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鉅額紓困方案有望在國會過關，這刺激了全球股市不斷往上衝，美國道瓊、那斯達克等指數接連挑戰歷史新高。加上各國新冠疫苗陸續開打，全球確診人數的增加也出現緩和趨勢，後疫情時代的漫漫長夜看到曙光。對於新的一年的經濟前景，有人樂觀期待，但也有人提出警告，擔心經濟會逆轉陷入新的危機。
拜登積極推銷他就職前已提出的1.9兆美元（約54.6兆新台幣）疫情紓困與經濟刺激方案，期望國會能趕快順利通過預算。他一方面在白宮會見包括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James Dimon）等企業家，向他們推銷這項鉅額計畫；也在威斯康辛州的居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上向基層民眾宣傳此方案。
1.9兆元預算將用在防疫、疫苗接種、教育、企業、勞工、家庭等補助與支出上，其中包括一項年收入7.5萬美元以下的個人，以及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夫妻，將獲得1,400美元紓困金──即使很多家庭沒有被感染也未受疫情衝擊，依然能領到紓困金。有人批評拜登方案的補貼範圍已遠超過抗疫之需，更擔心它對經濟留下的後遺症，最可怕的是讓開始復甦的經濟又陷入通貨膨脹的夢魘。
兩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2月上旬為這項1.9兆方案進行空中辯論，一位是美國前財政部長、也是前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另一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克魯曼（Paul Krugman）。這是一場由普林斯頓大學本海姆金融中心（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舉辦的線上對談，主持人是這個中心的主任、經濟學家布魯納梅爾（Markus Brunnermeier）。
桑默斯是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時代的財政部長，被視為一九九○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新自由主義者擁抱自由貿易、全球化，維持穩定的貨幣、外匯政策。克魯曼則是個凱因斯主義者，他相信政府可以用財政手段、公共支出來刺激經濟與創造就業。兩人之前已分別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寫文章批評和力挺拜登的方案。
兩人這場辯論主要有幾個爭點：
桑默斯認為，這個計畫對經濟帶來的實際產出，會因通膨影響而拉低，亦即出現很大的產出缺口（output gap）；其次，這個方案的規模已遠超過對疫情紓困所需；更重要的是，這個方案可能引爆通膨危機，屆時聯準會（Fed）為了抑制通膨可能得提高利率，最後又導致經濟衰退。
克魯曼則是以「抗疫如作戰」來定調他為拜登政策的辯護，他說：「當珍珠港遭攻擊時，你不會問『產出缺口有多大』。」克魯曼也為1,400美元紓困金辯護，他稱，這筆紓困金是整個方案中最受歡迎的，也是最有助於整個預算獲得國會通過的。許多人擔心，這種天女散花似的「大撒幣」會引發通澎，但克魯曼說，很多人領到錢不會花掉，而是會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兩人最大歧見在於：到底通貨膨脹會不會發生。
克魯曼認為，通貨膨脹是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而民眾幾乎不會期望通貨膨脹升高。 他認為，像1960年代發生的嚴重通膨是多年的錯誤決策判斷才造成的。另一方面，桑默斯則提醒，年輕的經濟學家誤以為通貨膨脹不再是問題，這是錯的，還是要小心為上──他指的不是克魯曼，兩人歲數相當。
在兩人辯論前，各界早已開始出現對紓困方案規模是否過大？是否會引發通膨的討論。兩人的這場辯論也沒有終結這個討論。就連拜登政府內部對於通膨問題也有不同聲音。
美國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2月11日在一場演講中曾警告經濟有過熱之嫌，但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這位自稱「花很多年在研究通膨、憂心通膨」的經濟學者與經濟決策者則認為，現在有比通膨更嚴重的經濟問題要面對。她不認為通膨是嚴重威脅，而且過去10年通膨率都很低（都低於2％的警戒線）。相對的，失業問題是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美國仍有上千萬人失業，二月第二周首度申請失業救濟的人仍高達86萬人。
鮑爾是川普（Donald Trump）任命的聯準會主席，他的立場並不同於拜登政府中的主流財經官員，拜登的經濟幕僚們多不認為鉅額紓困刺激方案會引發通膨危機。尤其是葉倫，她2014年接任柏南克（Ben Bernanke）擔任聯準會主席，接續執行柏南克的量化寬鬆（QE）政策。而比起鮑爾，葉倫在金融決策圈待更久、影響力更大；鮑爾明年二月任期到期，若他想連任，應該不會違逆拜登的寬鬆經濟政策。
這裡有兩個重要問題要解答：一是為什麼在上個世紀六○、七○年代被視為洪水猛獸的通膨，在二十一世紀以來都沒有造成重大經濟危機？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鉅額的振興方案真的有助於創造就業機會嗎？
1980年代，雷根揮霍的財政政策曾經引發通膨危機，但是當時聯準會主席伏克爾（Paul Volcker）推升到高達20％的利率控制住通膨，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殺死通貨膨脹這條巨龍」。而1980年代以降的主流經濟觀點都是用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調控經濟，也就是供給面經濟。
在此同時，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大量向全世界輸出廉價的商品，這讓全球民眾降低了通膨風險。2004年，摩根史坦利的首席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就提出一個理論稱，中國對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羅奇指出，中國以低匯率對外輸出廉價的商品，打擊了各國產業，也讓美國等國家承受通縮壓力。
羅奇後來雖在中國政府的「說服」下改變了說法，認為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總值佔美國GDP比重很少，不會導致通縮。但是從川普的崛起就很清楚說明了，中國廉價商品的確打擊了美國製造業，也讓製造業工人承受低薪、低消費的通縮壓力，這也引發過去4年美國右冀民粹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撲。
長期以來的量化寬鬆政策並未解決通縮問題，反而是讓金融市場一片榮景，就像過去半年多來，許多國家實體經濟面衰退，但股市飆升，而中國也因此吸引了大量西方游資湧入股市、債市，支撐其企業與政府的財源。相對地，中國政府藉此對華爾街等西方金融中心產生影響力，進而能左右西方政府決策。
如果只是維持柯林頓政府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並無法改變美國就業問題。一向對全球化抱持批評態度的哈佛大學土耳其裔經濟學者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就指出，美國現在需要的是創造好工作，而這需要對勞動市場進行更多規範，他認為拜登把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金並不過分。但羅德里克也坦白說，拜登也不見得會去做結構性的改變，也許經濟恢復成長，需要進行系體性改變的壓力也消失了，一切又回到過去的老路子。
如果美國回到新自由主義的老路子，那麼中國也可能再度吸納西方資金，繼續擴大其在全球金融、資本市場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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