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曹瑞原把白先勇小說《孽子》拍成電視劇，讓那個年代避談的話題進入一般家庭，在八點檔時段播放，同年，台北街頭出現台灣第一次同志遊行。「雖然大家都不敢拍、覺得不可行，但我就覺得當時的台灣需要這些東西。」曹導回憶當時有家長打電話到公視，請他們在播放《孽子》的時候幫忙跑一個跑馬燈給離家出走的孩子，告訴他，爸媽現在瞭解他了，希望他能回來。
走進曹導位在木柵山區的工作室，《孤戀花》的海報掛在大門旁，上頭的李心潔和袁詠儀相互依偎，畫面絕美。曹瑞原拍同志、拍吸毒者、拍妓男妓女，去碰觸多數人生命中難以觸碰的事情，理解然後給予溫暖。曹導相信電視劇根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力，「我覺得那個東西比什麼都重要」他說，所以當同一輩的知名導演如蔡明亮、張作驥等人都轉往電影發展，使命感讓他堅定耕耘電視圈。
- 《一把青》這邊看：
回過頭看這十年來的努力，從《孽子》、《孤戀花》到《一把青》的完成，曹導認為比起拍一部大賣座的片，戲劇為台灣帶來的影響與價值更有意義，「我寧願選擇這樣的拍攝」他堅定的說。
《一把青》是曹導在《孤戀花》之後，相隔十年第三度與白先勇合作，曹導花了三年的時間籌備，長達七個月零十天的拍攝期更打破台灣電視劇的紀錄，他也說這是自己拍過最難拍的一部戲，「這是個磨人的過程」想到拍攝的種種，曹導不禁感嘆。歷經曲折的過程，他好不容易得到文化部六千萬元補助，但估算打造飛機和場景所需的預算，需要兩倍以上的費用，此時中國方面有意天價贊助《一把青》的拍攝，但前提是主角朱青要改成中方期待的「進步青年」形象。中方開出的優渥條件讓曹導猶豫很久，最後還是拒絕了，因為朱青的角色意義重大，不容更動。
這種堅持的態度讓《一把青》呈現出如電影般的細緻度，每一場戲都紮實做到滿，「很少遇到導演把演員榨這麼乾的，但這是很棒的經驗。」楊一展回憶，有一幕悲壯的戲很難表達出導演想要的感覺，因此每個人都演到聲嘶力竭、筋疲力盡，「沒辦法假裝，一點虛假就營造不出來，你每一次都要用盡全力哭。」想像著油就要用盡了，跟身邊的兄弟互道來生、飛機就一架架地往下栽…又因為有特寫鏡頭，讓他演到血管賁張，連眼絲都爆出來了。就這樣，演員們一而再、再而三來回崩潰七八次，終於達到導演每個鏡頭不同角度的要求，過程辛苦卻令楊一展相當難忘，「聽說導演在下面自己都掉眼淚！」他得意的說。
曹導拿出台灣電視劇空前的高規格製作精緻影集，也激盪出演員們超水準的表演。「是時候，台灣該有這樣的戲…」曹導觀察，這次的演員很專注，可能也都知道產業就要凋零了，所以都帶著一股「氣」投入、去拚，果真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看到台灣演員的精進。曹導提到，很多人會覺得這部戲郭軫找吳慷仁、朱青找連俞涵，以演員的名氣來講不是大戲，所以他告訴他的演員：「你們就是要撐住、要表現得很好，讓大家刮目相看！」曹導也指出台灣的製作費太低，編劇三個月就得產一個劇本才能養活自己，「怪不得他們要離開…」聊到劇本，曹導興沖沖找出分場綱要，當場和黃世鳴朗誦了起來：
「在上面，我們速度快，生死也不過那幾秒。留紙條，只是生死懸命找的寄託…」
「我們飛上去，從來沒想，也不敢想明天…把命當撲克牌打，拿命開玩笑，久了，就變成亡命之徒。哪天鬼牌一出，一切就都結束了…」
黃世鳴花了三年的時間寫下動人劇本，讓《一把青》脫胎換骨。曹導一邊朗誦、一邊不斷稱讚：「哇這劇本真的是…寫得太好了！」兩人相視大笑。
曹導沏了一壺茶繼續細數產業的凋零，他以香港當例子，「梁家輝、鄭伊健、陳小春、古巨基…你去看以前那些港星，十幾年前在華人市場都是橫著走的，但是現在都沒了光環……」隨著香港影視產業的沒落，演員的光環也沒了。曹導希望《一把青》空前的大製作能讓台灣人重拾對影視產業的信心，也希望藉這個題材，讓現代台灣人找到自己的座標。
我們問到，飛行員那種短暫、不確定的人生，是不是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現在的年輕人，對未來好像沒有方向？曹導笑著說：「真的，沒有座標。」飛行員在空中需要座標，可以是對愛情的眷戀、女人守著的家、導航塔，年輕人也一樣需要座標，不能漫無目的地過日子，要設定一個方向才能往夢想前進。曹導嘆了口氣說，「我們都知道台灣很糟」，但是如果任由這塊土地荒涼貧瘠，迷失方向的過日子，「首先自己的生命沒有意義，再來也不會對這塊土地產生感情」曹導語重心長地講。
我們總會開始去想，我們是怎麼來的。那個東西會越來越重要，可以讓你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你的身分。
曹導指出「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方向，」否則我們會失去自己的特質、身分，而台灣這個地方將不再獨特也不再重要了。對於自己的過去有認知跟記憶，才會有連結跟依戀，進而找到自己的情感、認同，「知道自己的根與本，才可以造就你個人不同的特質，失去這些，再有能力都只是膚淺而沒有魅力。」
文字整理／陳昱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