德分裂的時期,王子陶強調:「我不這麼認為,就我所見所聞,德國人很高興能夠統一,儘管國家仍有很多問題要面對。有人『懷舊』,懷念已經不存在的東德商品等等,但在政治層面上,沒有人真想回到統一前、兩德分裂的狀態。」

20191009-德國駐台代表 王子陶博士專訪。(簡必丞攝)
德國駐台代表王子陶。(簡必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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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創傷記憶》柏林圍牆基金會主任:它曾象徵國家分裂恥辱,如今卻是珍貴歷史遺產

柏林圍牆(取自pixabay)

柏林圍牆(取自pixabay)

柏林圍牆是冷戰時期獨一無二的象徵,也是扭轉二戰後分裂世界秩序的標誌,這座共產主義的圍牆並非用於防禦外敵入侵,而是為了使具有相同血脈的德國人相隔。柏林圍牆也不純粹是一道牆,它是一個不斷擴張的軍事工程,全長167.8公里,有鐵絲網、地雷、瞭望台與重兵看守,過去至少有140名渴望自由的人們在闖越圍牆時犧牲生命。

在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的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31日以「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實務挑戰」為主題,邀請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維希曼談論柏林圍牆歷史的保存、數位化時代下博物館工作的創新。維希曼指出,柏林圍牆過去被視為象徵兩德分裂的恥辱之牆,直到2006年政府才制定出維護此珍貴歷史遺產的總體政策。

延伸閱讀:記憶威權歷史是撕裂社會?史塔西檔案局主任:打開傷口才是清創、癒合的開始

1989年11月的柏林圍牆( Sue Ream@Wikipedia / CC BY 3.0)
1989年11月的柏林圍牆(Sue Ream@Wikipedia / CC BY 3.0)

柏林圍牆地位改變──從兩德分裂恥辱到珍貴歷史遺產

維希曼(Manfred Wichmann)說:「當柏林圍牆於1989年11月9日倒下,德國政府一開始亟欲抹滅這堵舊時代恥辱般、象徵兩德分裂的牆。不過越來越多年輕人與國際觀光客慕名參訪這道牆,德國社會才發現牆已經被破壞得太嚴重,呼籲重視歷史與文化的保存。」

他表示,2006年柏林市政府與市議會才正式確定了圍牆遺跡保存政策的大方向,把少數現存的柏林圍牆遺址妥善保存;在原本兩德交界處的貝爾瑙爾街(Bernauer Straße)成立紀念園區。

10月31日,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上,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維希曼進行介紹。(蔡娪嫣攝)
10月31日,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上,柏林圍牆基金會典藏與檔案主任維希曼進行介紹。(蔡娪嫣攝)

延伸閱讀:同事、親戚、鄰居都是「抓耙仔」……史塔西檔案局保留4000萬份監控檔案

多年來的擴建與努力下,整座柏林城市有許多場址都被完整保留,隨意在柏林閒晃都能碰見告示牌與歷史地標,通過觀光導覽網站、手機App等輔助性資訊,帶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理解柏林圍牆血跡斑斑的過去。

維希曼表示:「柏林圍牆紀念館也是由政府主動發起創設,加上民間團體的投入與一般民眾的協助,因此順利運作了這麼多年,其紀念地景的方式是保留附近的遺跡,讓參觀者可以身歷其境,搭配圖片與聲音介紹,來凸顯柏林圍牆的特殊性。爬上場館頂樓,可以眺望柏林圍牆的全貌,這是目前保留最完整的圍牆區結構。」

1989年11月的柏林圍牆( Skäpperöd@Wikipedia / CC BY-SA 3.0)
1989年11月的柏林圍牆( Skäpperöd@Wikipedia / CC BY-SA 3.0)

看守圍牆的軍人射殺平民,有罪嗎?

柏林圍牆紀念館存有豐富的數位館藏,檔案開放民眾存取,幫助民眾理解威權主義的運作、釐清過去歷史。維希曼解釋,博物館蒐集與研究歷史也有助於還原真相:「看守柏林圍牆的東德軍人射殺手無寸鐵平民的審判,自1991年起持續了兩三年,輿論質疑為什麼要審判這麼久的時間?因為部分加害者是有苦衷的,必須很中立地判斷他們的處境,所以我們必須大量蒐集證人的口述歷史,透過見證者的說法還原真相。」

「我們做透徹的調查以釐清軍人的法律責任,是上級命令?主動射殺?或是民眾已經投降了還執意射殺?東德士兵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仍然有選擇空間,儘管他主張依法行政,但他仍可以選擇拿槍射人體其他部位,而不一槍斃命,軍人在這一瞬間的動武決策成為審判的依據。」維希曼表示。

博物館運用數位化創新,創造不同歷史參訪體驗

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指出:「柏林圍牆紀念館不僅保存原有歷史空間,還發揮了許多創意與創新思維,透過不同層次的展示手法,再現了同一地點的不同時間脈絡。」

維希曼介紹柏林圍牆紀念館的創新例子,貝爾瑙街紀念館的露天展覽藉由擴增實境(AR)整合時空,展現同一地點在不同時間點的樣貌,「雖然身歷其境是非常有意義且教育效果很好的方式,但遊客若獨自參訪過去有過暴力和悲痛故事的場所,他可能會過度沉浸在歷史情緒之中,因此最好有館方人員在一旁協助。」

「近年來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應用日益廣泛,我認為這兩項技術適合與紀念館既有的教育媒介互補,」維希曼指出。

20170305-德國綠能專題,德國柏林圍牆原址。(顏麟宇攝)
德國柏林圍牆原址。(顏麟宇攝)

柏林紀念博物館為實現友善平權,今年首度為視障人士策畫攝影展,希望讓視障者認識冷戰時期的經典照片。館方策展人事先研究視障者如何感知世界,在展覽中提供導盲磚指引、口述影像導覽與觸覺藝術模型。

維希曼指出,視力正常的一般人也能夠在這樣的展覽中獲得全新體驗,這種障礙者與無障礙者都能自在享受導覽,是柏林紀念博物館追求實現的目標──歷史文化領域的友善平權。

20170305-德國綠能專題,德國柏林圍牆原址。(顏麟宇攝)
德國柏林圍牆原址。(顏麟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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