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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前）想在兩岸政策上與蔡英文來個直球對決。（徐炳文攝）
選情落後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近日選戰策略積極轉守為攻，繼國慶日提出兩岸政策白皮書後，十三日又向總統蔡英文下戰帖，要求進行兩岸政策大辯論。蔡隨即冷淡回應，等正式登記成為候選人後，本來就要進行辯論，「不知道他們在急什麼？」
韓國瑜之所以想在兩岸政策上與蔡英文來個直球對決，顯然是察覺去年九合一選舉慘敗，聲望跌落谷底的蔡，如今選情竟能後來居上，完全得力於操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年初「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談話，以及香港「反送中」議題，成功激起台灣社會的恐中情緒。
當捍衛台灣主權成為明年大選主旋律時，國安、兩岸議題反倒成為藍營選戰罩門，若不能正面迎戰，處於劣勢的韓國瑜將無逆轉可能。只是看在藍營輔選人士眼中，韓主動出擊雖是正確選擇，但拖到選戰倒數兩個多月，才定調堅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兩岸政策，時機上太晚了。
一位黨務要角就說，綠營用一國兩制、反送中炒作「芒果乾」（亡國感），年初以來就持續加溫，蔡英文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送作堆，不斷製造被統一的危機感，吸引年輕、中間選民支持。如四月十九日蔡英文接受廣播專訪公然喊出：「二○年選舉是台灣維持獨立現狀還是被迫走向統一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當時國民黨上下正陷入總統初選紛擾無暇應對，這位黨務要角坦承：「反中情緒被挑動發酵後，就很不容易化解了。」但更令人費解的是，韓國瑜七月二十八日獲得提名後，竟然也一直在迴避兩岸、香港議題。
八月十五日蔡英文在民進黨婦女部活動上又說：「二○二○年就要決定台灣是要保有自己做自己主人的主權，還是要走向一條逐漸被統一的道路。」但已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人的韓國瑜，正陷入打麻將的誠信危機，藍營也只好坐視蔡繼續藉亡國感收割政治利益。
據瞭解，韓國瑜也清楚兩岸政策很可能就是明年大選勝負關鍵，但他對兩岸及香港議題的論述，因內部糾葛顯得有些瞻前顧後，雖有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前國安局長蔡得勝及張五岳、趙建民、黃介正等重量級學者助陣，但空有好廚師，菜卻遲遲端不上桌。
知情人士透露，韓國瑜在年初訪問香港時拜訪中聯辦，造成揮之不去的親中印象，加上最大的挺韓力量、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的兩岸觀點，都對韓的兩岸政策研擬造成嚴重干擾。
六月總統初選期間，韓幾場成功的群眾造勢，都有賴旺中旗下媒體傾力相挺。傳聞六月八日蔡衍明親自坐鎮的花蓮場，他曾希望韓能發表一些有利兩岸和解氣氛的談話，但韓並沒有照辦；反而在六月十五日雲林造勢時，韓講出台灣不可能實施一國兩制，「除非Over my dead body（踏過我的屍體）」的重話，讓對岸非常不高興。
據瞭解，蔡董私下也認為韓沒必要把話講得這麼絕，何況韓也親自簽署旺中「無色覺醒十大主張」，更沒道理完全排斥兩岸討論統一的可能性。韓國瑜初選勝出後，兩岸政策愈發傾向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馬英九路線，與旺中立場已有不小差距，韓和蔡董緊密關係也因此大受影響。
惟掣肘韓兩岸政策走向的還有美國因素。美方力挺蔡英文連任態度鮮明，但八月間馬政府兩岸外交重要官員夏立言率團訪美，前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到了華府，都見到了美方官員，並與重要智庫深入交流，有助重建美方與國民黨間的互信。九月韓營與國民黨也開始規畫，韓將以總統參選人的身分，十一月初再度訪美。
據瞭解，為向美國人表達善意，韓國瑜在兩岸論述上也小心拿捏尺度，不想再被貼上親中標籤。只是十日兩岸政策公布前夕，卻傳出十一月美國行出現變數。蘇起證實，選舉最重要，還在評估，韓尚未決定去或不去。韓營幕僚也稱，擔心訪美接待規格比不上蔡英文，對選舉加分不成反而扣分。
但知情人士透露，韓營對訪美轉趨保留，其實是最近陸續接獲訊息，即使經夏、朱等人的說明，美國人對韓不僅疑慮未除，甚至可用成見極深來形容。主要問題不是出在政策，而是美方對韓與對岸交往甚密的過去有所掌握，「不太可能接受台灣出現親中總統。」
韓營高度憂慮若讓韓國瑜到華府，很可能重蹈一一年蔡英文訪美，剛見完美方官員就被對方放話插刀的覆轍，對選情將是難以承受的重擊。韓營人士強調：「去就一定要能加分，若去了反有負分風險，那就不如不去。」
高鐵南延，蘇貞昌被批乾綱獨斷。（盧逸峰攝）
米塔颱風襲台時，坐鎮中央防災應變中心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因沒能即時與花蓮縣長徐榛蔚取得視訊連線，箭頭怒指徐榛蔚：「要我等多久？」
相同場景再往前推一個月，白鹿颱風襲台，蘇貞昌視訊連線澎湖縣長賴峰偉，結果因澎湖防災應變僅二級開設，「找不到」賴峰偉，造成彼此誤會而互嗆。
在野黨對這兩件事給出負評，指「衝衝衝」蘇貞昌不僅遇事不明究裡、無視地方制度，還常耍官威，是導致中央與地方關係惡化、發生前所未有的零合緊張關係。
「另一個場景是，六都市長對列席蘇院長主持的行政院會意興闌珊，台中市長盧秀燕更擺明『拒絕』列席。」資深官員說。盧曾是六都市長列席院會的模範生，多次在院會爭取預算未果、發言促中火降載、第四部機組除役無著，怨懟中央補助地方兩套標準，才決定撤出院會。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蘇深諳此理。九合一選舉後，蘇「二進宮」入主行政院，面對非綠營的十五縣市諸侯，原本民進黨大敗後本無傲慢理由，但蘇的「酷吏型」領導風格未變，動輒飆罵官員。偏偏大選當前，藍綠互搶資源，蘇被指控處處對藍營縣市長有偏見，雙重標準打藍縱綠。
案例之一，今年第一個颱風丹娜絲登陸，蘇在臉書要求民眾提前三天備糧應戰，卻又不自覺酸高雄市長韓國瑜「不全力顧市政，怎有餘力選總統？」苛責之餘，蘇內閣本身卻未「拴緊螺絲」，自家閣員在颱風期間請假未出席院會者甚多，蘇竟未置喙一詞。
案例之二，台中市長盧秀燕曾公開抱怨，一樣辦台灣燈會，綠執政的屏東縣，中央給多達三億元補助款，台中僅一八○○萬元；而韓國瑜爭取五千多萬元登隔熱補助，中央不僅斤斤計較，還在「公文旅行」過程中彼此互嗆。
熟稔地方自治、曾在蘇貞昌台北縣長麾下，監察院副秘書長劉文仕說，惹毛電火球仔（蘇貞昌），當眾被罵、很難堪，他曾經歷過，不過這也許是蘇的風格，「我忍下來並正面迎戰，提出改革計畫。」最後贏得蘇的肯定。
資深官員評論賴峰偉、徐榛蔚事件說，閣揆（無民意基礎）與縣市長（有民意基礎）的關係，並非長官與部屬的概念；消防、救災也非地方自治事項，蘇動輒罵縣市長已非所宜。
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緩頰說，蘇的個性直來直往、性子急，重視效率，有時難免造成誤解。
olas Yotaka解釋，蘇並非耍官威，他只是要求消防署在影音系統、視訊或電話能建立暢通管道；至於中火降載之事，除了來自中央與地方的競合關係，也來自中央對用電效能的不同見解。
去年九合一選舉，藍綠版圖重組後，說好的「中央與地方建設協調會報」呢？這可是蘇上任的首日談話指示，何以至今未成立協調會報？
Kolas Yotaka說，協調會報的形式是由各政務委員依分配縣市、業務需求來進行協調，副院長陳其邁是主要的總協調窗口。
政委吳澤成證實，他負責宜蘭、新北、屏東的建設協調，而且開過很多次會，一個宜蘭縣就協調了十多個案，最近一次連宜蘭縣長林姿妙都來參加。Kolas Yotaka認為，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好，很多來自誤會，不少來自地方先出手攻擊或言過其實的放話，如中央「卡韓」等。
但小枝小節尚可容忍，類似廢止印花稅案，「阿北」柯文哲不爽中央一個決策就讓台北損失四十九億元稅收，中央有先與地方協調嗎？斥資五五四億元的高鐵南延屏東案，蘇的決策與路線選擇被批乾綱獨斷，還與高雄市副市長葉匡時隔空交火，這攸關地方發展的事，有和地方協調嗎？「這才是造成中央與地方關係惡化的主因。」資深官員說。
較意外的是，柯文哲兩度臭罵蘇貞昌「不要臉」，雖然是因為綠白黨派之爭，而非政務引起，但名義上直轄市長還是行政院長下屬，面對偌大的羞辱，蘇竟也笑臉帶過。
蘇貞昌二進宮已屆滿八個月。對照他二○○六年首次組閣，與在野黨良性互動及重用國民黨官員的「雙贏」作風，有著全然迥異的風格變化。何故至於斯？蘇的舊屬戲說：「答案在風中！」明年一月總統大選過後，無論藍綠誰輸誰贏，蘇都是最後一役，得交卸閣揆寶座。他曾說，人生的劇本不能偷看，除非他還有所求。
史明走過的這一世紀，也是台灣歷史變化最激烈的一百年。（新新聞資料照）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日，史明病逝於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享嵩壽虛歲一○三歲，結束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史明走過的這一世紀，也是台灣歷史變化最激烈的一百年，他人生的高低起落，不只是個人的生命境遇，也是這座島嶼命運的折射。
今日重新瞭解史明生平和思想，在瞭解革命家的行誼和堅持之外，也是經由他的世界，讀一部大我與小我交織而成的「台灣人一百年史」。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史明出生在台北市士林一帶，本名林朝暉，因過繼給母親施家，依母姓改為施朝暉。
施家是當地望族，史明從小和外祖母施邱桂一同生活，外祖母年輕時即守寡，是大房當家。
母親施秀是獨生女，深受傳統儒教文化教養，對史明管教甚嚴，戰後因經濟政策影響，家道中落，施秀也在悲憤中於五○年因大腸癌去世。
父親林濟川是當時新式知識分子，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並曾於東京明治大學進修。林氏曾參與台灣留日學生的議會請願運動和台灣文化協會，但在台灣的事業並不得志，前往廈門發展，戰後被視為漢奸囚禁，幸賴施家以錢疏通才得釋放，晚年鬱鬱而終。
史明求學時成績優異，十五歲考入台北第一中學校，正值皇民化運動，少年史明採取了敵對的態度，也不願意走習醫的正途，先斬後奏，瞞著家人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就讀。
在赴日期間，接觸馬克思主義，受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地統治的主張吸引，大學畢業後遠赴中國，投身中共陣營，從地下情報員做起，經歷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在目睹共黨治下的獨裁和土改鬥爭的殘暴後，他深感失望，設法逃離「解放區」，輾轉回台。
然而，五○年代的台灣，全島壟罩二二八之後的肅殺氣氛，史明認為國共兩黨無異，台灣必須獨立，計畫武裝暗殺蔣介石，未料事跡敗露，再次偷渡到日本。
史明人生的第一階段，呼應著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雖然得到近代化的生活，卻也體驗到被殖民者所遭到的歧視和悲哀。戰爭結束後，滿心期待的改變，在國府接收後換來的只是失望。
東亞的意識形態之戰，不論主張和立場似乎皆殊途同歸於令人窒息的極權。在島內、島外劇烈的變動中，台灣的主體意識於高壓的統治下逐漸形成。
因政治犯的身分，史明得以留在日本，為了繼續革命的事業，他選擇在池袋擺起小吃攤，一來維持生計，二來也能成為聯繫同志的據點。
對餐飲一竅不通的史明，沒想到誤打誤撞靠買水餃在池袋打出一片天下，從小攤子一路到五層樓的「新珍味」店面，每個月都能賺入一、兩百萬日圓，開始「包餃子，做革命」的生涯。
當經濟穩定後，史明持續台獨的地下工作，發行刊物，參與、籌設各類組織，如知名的「獨立台灣會」（簡稱「獨台會」）。但在海外獨派團體派系傾軋，以及國民黨政府強力的監控下，取得的成果有限。
組織地下活動外，史明重拾對馬克思主義的研讀，並開始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於六二年出版日文版。取了筆名「史明」，即「把歷史弄明白」之意。
《台灣人四百年史》強調由「人」的視角出發，是「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的立場」的台灣通史，並藉由社會經濟結構的分析，觀察台灣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以史實為依據，直言四百年來島上的統治者皆為殖民政權。
七○年代史明開始學習漢文，進行漢文版的改寫，於八○年出版漢文版。從日文版到漢文版，不只是文字翻譯和資料增添，學者吳叡人指出兩者體現作者在革命的實踐中，完備台灣民族論述的過程，確立了「殖民vs.反殖民」二元對立的架構，以台灣人「大眾」的反抗史，構成了台灣民族的主體。
約莫同王育德以日文寫成《台灣：苦悶的歷史》，彭明敏等人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台灣主體意識開始了理論的深化，重新審視過去，企圖用來改變當下。
在白色恐怖強力壓制下，這段時間台灣民主運動載沉載浮，一代代反抗者挺身而起，往往換來統治者更強力的掃蕩，不是被捕或喪命，就是遁入地下或轉往海外，靜待下一波浪起。看似堅不可摧的體制，終於在數十年無數的犧牲之後，終於有了鬆動的跡象。
八七年宣告解嚴，相關法令仍未廢除，九一年清大研究生廖偉程等因為閱讀仍是禁書《台灣人四百年史》，並和史明獨台會接觸，遭到逮捕，引發大規模的抗議學潮，四人不到十天即釋放，這起「獨台會事件」讓史明其人其書聲名大噪。
九三年史明決定返回台灣，在返台記者會上表示：「我是為了打倒國民黨殖民體制、達成台灣獨立而回來的。」雖未忘初衷，但他也認知到台灣已沒有武裝革命的空間，於是將工作的重心放在「啟蒙」和「組織」。
即使離台多年，史明立刻投入獨台會組織的設立，並成立宣傳車隊於街頭遊行，並經營地下電台；二○○五年三月十六日一連串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活動，於台大大門靜坐，阻擋連戰座車，表現出他高度的行動力。
史明雖然走體制外的路線，但也認為應和體制內的改革並行，如同他在一次投書中所寫下的「戰術的運用要尊重理念，不能以戰術來改變理念，如果影響原則就是死路一條」。
二○○九年史明在赴日途中突然急性腎衰竭，雖然康復，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積極投入各種演講，並出現在不同的社會運動場合，從反媒體巨獸運動到太陽花學運，都可以見到被年輕人暱稱為「歐吉桑」的史明坐在輪椅的身影。
他也開始接受「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有計畫的採訪，並開始回憶錄撰寫，兩者皆已出版。
史明思想的深度、行動的熱情以及謙遜的態度，使他成為青年運動者重要的精神導師。
一九九○年之後，體制內的改革獲得形式上巨大的成功，已數次政黨輪替，但只重視選舉勝敗、忽視核心價值的建立，再加上近年中國的崛起，台灣的民主火光表面閃亮，實際上仍在風雨飄搖之中。
史明體制外的努力看似孤獨，但無論在思想或精神上都留下難以磨滅的典範和表率。史明身後所留下的遠遠超過選舉的輸贏算計，體制內的扭曲，或終究得要靠歐吉桑那體制外的熱情與理想所扭轉。
十月十三日凱達格蘭大道舉行史明告別式，總統蔡英文也頒贈褒揚令。革命家史明百年人生已然結束，然而他的理念和精神，終將伴隨這座島嶼迎向未來無數個百年。（本文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史明小檔案
本名：施朝暉
生平：1918年11月9日生於台北士林，2019年9月20日病逝於台北，享年103歲
學歷：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
經歷：受馬克斯主義影響，於1943年赴中國大陸加入共產黨，後因對中共失望返台，計畫刺殺蔣介石失敗，逃至日本。經營水餃店「新珍味」，並從事台獨運動。1993年回台定居，繼續宣揚台獨。最著名的著作為《台灣人四百年史》
副總統陳建仁（左四）拜訪明朝傳教士利瑪竇在義大利的故鄉，並與主教馬可尼（左三）合影。（總統府提供）
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近四年，身為天主教徒的陳建仁三度拜訪梵蒂岡，鞏固在歐洲的最後邦誼。看到陳建仁獻上的《利瑪竇傳》紀錄片，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難掩喜悅之情。
「我很敬愛中國，當我讀到利瑪竇生平時，發現他有著和我一樣的感受。他懂得與這個偉大的文化對話，與之相遇。」方濟各二○一六年接受《亞洲時報》（Asia Times）專訪時，首次暢談他的「中國夢」。
以利瑪竇為榜樣，教宗方濟各的中國夢是以北京為出發點，並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話的主體，儘管在一九四二年時，教廷是與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建交。其實教廷的中國夢裡，台灣也有一席之地，從五二年起，教廷駐華使館落腳台北，代表著大中華地區，可是這番定義卻讓尋找國家新定位的台灣進退兩難。
讓教宗眉開眼笑的《利瑪竇傳》，也交織著台灣糾結的文化認同與複雜的外交處境，與教廷交朋友時，「反中」的台灣政府還是搬出孺慕中國的傳教士。在參加英國樞機主教紐曼（John Henry Newman）等五人的封聖彌撒前，陳建仁前往義大利東部的馬切拉塔（Macerata）拜訪利瑪竇的故鄉，受到主教馬可尼（Nazzareno Marconi）的親切歡迎，但當地媒體指出「這是私人的訪問」，撇清政治意涵。
人口四萬多的小鎮是兩岸角力的方寸之地，台灣的訪問團絡繹不絕，北京的國家漢辦在這舉辦利瑪竇的研討會，上海也藉著文化交流之名，送出與耶穌會士交好的徐光啟雕像，交換馬切拉塔的利瑪竇塑像。
從若望保祿二世開始推動的中、梵對話，歷經跌宕起伏、猜忌互斥，終於在去年奠下一塊基石，簽署《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與北京交手三十多年的切利（Claudio Celli）總主教說：「一旦門打開了，就不會再關上。」無畏諸多批評，教宗方濟各堅定落實協議，今年雙方「試車」，內蒙古與漢中兩位主教的祝聖典禮上都提到「此人選經教宗同意」，證明北京承認教宗是中國教會領袖的地位。
比起達賴喇嘛面臨的打壓，中共對教廷做出了不尋常讓步。眼看北京與梵蒂岡愈走愈近，陳建仁謹慎地表示：「我們祈禱這是中國邁向宗教自由的第一步。」
推動宗教自由也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台灣連續兩年高調參與在華盛頓舉辦的「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身為全世界十三億天主教徒的精神堡壘，梵蒂岡捍衛宗教自由也是責無旁貸。「台灣是跟著美國喊，但美國是把宗教自由當做工具，這是可以理解的策略。」一名熟悉國際外交史的台灣學者提醒：「不過要小心美國與教廷的關係，美國教會的保守派一直在攻擊教宗，台灣不要淌這混水，分際要拿捏得很好。」
陳建仁抵達梵蒂岡前，美國國務卿龐佩歐（Mike Pompeo）前腳剛走。在美國駐教廷大使館與教廷外交部合辦的「人性尊嚴」研討會上，龐佩歐以維吾爾人達吾堤（Zumrat Dawut）遭到毆打為例，痛斥中國政府把上百萬伊斯蘭教徒送進再教育營，並指出基督教徒也受到迫害。「當一個國家絕對統治，神就是權威的威脅。」美國國務卿點名：「中國、古巴、伊朗、敘利亞與緬甸都是侵犯人性尊嚴與宗教自由的國家。」
龐佩歐坦承美國與梵蒂岡有許多分歧，但不放棄拉攏盟友，「在最基本的人性尊嚴與宗教自由上，這些議題超越每天的政治運作，我們應該一起向前邁步。」他在聲色俱厲的發言後，揚長而去，不顧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將在下午發言。
雖然龐佩歐不在場，帕洛林迂迴點出與美國不一樣的路線，教廷捍衛宗教自由時不分意識形態、政權形式，也不涉及政治與經濟利益。他意有所指地說：「必須遏止藉著捍衛宗教自由之名，販售武器。」教宗方濟各推崇的模式是，在全球譴責緬甸迫害羅興亞人之際，號召七十多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宗教代表面對面溝通，理解各方的處境。
教廷外交部長蓋拉格（Paul Gallagher）也說：「宗教不該招來戰爭或煽動仇恨情緒、極端主義，也不該引發暴力或流血。」他接著指出：「固然要譴責對宗教自由的迫害，但更珍貴的是編織促成宗教領袖、宗教人士抱著善意、培養寬容、博愛和健康的多元主義。」
川普（Donald Trump）領導的美國政府走上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與教宗方濟各的多邊主義漸行漸遠，雙方在移民、氣候變遷等議題也是立場迥異。川普在競選時主張在墨西哥邊境築牆，方濟各批評：「這樣做，稱不上是基督徒。」就在龐佩歐訪問羅馬之際，川普加碼表示，有意挖掘「護城河」放入鱷魚嚇阻非法移民。
美國宗教大使布朗貝克（Sam Brownback）仍希望梵蒂岡成為親密夥伴，「就像冷戰時期的若望保祿二世與雷根（Ronald Reagan），當梵蒂岡與美國真正合作時，我們可以撼動天堂和地球。」
布朗貝克的期望是中共的大忌。致力與北京改善關係的教廷一再強調，無意改變世俗國家政權，並淡化在蘇聯、東歐共產黨瓦解的角色。事實上，若望保祿二世雖然反共，但穩住了波蘭團結工聯的革命衝動。「若仔細研究團結工聯，會發現他們的行動非常聰明，不會在關鍵時刻過度施壓，因為背後有天主教會在下指導棋。」一名教廷專家指出。
香港抗議延燒四個月，台灣認為有損中、梵關係。但教廷要求香港天主教會冷靜，仍與北京保有默契，「中共知道教會是被動的，是年輕人讓主教、神父不得不參與。」在香港傳教四十多年，並長年參與人權運動的義大利神父甘浩望（Franco Mella）說。
梵蒂岡與北京關係改善，有助於傳播人權等價值，美國卻不樂見。「華盛頓的反對無關宗教自由，而是政治考量。當美、中較勁時，最好天主教會也和中共不和。普世價值需要長時間耕耘，但政治攸關眼前利益。」米蘭天主教大學教授喬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解釋。
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轉向軍事主導，教廷二○○三年苦勸小布希（George W. Bush）不要出兵伊拉克未果，兩者間的「神聖聯盟」瓦解。教廷一語成讖，中東落入長年的衝突。教宗方濟各擔憂，全球正在落入碎片化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列強爭霸之際，台灣要有勇氣和智慧，才能保住在亂世中生存的一線希望。
趙少康力抗黨產會，使出了各種招式，包括司法提告。（柯承惠攝）
黨產會認定中廣為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命其吐還從政府遷台以來取得的不當房地，並追徵七十七．三億元，讓中廣面臨生存保衛戰。
但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冷不防將戰場延伸到司法領域，具狀向台北地檢署控告時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及投管會主委劉泰英。據悉，檢方已分案交由黑金組檢察官王俊棠偵辦，檢方的偵辦動作恐讓此案再添變數。
中廣為了切割國民黨而和黨產會纏鬥將近三年，但黨產會最終仍將中廣扣上「國民黨附隨組織」的大帽子。中廣堅稱，二○○五年底，國民黨營的中投公司將華夏公司（含中時、中視、中廣股權）以四十億元包裹賣給中時榮麗集團後，中廣就已脫離國民黨。趙少康自認是冤大頭，他花十億元買下廣播部門，如今卻得承擔歷史共業。趙少康怒嗆黨產會：「錢也不是我們拿去的，我一毛也沒有拿啊。這些錢不跟國民黨追，跟誰追？」
在中廣處分案出爐後，趙少康緊急委任律師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獲准。不過中廣是否附隨國民黨？三中交易案是否讓中廣脫離國民黨掌控？在過去時空背景下是否侵吞不該拿的房產？這串問題的答案將決定趙少康能否保住中廣。
翻開黨產會處分書，就可瞥見中廣一開始就布滿黨國機器的影子。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黨務要角陳果夫、葉楚傖、戴傳賢等人拍板設立進行作戰宣傳的廣播電台，一開始定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播無線電台」（簡稱中央廣播電台），之後陸續更名為「中央廣播無線電台管理處」、「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
四五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就代表國家到台灣接收日本總督府在日治時期設置的台灣放送協會各地放送局與機室。隔年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將該單位改組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廣），國民黨將公司地址定為中國南京、資本額定為五十億元國幣，選定股權代表人及董監成員後，更主導制定公司章程，最後送交經濟部立案。
國民政府遷台後，國民黨在台北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改選董監事，幾年後中廣修改公司章程並重新向經濟部登記，將資本額改為新台幣一百萬元。而中廣也向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遞交一份當年經核准轉帳的房屋清單，要求政府核發產權證明書。行政院則指示這筆三一七元一角四分的房屋價款先從中廣事業費下扣抵轉帳。
不過這些轉帳房屋卻衍生糾紛。黨產會認為，國民黨當年是以「政權行使支出」為由，使用國庫預算購買不動產，中廣只取得管理使用權，而台灣省政府公產管理處曾經數度確認這些公有土地不在轉帳範圍內，地政機關更拒絕辦理中廣申請的公有土地囑託登記。
但中廣的認知卻和政府不一致。中廣認為這是戰後補償，數次向台灣省政府催促登記房產所有權。
中廣在五一年間發文給省政府指稱：「本公司雖屬黨務機構，然自為政府徵用後……經費及員工薪津都列為國家總預算，由國庫開支，和政府機構已無迥異，實際上為『黨產國用』機構……。」另一封電文則寫著：「本公司接收台灣各台室房地產（日治時代台灣放送協會）早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准轉帳（附核准轉帳之房屋基地清單），其轉帳價款亦經行政院核准在本公司業務費項下扣抵。」
中廣要房子也要土地，省政府堅決不埋單，強調「轉帳房屋之基地（土地）並未包括在內，應予剔除……。」
但中廣不放棄，繼續發電文強調公司經費是由國庫支出，屬於「類同特殊性質之政府機關……如地權另行割裂劃歸省市另一機構，在本公司則有極大損失，其他機構則似無必要該項基地……。」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則霸氣回覆中廣董事長張道藩：「轉帳房屋均不包括基地，事屬完案，歉難變更。」
不料幾年後政府態度出現轉折。五五年中廣再度要求交通部准許中廣辦理土地產權登記，指稱「本公司於抗戰勝利後，奉令接收台灣區各電台產業……轉帳手續亦經於一九五一年辦理完畢。」而行政院函轉財政部意見給交通部，交通部因此同意將台灣放送協會名下的廣播電台房地產都交給中廣掌理。
交通部的「准許管理房產」和「登記所有權」根本是兩回事，但中廣一拿到證明書後，居然就火速將台灣放送協會名下的北市大安區十二筆土地移轉登記到自己名下，登記原因則是「空白」。
這批土地除了中廣自用，六九年配合中廣轉投資的中視將成立，動工興建廣播電視大樓，之後供中廣、中視使用。最後歷經重劃後，轉手賣出成為帝寶豪宅的土地，讓中廣一口氣獲利高達六十七億元。
中廣豪奪了地價驚人的北市精華區土地，但接收政府土地的腳步並未止息。政府當年想加強對中國的心戰廣播，準備和美方合作在嘉義、新北設置強力廣播發射台及收音台，卻挨了一記大悶棍。
黨產會調查，交通部當時編列預算後，委託中廣出面買地，中廣卻將三十九筆土地直接登記在自己名下，事後處分的近十億元獲利悉數納入公司口袋。忙著收前人爛攤子的交通部向法院興訟，反而因合約規定而吃鱉。
但交通部吃的虧不止於此，當年也曾動用預算讓中廣建立強力國際電台及八里機室工程，不料由交通部砸錢徵收的新北八里兩筆土地，居然也直接登記給中廣。事後公路局為了拓寬道路而徵收部分土地，結果還得發放給中廣近百萬元補償費。
除了這些荒唐債，黨產會調查中廣接收嘉義放送局十多筆土地的過程更令人咋舌。當年這十多筆登記為「省有」的土地幾乎都是公共設施保留地，禁止出租或出售，但嘉義縣政府卻和中廣簽下為期兩年多的「免租金」租約，租期屆滿後，還讓中廣在未續約的狀況下無償使用省有財產。
二十年後，嘉義縣政府為解決此事，先擅自將租約解釋成「不定期租賃契約」，雖然向中廣追討一百多萬元租金，卻刻意續訂租約，讓中廣在隔年得以用兩千多萬元優先承購該批土地，維護中廣的態度令人訝異。
中廣早年以各式方式接收日產和取得政府公有地，相對的資本額也從一百萬元開始一路狂飆，當年中廣和國民黨在財務及人事層面上，亦有著濃到化不開的甜蜜關係。
例如，中廣在六八年辦理增資一億元時，國民黨中央財政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就記載「增資為新台幣一億元，全部資本均屬『中國國民黨黨股』」；中廣股東會則記錄出席者為「黨股代表人」；八八年，中廣辦現金增資三億元時，在股東大會名單上註記的出席者仍為「黨股代表人」。
九一年以後，國民黨改指定黨營的華夏投資當法人股東，並指派黨務大老關中、蔣孝武、劉松藩等人擔任法人代表。
不過，即使中廣的資本額膨脹為九．五億元的大型媒體公司，華夏卻始終持有超過九七％股權，國民黨更穩穩掌控中廣的大小事，除了指派和核定董監事及高層人選以外，基層人員的升遷、保險、退休等也不放過。
但中廣和國民黨的深厚關係，在國民黨進行三中交易案後似乎走了調，惟中廣是否已脫離國民黨的掌控？答案仍是撲朔迷離。
北檢追查三中案時發現，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定調將華夏投資（持股三中）賣給前中時集團負責人余建新的榮麗公司後，余實際上只買了中視，中投因此替中廣和中影量身打造交易架構，讓華夏持有的中廣、中影股權在形式上過戶給榮麗，實質上卻沒有脫離國民黨掌控。
而當年中投雖然選定趙少康（好聽等四家公司代表人）成為中廣新主人，雙方在檯面上的交易價號稱五十七億元，但趙其實只對廣播部門出價十億元，中投設計出複雜的交易模式，讓中廣股權在表面上脫離國民黨，趙少康既可以經營廣播部門，而非廣播部門以外的大批資產，仍然牢牢鎖在黨營的光華公司手上。
中廣和國民黨的關係無法正式脫鉤，自然也得承擔過往取得的不當獲利。不過黨產會認為，趙少康等新的經營團隊確實投入十億元購入廣播部門，廣播部門資產及衍生的收益並不屬於不當取得的黨產。
黨產會對中廣開鍘七十七億元，高額罰金攸關中廣存亡。對此，趙少康並沒有坐以待斃，除了猛Ｋ黨產會，還鎖定遭黨產會裁罰最高額六十七億元的仁愛帝寶土地售地案開刀，他把矛頭對準當初批核的李登輝和主導的劉泰英，準備將戰線延長到司法面。
九九年，中廣將仁愛路土地以八十八億元賣給中投，中投再以九十億元賣給宏盛建設，國民黨一轉手賺走兩億元看似贏家。但外傳中廣曾委外鑑價上看一三○億元，外頭也盛傳宏盛集團曾捐贈二．九億元給由劉泰英擔任院長、李登輝擔任榮譽董事長的台綜院，讓外界對此交易案宛若霧裡看花。
據悉，多年前就有人向北檢告發此案，檢方則因未查出對價關係而做出不起訴處分。對於趙少康近日具狀控告李登輝和劉泰英涉嫌《刑法》背信、《洗錢防制法》等多項罪嫌，檢方也不敢大意，目前已調卷釐清，鴨子划水地展開偵辦動作。
美國職籃NBA因為香港「反送中」爭議，遭中國官方與民間瘋狂撻伐。（AP）
三十年前，前總裁史騰（David Stern）打開了ＮＢＡ往中國市場的大門，讓喬丹（Michael Jordan）和巴塞隆納奧運的美國夢幻隊成為中國籃球迷琅琅上口的名詞。一九九二年ＮＢＡ開設香港辦公室經營華人市場，二○○一年聯盟出現了第一位中國籍球員王治郅。
但是真正幫ＮＢＡ在中國開疆拓土的是○二年休士頓火箭隊選秀挑中的姚明，成為史上第一位從來沒在美國打過球，卻當上狀元的國際球員。
姚明還沒進入ＮＢＡ時，火箭每場比賽轉播大約只有一百萬名觀眾，但姚明加盟後，每場一下子多了三千萬名中國球迷，而整個聯盟在中國直播場次翻倍到一七○場。
○一年才開始行銷美國的燕京啤酒，以六年六百萬美元的價碼買下火箭隊主場豐田中心籃架下方的廣告位置，○三年就在美國多賣了一千噸啤酒。火箭隊場邊看板成了中國商業品牌的奇妙舞台，即使產品在美國買不到也爭著上架，透過轉播畫面傳送回中國。
最大獲利者當然是火箭隊。○三年火箭隊的市值二．五五億美元，從燕京、匹克（Peak）開始拓展中國贊助商，即使姚明一一年退休也不影響後續發展。當一七年提升到十二個中國贊助品牌，市值膨脹到十六．五億美元時，前老闆亞歷山大（Leslie Alexander）把火箭隊以二十二億美元賣給休士頓出身的餐飲大亨費提塔（Tilman Fertitta），這個價碼是他在二十四年前買下火箭時的二十五倍。
而費提塔接手才短短兩年，球隊市值又增添了六．五億美元。一八年火箭官方商品在中國銷量僅次於金州勇士跟克里夫蘭騎士，估計今年可以從中國市場賺進二五○○萬元，占全隊兩成營收，說中國是火箭半個主場並不為過──雖然火箭只有季前熱身在中國比賽。
聯盟也沒閒著。公牛結束王朝霸業後，紐約、芝加哥等大市場球隊持續不振，ＮＢＡ在美國本土的轉播收視率下滑，但在亞洲的轉播市場卻持續攻城掠地。一九九四年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次直播ＮＢＡ總冠軍賽，並派遣記者現場採訪。到了二○一九年，央視每年付出七五○○萬美元的權利金給ＮＢＡ，並以五十人團隊大陣仗赴美關注。
除了電視轉播，還有數位網路平台，騰訊在一五年簽下五年七億美元的合約，另外還負責銷售線上遊戲“NBA2K”，五年前的手機玩家就超過一九○○萬人，包括轉播跟電競，騰訊每年可以入帳二．五億美元。
而且中國想播ＮＢＡ的也不只一家。央視的地位無可取代，但是數位平台除騰訊獨家全程轉播以外，沒時間看球的球迷還可以看短視頻。
從一七年開始，ＮＢＡ陸續授權新浪微博、咪咕體育和字節跳動播出短視頻，培養騰訊合約到期後的潛在對手。因此，騰訊上個月擊敗對手阿里巴巴，再續約五年ＮＢＡ轉播到二五年的代價提高到十五億美元。對聯盟來說，下個球季光是騰訊跟央視權利金就有三．七億美元。
聯盟○八年時趁著北京奧運舉辦，在北京開設辦公室，取代香港的位置。開拓市場的前期，ＮＢＡ的合作對象主要是運動相關商品，譬如蒙牛乳業、開特力在中國的分公司佳得樂，以及製造主力放在中國的Nike、Adidas等品牌。
ＮＢＡ北京辦公室開張時只有三個人，但現在包括上海辦公室，ＮＢＡ中國已有兩百名員工，授權談判的範圍也包山包海。想像一下：早上起床，柯比（Kobe Bryant）在清揚洗髮精上提醒你注意儀容，你順便用吾尊的湖人隊系列洗面乳控油護膚，然後坐在家裡吹長虹冷氣看電視，渴了就打開美菱冰箱拿康師傅的冰紅茶來喝。
如果人在外面可以用Vivo的手機看咪咕提供的即時短視頻，或者直接用網路訂德克士炸雞。以上從冷氣、電視、冰箱、飲料到炸雞、手機，全部都印著勇士隊或者火箭隊的logo。
若要出遠門，柯瑞（Stephen Curry）在一嗨租車上微笑跟你招手，車子可能用的是易建聯代言的美孚機油。你還可以用與ＮＢＡ合作的上海浦發銀行的信用卡請小贏科技幫你投資，真有錢了要去美國看現場，攜程網一條龍訂好機票、飯店和ＮＢＡ門票。只要有贊助就有入帳，光是一嗨取得官方合作伙伴和柯瑞肖像使用權利的代價就是八百萬美元。
儘管相關授權商品因為山寨版猖獗侵蝕獲利，但加上前述的轉播權利金，聯盟一年在中國大陸的收益至少是二．五億美元，二○年以後更上看五億美元。
如果這些企業在莫雷（Daryl Morey）事件後全部撤除贊助，到底是ＮＢＡ還是這些企業比較虧，這盤帳恐怕有得算。
北京對莫雷推文擺出大動作，原因讓人霧裡看花。（AP）
美國籃球ＮＢＡ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上轉發支持香港抗爭的推文，而被指為支持港獨，火箭隊在中國被批評和抵制。ＮＢＡ主席席佛（Adam Silver）因為不肯向中國道歉，「抵制」擴大到整個ＮＢＡ：ＮＢＡ在上海的季前賽取消直播，也取消賽前與球迷的見面會。很多球迷在網上揚言「不看ＮＢＡ」。
當然，中國人一向「身體最誠實」，沒有取消的ＮＢＡ季前賽依然座無虛席。
中國官方炒作莫雷推特事件，有如去年北京要各國民航「正名」台灣時，美國前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批評中國的「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香港反送中運動本來和港獨毫不相干。進入六月之後，運動逐漸暴力化，固然有一部分港人喊出港獨口號，但絕大部分港人只想爭取民主、自由、自治，落實「真正的港人治港」。港人普遍認同的「五大訴求」無一涉及港獨。
香港遲遲無法平復，中國又不願解放軍入城，於是在宣傳上向運動潑髒水，把支持香港自由的人通通視為支持港獨、支持分裂中國。
中國政府的宣傳，在抽離脈絡、斷章取義、選擇性報導和官媒評論「帶節奏」多管齊下，加上最重要的封殺不同聲音，編造出一套讓「愛國小粉紅」熱血沸騰的邏輯。中國還利用微信、微博控制海外中國人的思維，這就是今年八、九月，海外中國人在全球反港獨的原因。
共產主義理論破產後，中國共產黨的執法合法性建立在兩個基石上：經濟至上論和民族主義。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中國（包括中華民國）就開始打造一套「國恥教育」模式，一八四○年以來的歷史最後被簡化為國恥敘事：中國以前很強大，但自近代以來一直被列強欺負而落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讓中國不再被列強欺負。
在這套敘事中，領土喪失是最大的國恥，勾結外敵的漢奸最令人不齒。
對大部分從小浸潤在這種氛圍的中國人來說，「分裂祖國」這個滔天大罪能百發百中地打動他們的心靈，這也成為中國宣傳系統最得心應手的大棍子。
在莫雷事件發生後，ＮＢＡ布魯克林籃網隊老闆蔡崇信發了一封長文，認為美國人評論香港事件，要先學習一下中國人一七○年的「屈辱歷史」。蔡崇信是個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加拿大籍台灣裔人，也是中國阿里巴巴集團的元老。可見國恥教育的印記是多麼難以被洗去。
中國對香港運動指鹿為馬，不但在中國人中抹黑香港運動，而且和去年中國大張旗鼓地要求各國民航把「台灣」改為「中國台灣」一樣，是中國在國際推行「中國式的政治正確」工程的一部分。
中國以往宣傳分國內和國外兩個系統。往往在國內宣傳煽動民族主義，但對外宣傳單位（包括外交部）還是以溫和口吻說話。可是近年來中國對外宣傳系統「戰狼上身」，往往是煽動國內民粹的急先鋒。
比如去年在瑞典所謂的「瑞典警方粗暴對待中國遊客」事件，本來只是一起電視上的嘲諷節目，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卻先高調指責瑞典警方，再於《環球時報》的配合下，炒作為「瑞典辱華事件」。
這次香港事件中，國內和國外宣傳高度統一，分明要在國際上營造支持香港就是要分裂中國的輿論。莫雷事件就是中國駐美國領事館首先高調批駁，才轉回中國發酵的。這種外交系統帶頭衝鋒的模式，正是中國要主動出擊向世界推行「中國意志」的表現。
具體到莫雷事件，中國的反應小題大作。莫雷是個企業經理人，也不怎麼熱中推行政治主張，其政治主張（如果有的話）也從來不被傳媒關注。莫雷也非於接受公開訪問時表達支持香港，只是在自己私人推特上轉發一張圖片。
其實莫雷也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火箭隊因為中國球星姚明（現在中國籃協主席）加盟而成為在中國最受歡迎的球隊，而姚明還在休斯頓火箭隊時，莫雷就已成為球隊總經理，一直在中國媒體上有過不少報導。於情於理，莫雷都沒有必要與中國人民作對，更遑論要去「分裂中國」。
最多只能認為，莫雷對香港事態的認識基於西方媒體的報導，沒有受到中國宣傳的「香港人搞港獨」影響，無意中「傷害了中國人民脆弱的感情」。而他也很快刪掉了推特。沒想到中國人民對「老朋友」這麼不留情面，不但痛批莫雷，還連累到整個ＮＢＡ，要把其趕盡殺絕。
這只能理解為，中國要用莫雷和ＮＢＡ祭旗，要殺雞儆猴，封殺國際各種支持香港的聲音，也要進一步在世界推行中國意志。
中國對莫雷和ＮＢＡ的批判和制裁，立即引起美國社會強烈的反應。美國政界和新聞界不分光譜一致痛批中國企圖透過經濟影響力，干預美國的言論自由。美國各大論壇、社交媒體、傳統媒體的評論版出現洶湧澎湃的反中潮，關心香港的美國人大增，支持香港的聲音高漲。這是中國沒有想到的。
在政界和媒體的壓力下，ＮＢＡ前恭後倨。席佛一開始表示遺憾，隔天即明確支持莫雷的言論自由。火箭隊球星哈登（James Harden）一開始向中國球迷道歉，過了兩天也表示支持言論自由。ＮＢＡ沒有像其他外國企業一樣被中國經濟制裁的大棒壓倒。這相信也是北京政府此前沒有想到的。
中國低估了美國人對言論自由的熱愛，低估了美國保護其人民的堅定承諾，低估了美國做為一個大國的尊嚴。推特是中國封殺的社交軟體，中國人在國內如果不翻牆根本看不到，可以說莫雷的推特完全不針對中國受眾。做為美國人，莫雷在美國用美國網絡說的任何話都不受中國的管轄，更遑論不應該被「歐威爾式的胡言論語」大棍打倒。可以說這次中國觸碰了美國的底線，美國人沒有退路。
中國媒體搬出ＮＢＡ前幾年處理斯特林（Donald Sterling）事件為例，來諷刺美國雙重標準。此話大錯特錯，斯特林原是快艇隊老闆，因為歧視黑人的對話被ＮＢＡ罰款和禁賽，最後賣出快艇。
ＮＢＡ不是普通的體育組織，而是一個追求進步價值的體育組織。無論是斯特林事件也好，取消北卡羅萊納全明星賽（北卡通過歧視變性人法案）也好，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也好，都在追求進步價值。支持自由，當然也是進步價值的一種。可以說，沒有進步價值，ＮＢＡ就失去了在美國人心中的光環。
ＮＢＡ有怒懟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勇氣，如果對中國卑躬屈膝，這才是真正的雙重標準。ＮＢＡ當然是金錢至上，但再誘人的中國市場也完全和美國本土市場不在同一個量級。ＮＢＡ不可能冒著丟失美國市場的風險去討好中國。
中國企圖要ＮＢＡ低頭，結果撞到石頭上。特使劉鶴正在美國參加貿易談判，中國更不想節外生枝。於是官方明顯降溫，不但ＮＢＡ季前賽照舊，在微博上也把話題從頭條中取下。
中美貿易談判似乎進展良好，但一切均未定局。該事件令中美關係、貿易戰和香港問題更深地糾纏一體，政界反中情緒更濃厚，讓美國人民對「中國威脅論」有親身體會。中國此舉實在是得不償失。
中國球迷帶著國旗，在爭議中前往觀看NBA中國賽。（美聯社）
十月的第一個周末，美國ＮＢＡ正在為日本東京站賽事努力宣傳，不料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上轉發圖片，上面寫著「爭自由，挺香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轉移了所有宣傳焦點。
莫雷的推文立刻引來大量的中國網民「出征」。一個球團行政人員，即使是高層主管，會掀起那麼大的波瀾，和火箭隊是ＮＢＡ在中國球迷最多的球隊不無關係。由於中國籃球明星姚明在二○○二年參加ＮＢＡ選秀，以狀元身分被火箭隊挑走，不但讓ＮＢＡ在中國快速發展，也讓火箭隊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職業籃球隊。
讓人意外的不是中國網民出征，而是隸屬中國政府的央視體育頻道和中國網路巨人騰訊，都宣布暫停ＮＢＡ賽事在中國的轉播。而讓火箭隊能在中國發光發熱的姚明，也宣布帶領的中國籃球協會將中斷和ＮＢＡ的合作關係。
正在東京比賽的火箭隊當家球星哈登（James Harden），則在七日發表聲明：「我們道歉，我們愛中國。」（“We apologise, We love China.”）並有多位球星應和。
強大的壓力讓火箭隊老闆費提塔（Tilman Fertitta）不得不發文切割，莫雷的推文也「被刪除」，甚至讓ＮＢＡ主席席佛（Adam Silver）八日就從東京趕赴上海，希望可以免除即將在上海、深圳舉行的ＮＢＡ中國賽被取消的厄運。
只是席佛行前的聲明：「那條推特已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但ＮＢＡ是一個「有價值觀的組織，莫雷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力是受到支持的。」被中國認為沒有誠意道歉。這期間還發生ＮＢＡ官方聲明被ＮＢＡ官方中文網「超譯」（原版僅「表示遺憾」沒有道歉，中文版卻道了歉）的情事。
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則在官網上舉辦「四種選項一種答案（都是要ＮＢＡ道歉）」的網路「民調」。
中國網路電商巨人阿里巴巴、行動裝置廠商Vivo、運動用品大廠李寧、飲料廠商蒙牛、咖啡連鎖店瑞幸…‥，所有和ＮＢＡ或是火箭隊有合作關係的中國廠商均在十月十日之前宣告終止合作關係。很顯然這件事已經不是「網民暴怒」那麼單純。
中國政府則於八日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表態：「我想中方的立場已經非常清楚了。另外，我建議你去關注一下普通中國民眾對此事的反應和他們的態度。跟中方開展交流與合作，卻不瞭解中國的民意，這是行不通的。」將事件正式定位成ＮＢＡ蔑視中國消費者的民意。
中國官民商的大動作也惹來太平洋彼岸的反擊，ＮＢＡ臉書的留言一面倒支持「抗中」。尤其因為選舉和中美貿易大戰推升的「中國厭惡感」，讓美國政治人物不分朝野黨派都也對ＮＢＡ議題大肆發揮，紛紛推文譴責向中國投降的ＮＢＡ官員「噁心」、「可恥」、「愛錢勝過一切」。
這其中有在一五年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權的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盧比歐（Marco Rubio），還有今年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權的華倫（Elizabeth Warren）、楊安澤（Andrew Yang）等大咖。
克魯茲甚至帶著八名跨黨派、跨參眾兩院國會議員，在九日聯合發表公開信，譴責中國政府以經濟手段限制美國人發言，並批評ＮＢＡ屈從。公開信稱：「ＮＢＡ屈服於中國政府的要求，令人髮指。」面對利益模稜兩可就是對美國價值的背叛，提醒聯盟維護自己的聲譽。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也發出推文，嘲諷不正面回應莫雷事件的金州勇士隊總教練柯爾（Steve Kerr），說他只會批評美國而不敢批判中國，就像小男孩一樣。甚至在柯爾回應後，加碼嗆聲：「面對有關中國的簡單問題，他竟語塞難以回應，看起來是那麼軟弱可悲。」
金州勇士隊在川普上任後的一七、一八年贏得ＮＢＡ總冠軍連霸，卻拒絕按慣例造訪白宮，接受總統祝福，讓川普耿耿於懷。
風波還不斷外擴，美國專業體育台ＥＰＳＮ經過數年的「政治」風雨，這次決定「回歸專業」，資深新聞主任薩里圖羅（Chuck Salituro）要求：「任何與莫雷有關的報導，只專注在與籃球有關的議題，避免任何對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性討論。」
一七年當白人至上主義團體與示威人士在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發生致命衝突時，ＥＳＰＮ把一名主播撤下，原因是他跟白人至上團體所推崇的南北戰爭時南方邦聯主帥李將（Gen. Robert Lee）同名。
這次ＥＳＰＮ回歸專業，卻被共和黨籍參議員史考克（Rick Scott）批評為怯懦，「真是可悲，又一個美國企業允許中國指導他們的行動。」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則說：「當ＮＢＡ挺起背脊對抗中國的管制，ＥＳＰＮ卻舉手投降。」
不只ＥＳＰＮ、不只ＮＢＡ，其他科技、運動產品甚至珠寶企業最近也都因為香港問題而左右為難。
就在莫雷事件後數天，知名珠寶公司Tiffany & Co.撤下一個被懷疑是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廣告：一名中國模特兒，兩手各戴一枚戒指，一手輕靠臉頰，另一手遮住一隻眼睛，被認為是影射在示威過程中遭警方以ＢＢ槍射傷眼睛的女子，甚至說那是「以眼還眼」。Tiffiny澄清廣告在五月間拍攝，與反送中無關，並立即撤除。
緊接著，科技龍頭蘋果（Apple）撤下可以即時顯示警員及警車位置的手機應用程式「HKmap.Live」。蘋果原本拒絕這個app上線，直到四日才同意，九日遭中國媒體指控為「非法作為」，十日便宣布下架。
蘋果的決定得到中國官媒讚揚，卻受到美國不分黨派的政治人物譴責，批評蘋果「與專制政權為伍」。執行長庫克（Tim Cook）被迫出面說明，指該app違反不得使個人受到傷害的政策。
實情是，蘋果每年在中國的營收超過五十億美元，Tiffany也一樣。波士頓顧問公司（ＢＣＧ）公布中國一八年占全球奢侈品銷售的三二％，中國是Tiffany的第三大市場，香港則是第四。香港因反送中事件，市況大受影響。
九月間Tiffany總裁向《彭博新聞》（Bloomberg）表示，計畫在中國開設更多分店，上海的中國旗艦店將成為僅次於紐約第五大道總店的全球第二大分店。
遇到中國「為難」，企業通常「投降」。遊戲公司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沒收戴面具參賽的「聰哥」賽季獎金，同時禁賽一年，被批評是「自我審查」。
但連Google也都自我審查了。Google悄悄地將一款取材於香港示威的遊戲「時代革命」（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從Google Play下架，理由是違反公司「（不得）從衝突或災難等敏感事件中獲利」的政策。
唯一不必懼怕的是《南方四賤客》（South Park）。以嘲諷時政著名、已播出二十三季的卡通《南方四賤客》，在莫雷事件前後，製作了一集節目〈樂團在中國〉（Band in China），大酸特酸中國的言論審查和人權狀況。內容包括達賴喇嘛、影射習近平的小熊維尼、言論審查、活摘器官販售、同性戀等「中國敏感詞」，還有拘留穆斯林的集中營；影集名稱中的Band（樂團）與Banned（被禁）同音。
一周後由製作人帕克（Trey Parker）和斯通（Matt Stone）發出一份「跟ＮＢＡ一樣，我們歡迎中國審查人員進到我們的家園與心中」的「道歉信」，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願今秋高粱豐收（sorghum harvest）！中國，我們現在和好了嗎？」做結；“sorghum harvest”和“organ harvest”（活摘器官）諧音。
《南方四賤客》以「嘴賤」聞名，政客只能摸摸鼻子，製作方至今沒道歉過──包括這回對中國。
ＮＢＡ事件也為中美貿易談判增添變數。在事件之前，許多產業協會已開始擔心川普所宣稱的兩波加徵中國進口關稅，包括ＮＢＡ占產品最大宗的美國服裝和鞋品協會（The American Apparel and Footwear Association），幾乎所有產品，從球衣、球鞋、球甚至籃框都無法倖免，關稅影響售價，品牌承受極大壓力。
知名運動品牌的策略，是一方面減低來自中國的成品和材料比例，另一方面搭ＮＢＡ在中國受歡迎的便車，擴大中國市場的銷售。例如，Nike一七年在北京開設占地六千五百平方呎、店內還有一個籃球場可以試鞋的「體驗店」。一八年Nike在中國的營收成長超過兩成。
原本各方都在觀望事件對談判的影響，最後對上述美國企業的好消息是，中美貿易談判初步取得進展。
十月十一日，川普與中國副總理劉鶴會談後宣布：「我們已經與中國達成相當實質性的第一階段協議。」目前僅知原本十月十五日，美國將對二五○○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至三○％，川普同意暫緩。另外傳出中國承諾，每年將向美國購買四百億至五百億美元農產品。
雖然傳出雙方在知識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技術轉讓等方面都有初步協議，但具體內容還未公布。有評論認為，川普基於選舉壓力需要和中國達成協議，但依據過去中美談判反反覆覆的經驗，也有人對雙方談判前景不樂觀。瑞銀紐約交易所場內交易總監卡欣（Art Cashin）甚至說，他不相信雙方的協議可以撐到聖誕節。
中美貿易協議前景是否樂觀還未知，而「挺香港」風暴已對ＮＢＡ造成傷害。席佛上台之後，ＮＢＡ一直以自由派形象行銷；在川普上台之後，更時常出現球員抨擊總統、國政的言論。如今因「中國」而破功，為重塑形象恐得付出代價。
而北京的大動作，阻止不了ＮＢＡ在上海與深圳兩場季前賽爆滿，反而讓更多美國民眾瞭解香港抗爭和厭惡中國。不只川普等政治菁英對中國開戰，如今連美國一般民眾也加入這場中美大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