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容許我對這個文化傳統強做解人，用我三腳貓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知識附會一番，我會說，「宴客」本來就有「所得重分配」的社群精神，those who have有義務要請those who have not，經濟上「過得去」的人有義務要請經濟上較艱難的親友，而這宴客的「義務」固然可以只是個「居高臨下」的救濟形式，但也可以有「認真對待」的誠懇與殷勤。當然，宴客並不是單向的，它也是雙向「禮尚往來」的；你的努力真誠帶來另一個真誠努力的「回報」，平日我們相互請客，連絡感情，危難時刻這就變成一個相互接濟的「社會安全體系」了。
「認真請客」要向賓客與朋友傳遞一個訊息，我真心真情，盡我所有與所能，希望你得到一個美好的對待，回家也津津樂道，不會輕易忘懷。為了要「認真請客」，宴客者要跑三個菜市場，花費三、四天準備，每道菜餚都盡心盡力，從外觀到滋味都求其完善，又要宴客氣氛舒適融洽，賓主盡歡，幾年後大家提及那場宴會都還懷念不已。宴客的成功關鍵，並不是依賴有高貴食材、罕得佳釀(有當然也不妨事)，而是主人奔走之熱忱與投注之心力。我們台語裡稱宴會之豐盛為「切抄」，有次一位前輩說這個詞應是「妻操」，因為豐盛宴席仰賴女主人的辛勞；但我總覺得「妻操」兩字太不雅馴，恐怕日本人保留下來的用語「馳走」才是正解。辦一個宴席跑三個菜市場採買，不是「馳走」是什麼呢？
《國宴與家宴》一書出版之後，作者王宣一的確走進生命中另一種階段，她一方面接受號召成為一個(她本來有點抗拒的)「美食作家」，開始在雜誌上撰寫「餐廳評論」的專欄，展開生涯的另一場冒險；另一方面，她也開始反省自己的宴客型態與做菜內容，細心考量宴客的本意與可能性，重新挑戰自己「認真請客」的能力與境界。
我有幸目睹作者人生這段時日的變化與心情，也許可以為她歸納一些特性與心得。
先說美食作者這部分吧。宣一先是接受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邀請，撰寫「三少四壯」專欄，寫的大部分是她的美食經驗與她對飲食文化的看法與意見；緊接著她又接受了<商業週刊>的邀請，兩週一次，寫她的「美食發現」，也就是街頭巷尾的「餐廳評論」。美食見解的副刊專欄讀後有同感或異見的讀者當然也有，但那是純粹的「心智交流」；寫「餐廳評論」就不同了，那是人人可以去吃、去驗證、去點頭按讚，甚至是提出完全相反經驗、一翻兩瞪眼的「對抗」。
我曾經在《印刻文學生活誌》紀念王宣一的專輯裡記錄她的工作態度與工作方式：
「寫實際正在營業的餐廳其實頗有風險，因為有些餐廳未必穩定，也有時會對寫作者『另眼相看』，使評論者吃到的和一般大眾並不相同，或者餐廳認得你，讓你有人情包袱，這些都是影響你公信力的種種陷阱。…宣一很小心，她顯然有些內心的原則，她儘量不讓餐廳(或其他食材店)認得她，總是默默來去；她也希望她介紹的餐廳有一定的穩定性，每次她篩選過後(不合格的當然就淘汰了)，總要連續去個幾次，確定它每次的水準是接近的，她才肯寫它們。在她篩選期間，她會找各種朋友一起去吃，但到了確定穩定性的時候，常常工作就落到我頭上；有時候我必須一週內連續去一家餐廳三次，有些菜點的一樣，有些則點得不同，但每次她都想多試幾道，我們根本無法消化，最後打包回家，就成了我後來幾天的中午便當。她因而嘲笑自己是『吃飯工作者』，的確是不輕鬆，荷包與健康都要付出代價。但她喜歡支持那些認真做菜的小店，她覺得那才是大家日常生活依賴的食堂，大飯店偶而才去吃，好吃是應該的，並不值得特別推薦。…專欄一寫數年，最後成書兩本，分別是《小酌之家》和《行走的美味》，出書之前她請從前同事編輯朋友幫她核對資料，一家一家打電話，把住址、電話、營業時間都求證清楚，才編輯出版；出書後她又一家一家去送書，謝謝它們讓她有機會寫它們，店家多半這個時候才知道她就是那個專欄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