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靖）當下昂然說道；「…我只想問你一句，人死之後，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馬鞭打個圈兒，道：「那也不過是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殺這麼多人，流這麼多血，占了這麼多國土，到頭來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語。─金庸《射雕英雄傳》
從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到《草莽龍蛇傳》，查良鏞都是忠實讀者，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要上陣。一九五五年二月初，羅孚和「天方夜譚」的編輯忽然向他緊急拉稿，說《草莽龍蛇傳》已連載完了，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而梁羽生顧不上，寫稿之責非落在他的頭上不可。當時，他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甚至連小說也沒有寫過，遲遲不敢答應。禁不起他們的勸說，他只好答應了，打電話到報館，報了個題目《書劍恩仇錄》，但從哪裡寫起，他還沒想好。
二月七日，發稿的日子到了，編輯派了一個老工友上門來等，無論如何在當夜九點前要一千字的稿子，否則明天的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了。老工友觸發了他的靈感，他便從塞外古道上一個「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的老者寫起，先把這個工友打發走再說。 所以他說，「如果我一開始寫小說就算是文學創作，那麼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
二月八日，《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天方夜譚」版開始連載，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共連載了五七四天。
「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金庸橫空出世，從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鏞。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出場，這一年他已年過而立。雖然早就離開了故鄉，但故鄉在他的夢裡夜夜縈迴，母親、父親、兄弟姊妹，故鄉的風物人情、民間傳說深埋在一個漂泊異鄉的遊子心中。遙望江南，那是他永遠的愛和痛，「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與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正是他落筆寫《書劍恩仇錄》時的心境。當他初次執筆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說時，他想到的是遙遠而親切的故鄉，海寧潮、母親和從小熟悉的傳說。
他的故鄉一直流傳，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雍正皇帝生了個女兒，用偷梁換柱的調包計換去了陳家的兒子，乾隆實際上是漢家的血脈，這傳說越數百年而不衰，從小銘刻在他的心裡。故事輪廓由此而來，從家國恨到兒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開。他對母親的思念情不自禁，陳閣老夫人的名字最初連載時叫「徐惠祿」，與他母親的名字僅一字之差，以後修改出版時改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歷史學家孟森做過考證，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乾隆在他的家鄉海寧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當地百姓。他筆下將乾隆皇帝寫得很不濟，他有時感到有些抱歉。他說，乾隆的詩寫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相干，只是小時候在海寧，後來在杭州，到處見到他的御詩石碑，心中實在反感，現在見到好多名畫，也到處是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消。寫到後面，他更是禁不住大發議論，說皇帝的話不可相信。這番話和小說的主線沒有多大關聯。
《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的兩、三個星期，反映平淡，沒有引起特別的轟動，刊載一個多月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曲折、起伏的情節，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著讀者，一路追著讀下去。一九五○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報》做過編輯的董千里則說，「《書劍》最初在報上連載時，我從頭到尾均未錯過，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結識。」
金庸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幾乎每天都有，如果當天他擺了一個烏龍，次日的來信一定會多些，他寫到言伯乾與文泰來大戰，不經意用了「雙目如電」，此後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說言伯乾的一隻眼已被余魚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讀者來信，他會陸續回覆。
電影界的朋友、中聯公司總經理劉芳與太太天天爭著看《新晚報》上的連載，中聯很想把它改編成電影。緬甸仰光的讀者來信說，當地有好幾位說書人以《書劍》為壓軸，頗得聽眾的歡迎。海外有兩家中文報紙逐日轉載。
繼梁羽生之後，金庸將武俠小說推向一個高潮，而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不僅在香港大有讀者，東南亞一帶也有很多人爭相閱讀。「遊戲文字，居然有人喜愛」，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應羅孚只是試試而已。
有些讀者把書中的人物當真實的人那樣看待，真誠地為他們擔心，為他們抱不平。他說寫這書時，確是把自己當作了「紅花會」的一分子來設想，算是個小頭目吧。「紅花會」群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水滸》的一百零八將，結局也有《水滸》的痕跡。在此之前，他從未寫過任何小說（〈白象之戀〉是徵文之作，他沒有算在內），下筆之時不知不覺會受到他從小熟悉的《水滸》影響，也受到許多外國小說的影響。有時乾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紅樓夢》的，也有模仿《水滸》的。丫頭餵陳家洛吃東西，就是抄《紅樓夢》的。
在《書劍恩仇錄》的主角陳家洛身上，隱約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幾個海寧籍歷史人物蔣百里、徐志摩的影子，他說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他們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其實，在陳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這個虛構人物的身上，寄託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讀書人，又要做革命首領，又要做政冶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業，又重愛情，即使在感情問題上，愛姊姊還是愛妹妹也糾纏不清」的陳家洛——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幻想、幻滅；反映了他們的天真心態，可取之處與弱點。
從此，金庸——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在經歷動盪亂世之後，獨自在異鄉通過武俠小說展開他對人性無限豐富的獨特理解。他的出現幾乎改變了武俠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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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四七年起，他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穿越了整個青春時代。他在這裡開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大公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舞台，他一生事業的根基都在這裡奠定。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楊歷樵、胡政之、許君遠，令他一生懷念。每次說起《大公報》，他總帶著許多感慨——
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算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從他辦《明報》的價值取向看，顯然他認同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作風。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陽謀」陷阱，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報館的氣氛和他的個性越來越不合拍。
當年冬天，「大躍進」波瀾初起，在《大公報》版面上就有體現，十二月三日，頭條大字標題報導，在十年至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十二月十八日報導，根據近年增產速度，我國煤、鋼產量十五年內定超英國。同時報導，「全國六十五縣市糧食增產指標提前十年到達」。他覺得《大公報》老講假話，畝產多少萬斤，都是假的。他到廣東看過。
十月五日，《新晚報》七周年報慶時，他發表〈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就引用了「偉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話，「現實主義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的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當時大陸意識形態影響頗深，對那套流行話語並不陌生。他說：
我在《大公報》前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我屬工作上有些成績的人，開小組會討論時，我是組長。但我覺得他們的管理方式與我格格不入。
我們只能在他簡單的話中體會他當年的心境，「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裡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
他感到很難再留在《大公報》。與他相識、相交多年、對他十分了解的董千里眼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
這是他對「個人主義」的理解。
一九五七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他記得離職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級（或四等十四級）」的薪水，並不是非高級職員。
在他決定離開之前，在迷惑與苦悶中，同事周榆瑞對他也不無影響。周榆瑞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在西南聯大做過英文老師，在英國、美國駐華情報機構做過翻譯，一九四六年進入上海《大公報》，採寫過國共和談、馬歇爾七上廬山、胡宗南收復延安等重要新聞，受到周恩來賞識。一九四九年他南下香港，繼續在《大公報》做記者，並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連載《侍衛官雜記》，因揭露蔣介石而受到讀者關注。在左派眼中，他卻是「外紅裡白的紅蘿蔔」。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當局將司馬文森、馬國亮等八人押解出境，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骨幹，他們的政治身分在大陸也是不公開的，連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廣東公安部門偵察認定是他提供的情報線索，報經公安部決定清除隱患，由上海《大公報》社發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員輪流回上海學習」。他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審，以「英國間諜」罪名兩度關押，出獄後任北京外語學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門監管。到一九五七年才獲准回到香港《大公報》。
他倆過去就相處得很好，這次周榆瑞回來，兩人幾乎無話不談。周的遭遇對金庸選擇離開不無影響。他提出辭職後，《大公報》負責人數次挽留，但他去意已決。
當時，繼《碧血劍》之後，他的《射鵰英雄傳》正在《香港商報》連載。武俠小說雖然給他帶來了一定的名聲和收入，但他從未想過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