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
《明報》初創之時定位還不很清晰，壓倒一切的是生存。當時，持中間立場的大報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等層次有些偏高，遠離普通讀者的要求和閱讀趣味，沒有大資本撐腰的《明報》不可能冒險走這樣的路子。他也不願接受《超然報》、《響尾蛇》、《響尾龍》這些小報的低俗、色情路線，試圖在大報和小報之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介於嚴肅和輕鬆之間，既發表武俠小說、香豔小說，又有嚴肅的社評、香港社會新聞和國際新聞，最早的讀者以普通市民為主。
不少人批評《明報》的報格搖擺不定，兩面不討好，這樣下去遲早會關門。為了《明報》的生存，他和沈寶新絞盡了腦汁。他除了不斷地寫武俠小說、寫社評，還要負責報紙的編輯工作，多方挖掘、羅致人才，提高報紙的吸引力。沈則從提早出報，以及發行、廣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來去印刷車間給工人遞菸。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最初的三年是《明報》最艱辛的草創時期，他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說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勸你拍電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勸你辦報紙。」他為報紙的前途苦惱不已。《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兩個人喝。」
當時《明報》在中環，他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須過海，渡船有兩種，一種是天星小輪，一種是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當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乘電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即到即開，包租費要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捱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
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那時，他對老同學沈寶新有所依仗，雖然他是大股東，在老員工看來，他們兩個股東的權力卻是均等的，甚至有他怕沈的說法，他在家中請客，如果沈還沒到，他也不敢開席。潘粵生記得，「在德輔道中時，《明報》前景還很不明朗。有一天黃昏五、六點的時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鏞說去遊電車河吧，於是我們由上環坐到銅鑼灣總站，再坐回來。當時查良鏞說辦報紙很辛苦，希望大家辦好《明報》，把《明報》作為自己的事業，永不分手。」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