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戒嚴期間用假名或不著譯者方式翻印的舊譯超過千種（我已查到1400種），作為翻印來源的種子書達600種（每本種子書平均被兩家以上的出版社翻印），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研究上往往造成誤判。像是1986年遠景出版的六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全掛名耿濟之譯，其實只有三本是他譯的。他譯的三本是：《死屋手記》、《少年》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其他三本雖然都署名「耿濟之」，其實不是他譯的。原譯者是：汪炳焜的《罪與罰》(1936，上海:啟明)、紹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1943，上海:文光)，以及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3，上海:文光)。
其中最奇怪的是《白癡》，明明有耿濟之的譯本（1947，上海開明），為什麼挑了別人的譯本，又要掛耿濟之的名字？說到底，還是因為戒嚴的關係，搞得大家長年不敢用真名，假名用久了也糊塗了。而耿濟之的名字被亂用也不只是遠景，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的《煙》，也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耿濟之譯的《獵人日記》曾以「江子野」、「克強」等假名翻印，而這四本汪炳焜、紹權麟、高滔、宜閑、陸蠡的譯作，通通被當作是「耿濟之」的作品。只能說，台灣書目資料真是一筆糊塗賬，千萬不可盡信。其他莫名其妙多了幾筆作品的還有朱生豪、林語堂和伍光建，這些譯者地下有知，可真是要哭笑不得。
陳逸的修改，據說是根據俄文版和英文版。改的幅度相當大，至少比遠景的「耿濟之」改汪炳焜的幅度大很多：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Ｋ橋走去。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經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除了修改這本張冠李戴的《罪與罰》之外，陳逸欲罷不能，2013年又修改了《死屋手記》，一樣由遠景出版，還好《死屋手記》真的是耿濟之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