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無褲也要核論」…我們對這句話感憤慨，這句話中所包含的意義對全國人民極為不利，我們還認為，陳毅的話根本不通。中共要製造核彈，未必要犧牲人民的褲子，即使要減少一些褲子，也絕不至於全國人民都無褲子。如果真的如陳毅所云，「全國人民沒有褲子」，我們相信核彈絕對製造不出來。─1963年11月2日《明報》社評。
一九六二年五月，是《明報》最重要的轉折點。「五月逃亡潮」（或稱「五月人潮」）改變了這張報紙和金庸的命運。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大陸發生大饑荒，至少幾千萬農民餓死。廣東靠近香港，對於掙扎在飢餓線上的老百姓來說，偷渡來港自然成為他們的活路。一九五七年六、七月就發生過一次「大逃港」，最高峰時每月有幾千人偷渡，但與一九六二年相比，這個規模根本算不得什麼。這次「大逃港」到五月達到高潮，每天都有幾千人湧入香港，不僅有寶安的，還有東莞、惠陽、廣州乃至外省的。主政廣東的陶鑄一度下令把邊關的崗哨撤了，從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二日，人潮湧動，紛紛湧入香港，最多的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九月才全面收縮。保守估計逃出人數不少於二十萬人。
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的人口統計已超過三百一十三萬，交通、住房、醫療、飲水等方面壓力都相當大。突如其來的逃亡潮席捲香港，港督柏立基束手無策。「即捕即解」只是倉促應對之策，堵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人流依然潮水般湧來，警察只能將他們堵在深圳河邊的梧桐山一帶。
報紙以報導新聞為天職，面對「逃亡潮」這樣全社會關心的大新聞，怎麼能保持沉默。在政治上堅持中立、竭力不左不右、不抱成見的《明報》，不想得罪任何一方，當人潮湧來，為顧全中共的面子，也不願多惹是非，一直沒有登載。只是五月八日，以「爺娘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為題，在頭條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難民被集體遣返大陸，送行親友臨風涕泣、哀聲動地的新聞。香港政府聲明，五月最初的十一天中因非法入境被捕的就有上萬人。
困在梧桐山一帶的難民越來越多，港英當局一籌莫展，良心的驅策，使他們不能再安於做一張娛樂性的報紙。「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過得幾天，《明報》的採訪課整個沸騰了。記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眼淚，灑在編輯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們激動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語，使每個人的良心不能平靜。港聞版的編輯不斷的問：『登不登這消息？』每個記者都在不滿：『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
金庸出身於《大公報》，深知左派對付異己的態度，內心顧慮多多，知道會得罪許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將來，左派會藉故進攻，什麼帽子都會送來，甚至以後一生的日子都很不平安。面對事實和良心的嚴重考驗，他的內心在掙扎，最後他還是下決心大篇幅的如實報導，發表成千成萬同胞的苦難。從五月十一日起，他幾乎派出所有記者，到第一線採訪，沙頭角、粉嶺、元朗、羅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處都有《明報》記者的身影，他們了解難民的生活、心態，並拍攝了大量照片。這是《明報》創刊三年來首次大規模的採訪，也是第一次與幾家大報硬打硬拚、爭搶新聞。《明報》頭版連日都是有關「逃亡潮」的報導，大標題，大圖片。五月十三日，他發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評，指出這樣大的「逃亡潮」，是由於「連續三年來大陸上的災荒，糧食發生嚴重困難」，「逃亡潮」令香港當局很感頭痛，大陸當局想必也感到頭痛的，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而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們在香港的親友。這樣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誰都會感到束手無策。
五月十四日刊出的〈邊境採訪記〉報導，「梧桐山中雲愁霧慘 遺下不少傷病婦孺」。當天，他安排龍國雲等記者前往梧桐山一帶採訪，由於香港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攔截，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許多老弱婦幼在山上跌傷、患病，他們水盡糧絕，吃樹皮、木菌，坐以待斃，至親的人也無法相救，於是夫棄其妻，兄捨其弟。生平不會哭的陳非，每天都睜著雙眼流淚。五月十五日，《明報》頭版頭條刊登陳非的特寫〈梧桐山上慘絕人寰〉，大字標題非常醒目。另有一篇〈邊境山頭一片呼兒喚母聲 聞者心酸腸斷〉，慈母背嬰兒翻越梧桐山，母死兒生，哀啼屍側，同行者惻然俱無人加以援手。他發表首篇表明立場的社評〈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與此相呼應：
由於飢餓而求生，這是每個人所要爭取的最低限度的權利。我們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沒受到飢餓的威脅，但我們大多數也都是從大陸來的，只不過早來了些時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於苦難中的同胞，誰都會感到惻然難過。我們極盼中共當局派人去救援，也極盼本港當局派人去救援。
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標題，震撼人心。有人說，這是他開始受讀者注意，與讀者拉近距離的一篇社評。《明報》的人力、物力，根本無法與大報相比，但他的社評獨闢蹊徑，在新聞報導之外，引起了讀者的重視。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他發表社評〈協助警方，共度難關〉、〈請勿加重警方困難〉，二十三日他發表社評〈巨大的定時炸彈〉：
事實上，這件事好比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警方人員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貫注地設法移開，是否能夠安全解決，現在尚未可知。萬一處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開來，那麼全香港三百二十萬居民就要受到極大的災禍。 我們呼籲市民，不要阻撓警方處理這難題，不要認為警方執行任務，是對我們中國人含有敵意。不要輕視這個危機！我們是否能夠繼續安居樂業，和這個炸彈是否爆炸，有極大的關係。
面對「逃亡潮」，他從不聞不問到全力以赴，有人說是他在社會變動中學到的生存伎倆。從五月十三日起，他安排記者每天送一車食品到邊境，分發給難民。讀者連日送來善款和食品，小小的報館彷彿成了一個人道主義救援中心，全體員工忙得透不過氣來。《明報》兩次刊登〈本報讀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二十筆共一千五百一十元港幣。有一批讀者的捐款買了餅乾、糖果等，另帶上開水、生果等一起派送。許多讀者打電話願捐款、捐麵包等食物，也有許多讀者響應《明報》的呼籲，願參加救援隊上梧桐山救人。五月十八日，他還發表社評〈請當局准許分發救濟品〉，但香港當局禁止他們進入邊境。五月十九日只好刊登啟事〈本報暫停接受讀者捐款〉，「因限於各種環境關係，未能順利展開救濟，故暫時停止接受捐款。」
當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都在大力報導「逃亡潮」，但對難民的實際救助遠不如《明報》。《明報》因「凸現了人道主義和個性」而貼近讀者，出現希望的轉機，在香港林林總總的報紙中脫盈而出，剎那的光芒甚至讓所有的大報黯然失色，幾乎一夜之間就讓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五月份平均日發行量三萬一千零六十八份，當年下半年突破四萬份。
「自由談」副刊
從這時起，《明報》加重對大陸新聞的報導，金庸不諱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報》對大陸批評的意見增加了，態度也變得比較尖銳。《明報》終於度過了慘擔經營的三年草創時期，由一張以刊登武俠小說為支柱的娛樂小報迅速向新聞、評論為主的大報轉型。「自由談」副刊的開闢成為這一轉型的重要標誌。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逃亡潮」不久，《明報》刊登「自由談」徵稿啟事：
本報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談」副刊，內容自由之極，自國家大事、本港興革、賽馬電影，以至飲食男女、吸煙跳舞，無所不談。《明報》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響，為純粹的民間報紙，有條件同時刊登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自由談」副刊由本報總編輯親自處理來稿，保證不偏不倚，公正無私，對任何讀者均極端尊重。
「自由談」的名稱是他與潘粵生、董千里一起議定的。六月十七日，「自由談」正式問世，發刊詞指出它追溯《申報》「自由談」副刊傳統，力圖辦成一個開放的公共園地。「自由談」以刊登關心大陸的雜文、隨感為主，大量的讀者來稿，都有在大陸親身經歷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諷香港左派報紙的「車大炮」，對糧食放衛星等假大空新聞不但大字套紅標題，而且有時間、有地點、有圖片，甚至有特派記者親睹，結果老百姓餓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間，他以「華小民」的筆名為「自由談」寫了一些歷史隨筆，借古諷今，直指當下。在〈天災的好處〉中，他說：
現在科學昌明，人人知道日蝕、水旱風災是自然現象，和人類的活動無關。這樣一來，天災就不再成為對當政者的警告（所謂「天變不足畏」），有時，反而成為當政者推諉責任的藉口，什麼「連續三年的自然災難」之類，那麼天災當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民食不足是誰之過〉一文，他也說，「大陸上有嚴重的糧食缺乏，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中共只以『天災』兩字，解釋了一切，所有制度的不善、處理的不當，完全絕口不提。」（《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號還重登過這些文字。）
他在「自由談」上與曹聚仁發生過小小的筆戰。曹是資深記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備受「禮遇」，在香港發表《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無視「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災難，反而以一連串「數字」大誇內地的「建設成就」。也曾相信過馬克思主義的他，此時已轉而信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理性主義。他說，曹先生從不信到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則是從信到不信，他們兩人向著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個什麼地方有過交叉點。
與純粹娛樂性的副刊不同，「自由談」談王實味，談陳寅恪，談《紅樓夢》等，透著一種強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氣息。十二月四日出版的第四十期，有〈大陸的言論自由〉、〈「鐵幕新聞」的來源〉、〈參與〈參考消息〉〉、〈是「民主」還是「專制」？〉、〈關於〈關於大陸中國新聞的報導〉〉、〈越劇《紅樓夢》的觀後感〉等，幾乎都和大陸有關。
「自由談」以濃厚的書生色彩，深受知識分子尤其那些離鄉背井、從大陸出來的知識青年的喜歡。本來每周只出一期，因大受讀者歡迎，從七月十四日起就變成一周兩期，每周逢三、六刊出。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筆名投稿「自由談」：「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依依不捨地離開了親愛的祖國，來到這號稱東方之珠，但卻是個十分沉悶的地方！也和許多從大陸出來的人一樣，我愛上了《明報》的『自由談』。看了幾篇文章，手癢難禁，也想發洩一下心中的苦悶，吐出哽在喉中的由衷之言。」
查良鏞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的《明報》社評說，「本報創辦『自由談』副刊，目的就是在訴諸讀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實來說明問題，請讀者們不要受任何宣傳所蒙蔽，不要憑一時衝動而輕下判斷。」《明報》從面向小市民的休閒報紙，成為知識分子報紙，「自由談」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談」編輯室的座右銘「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成為整個《明報》的報訓不是偶然的。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