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都在大力報導「逃亡潮」，但對難民的實際救助遠不如《明報》。《明報》因「凸現了人道主義和個性」而貼近讀者，出現希望的轉機，在香港林林總總的報紙中脫盈而出，剎那的光芒甚至讓所有的大報黯然失色，幾乎一夜之間就讓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五月份平均日發行量三萬一千零六十八份，當年下半年突破四萬份。
「自由談」副刊
從這時起，《明報》加重對大陸新聞的報導，金庸不諱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報》對大陸批評的意見增加了，態度也變得比較尖銳。《明報》終於度過了慘擔經營的三年草創時期，由一張以刊登武俠小說為支柱的娛樂小報迅速向新聞、評論為主的大報轉型。「自由談」副刊的開闢成為這一轉型的重要標誌。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逃亡潮」不久，《明報》刊登「自由談」徵稿啟事：
本報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談」副刊，內容自由之極，自國家大事、本港興革、賽馬電影，以至飲食男女、吸煙跳舞，無所不談。《明報》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響，為純粹的民間報紙，有條件同時刊登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自由談」副刊由本報總編輯親自處理來稿，保證不偏不倚，公正無私，對任何讀者均極端尊重。
「自由談」的名稱是他與潘粵生、董千里一起議定的。六月十七日，「自由談」正式問世，發刊詞指出它追溯《申報》「自由談」副刊傳統，力圖辦成一個開放的公共園地。「自由談」以刊登關心大陸的雜文、隨感為主，大量的讀者來稿，都有在大陸親身經歷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諷香港左派報紙的「車大炮」，對糧食放衛星等假大空新聞不但大字套紅標題，而且有時間、有地點、有圖片，甚至有特派記者親睹，結果老百姓餓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間，他以「華小民」的筆名為「自由談」寫了一些歷史隨筆，借古諷今，直指當下。在〈天災的好處〉中，他說：
現在科學昌明，人人知道日蝕、水旱風災是自然現象，和人類的活動無關。這樣一來，天災就不再成為對當政者的警告（所謂「天變不足畏」），有時，反而成為當政者推諉責任的藉口，什麼「連續三年的自然災難」之類，那麼天災當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民食不足是誰之過〉一文，他也說，「大陸上有嚴重的糧食缺乏，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中共只以『天災』兩字，解釋了一切，所有制度的不善、處理的不當，完全絕口不提。」（《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號還重登過這些文字。）
他在「自由談」上與曹聚仁發生過小小的筆戰。曹是資深記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備受「禮遇」，在香港發表《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無視「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災難，反而以一連串「數字」大誇內地的「建設成就」。也曾相信過馬克思主義的他，此時已轉而信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理性主義。他說，曹先生從不信到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則是從信到不信，他們兩人向著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個什麼地方有過交叉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