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防疫大作戰」是個危險的口號

防疫怎麼兼顧人權,是今年疫情爆發以來不斷被質問的問題。(美聯社)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讓全國民眾對疫病相關知識朗朗上口,世紀大瘟疫為大家上了一堂科普課。

除了從醫學角度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也讓我們有機會思考病毒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醫療人類學者劉紹華選了十個圍繞新冠之疫的關鍵詞:汙名、人權、公衛倫理、WHO、CDC、中醫藥、道德模範、標語、隱喻、旁觀他人之苦,從這十個面向分析這場疫病與社會的關係。

劉紹華做過中國四川涼山的毒品與愛滋病研究,以及中國麻風病防疫史的研究。作者以過去對疫病扎實的田野研究為基礎,解析新冠之疫。

疫病命名首重不造成傷害

劉紹華曾說,從事涼山研究的初衷是為了讓那群涼山兄弟們「去汙名」。而本書第一個關鍵字就是汙名。

二○一五年世衛組織(WHO)、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表有關疫病命名原則,首要原則是不造成傷害,包括對貿易、旅遊、動物福利的影響,並避免引發對文化、社會、國家、區域、專業或族群的攻擊。WHO依此原則把這次疫病命名為COVID-19。

台灣最早在一九年十二月底用「武漢肺炎疫情」一詞,意指「發生在武漢的肺炎疫情」,到隔年一月初宣傳防疫時用了「武漢肺炎」一詞。依劉紹華訪談,二月十一日之後,中央政府要求下級部會對外溝通時統一使用「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與「中國病毒」都不符合一五年WHO等三個組織公布的命名標準。這種汙名化也發生在愛滋病與麻風病上。最早中國稱愛滋病為「愛死病」,而「痲瘋」字源“leper”意為癩子,即身上長癬者,後來中國改名「麻風」,國際則以發現麻風桿菌的醫生漢生(G. H. Armauer Hansen)命名。

不過作者也指出,中國對世界各地使用「武漢肺炎」感到憤怒;相同的,武漢人與湖北人在疫情之初也受到中國其他地區的歧視。「問題出在每個可能汙名化他人的個人身上」。

與汙名化相關的另一詞是「隱喻」,美國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當年提出「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指出疾病隱喻常展現偏見與歧視,應停止使用這類隱喻。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一書的源起是作者在武漢封城六天後、農曆大年初五於臉書發表〈說給倖存者聽〉文章。(春山出版提供)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一書的源起是作者在武漢封城六天後、農曆大年初五於臉書發表〈說給倖存者聽〉文章。(春山出版提供)

中國曾燒殺了一一○名麻風病患

「防疫大作戰」就是種隱喻,把防疫比喻為戰爭,提高到國安層級。這種隱喻最初可能只是要表達決心,但當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即可能「以為在緊急狀況下,可以容許不惜一切代價、用盡各種種手段,只為打贏戰爭。像是把病毒帶原者當成敵人。」

中國當年對抗麻風病,在「愛國」、「反帝」的戰爭隱喻中採取軍事化行動。一九五一年,雲南民眾對麻風病恐懼而燒殺了一一○名病患。照顧麻風病的醫護人員通常是政治成分不好的,「疾病隱喻與人群政治始終糾纏」。

這場疫病也讓WHO一詞全民耳熟能詳。世衛的歷史是「人類共同追求健康安全的逐夢史,也是人類在逐夢過程中的政治競合史」。十九世紀透過跨國協定進行防疫合作,二十世紀陸續出現國際衛生組織,一九四八年WHO正式成立。

全球化時代全球健康更形重要,但WHO的重要性卻逐漸下降,反不如世界銀行與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的影響力。美國許多對WHO的金援,直接跳過WHO高層而介入計畫。全球化時代,WHO反而無法打破國界。

非洲的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被台灣人視為親中,美國也不喜歡他。但作者提到一個重點:美國與非洲等三世界國家有不同的公衛觀念:非洲強調社區健康與基礎衛生,而美國著重於用科技力量來對抗疾病。WHO也陷入這兩種觀念的衝突中。

作者提到「公衛」的核心理念是將個人置於集體利益下,進而對人權進行某些限縮,例如檢疫、隔離與封鎖。但「公共」的定義卻不只一種,看邊界怎麼畫,關切的是病者或健康人?是「自己人」或「所有人」?因此,「以公共之名也可能違反公共利益」。

愛國主義的遮羞布

本書的源起是作者在武漢封城六天後、農曆大年初五於臉書發表〈說給倖存者聽〉一文。文中說,武漢疫情控制得荒腔走板,關鍵在於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這個問題從麻風到愛滋病防疫時都出現過,「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她經常被問道。

她希望這場疫病倖存者,能「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學不會教訓的政府「仍將搭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家」。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作者:劉紹華
出版:春山出版,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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