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金庸——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在經歷動盪亂世之後，獨自在異鄉通過武俠小說展開他對人性無限豐富的獨特理解。他的出現幾乎改變了武俠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
從一九四七年起，他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穿越了整個青春時代。他在這裡開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大公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舞台，他一生事業的根基都在這裡奠定。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楊歷樵、胡政之、許君遠，令他一生懷念。每次說起《大公報》，他總帶著許多感慨——
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算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從他辦《明報》的價值取向看，顯然他認同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作風。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陽謀」陷阱，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報館的氣氛和他的個性越來越不合拍。
當年冬天，「大躍進」波瀾初起，在《大公報》版面上就有體現，十二月三日，頭條大字標題報導，在十年至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十二月十八日報導，根據近年增產速度，我國煤、鋼產量十五年內定超英國。同時報導，「全國六十五縣市糧食增產指標提前十年到達」。他覺得《大公報》老講假話，畝產多少萬斤，都是假的。他到廣東看過。
十月五日，《新晚報》七周年報慶時，他發表〈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就引用了「偉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話，「現實主義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的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當時大陸意識形態影響頗深，對那套流行話語並不陌生。他說：
我在《大公報》前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我屬工作上有些成績的人，開小組會討論時，我是組長。但我覺得他們的管理方式與我格格不入。
我們只能在他簡單的話中體會他當年的心境，「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裡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
他感到很難再留在《大公報》。與他相識、相交多年、對他十分了解的董千里眼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