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怡昕強調,「這個題目不為意識形態服務,就是講一個台灣的好故事、台灣的記憶IP」,最終談的還是「生存」,「無論是台灣還是個人,訴說如何活下來的故事。」
花100萬元做台灣政治研究,商業手法說好故事
採訪過程汪怡昕菸不離手,他吐完一口煙,帶我們走進地下室的辦公空間,狹窄黑暗的樓梯間宛如戰爭時期的坑道,一路通往《國際橋牌社》的創作核心。
他按下電燈開關,照亮四方牆面,每一面都寫滿密密麻麻的字跡,其中一面牆整理90年代台灣及國際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野百合學運、美伊戰爭、國大修憲、彭明敏回台、柯林頓當選、千島湖事件、第一次總統民選⋯等。汪怡昕說,光是劇本前期,他就花了100萬元請學者爬梳、整理台灣90年代的政治局勢,寫了一本質量厚重的論文。
由於政治類型的戲劇在台灣少之又少,近期只有導演楊雅喆的電影《血觀音》,以擦邊球的方式,講述政商人物如何透過白手套洗錢。但在戲劇上,以政治為題材的劇本,台灣過去幾乎毫無前例可循,這樣的內容對影視編劇而言,更是一大挑戰。
因此汪怡昕每週找學者幫製作團隊、編劇上課,強化戲劇的內容面,劇情有愛情、生命歷程、國際角力、諜報、秘辛、八卦,從商業市場的角度說一個好故事,企圖建構台灣影視產業生態鏈。
劇本涉及政治,一線演員怕接演毀下半輩子
「台灣信手捻來有多少題材可做,完全都是商業題材,為什麼不作?」汪怡昕不諱言,台灣影視圈長年來避免碰觸政治題材,和早年威權體制系統養成的習慣有關,再加上解嚴後,台灣影視圈和中國的資金連動越來越密切,很多人也選擇不碰。
反觀美、日、韓、印度,社會議題、政治議題本就是影視圈的重要話題,「難道我們永遠因為賣不到中國,自己就不動了嗎?這塊土地發生多少有趣故事,比好萊塢精彩太多。台灣要克服的不是資金問題,而是要克服如何說一個好故事。」汪怡昕語氣堅定地說。
然而《國際橋牌社》畢竟還是跟政治有關,先前有一線演員看了劇本後說,「演你這部,我下半輩子就毀了。」汪怡昕嘆口氣、有點無奈地說,「我一點都不怪他,只怪台灣的影視產業還不夠努力,政府的影視戰略還不夠清楚。這麼優秀的演員,台灣影視產業怎麼會撐不起他?」
汪怡昕認為,西方社會對《國際橋牌社》絕對感興趣,尤其台灣是亞洲唯一施行西方民主的成功範例,這齣戲劇也可作為「民主制度是否適用於亞洲、華人社會」的觀照,也會是全世界觀看台灣政治面向的一個入口。
這幾年國際情勢丕變,汪怡昕還想探討「死亡之握」,「每個人都怕跟中國握到手,怕握到誰,誰死掉。」尤其台灣與中國地緣如此靠近,「台灣為了逃避死亡之握,我們又發生了什麼事情?」最終他想的賣點不是台灣政治,而是台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