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慈芸專欄:連耿濟之的外孫都被騙了

2015-12-26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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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通行的兩個罪與罰版本,譯者全部是錯置的。(作者提供)

戒嚴時期通行的兩個罪與罰版本,譯者全部是錯置的。(作者提供)

「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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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出現,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見證奇蹟。並在2012年,由遠景出版祖孫合譯新版,扉頁上印著:「獻給敬愛的外公 濟之先生」,署名「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陳逸手上那本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坤」的版本。耿濟之在天之靈,恐怕不是陳逸所想像的「悲喜交集」,而是「啼笑皆非」吧!更尷尬的是,序還是鄭振鐸的孫子鄭源所寫,真是兩個「憨孫」。

2012年遠景出版的《罪與罰》,署名「耿濟之 原譯,陳逸重譯」,其實是汪炳焜譯本(左)。2012遠景版扉頁題獻耿濟之(中)。1936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汪炳焜譯本,是遠景版的來源(右)。(作者提供)
2012年遠景出版的《罪與罰》,署名「耿濟之 原譯,陳逸重譯」,其實是汪炳焜譯本(左)。2012遠景版扉頁題獻耿濟之(中)。1936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汪炳焜譯本,是遠景版的來源(右)。(作者提供)

耿濟之(1899-1947),上海人,民初名譯者,北京俄文專修館出身,從俄文翻譯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四本作品:《死屋手記》、《少年》、《兄弟們》(後來書名改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根據耿濟之的女兒耿靜芬的說法,《罪與罰》也譯了,可惜手稿送進商務印書館排印時,被日軍炸毀了。據說耿濟之為此常感落寞,但這麼大部頭的書,要重譯談何容易。當年手稿只有一份,又沒有影印店,丟了就丟了,戰亂期間的譯者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戰後來台的德文譯者周學普,曾在歌德《愛力》的序中說,自己其實早就翻譯過一次,1947年把手稿寄給杭州友人準備出版,誰知兩岸隔絕,稿子拿不回來,只好硬著頭皮重譯一次。

既然稿子炸掉了,為何台灣會有「耿濟之」的《罪與罰》呢?其實很簡單:這不是耿濟之譯的,是戒嚴期間台灣翻譯社常見的張冠李戴手法。現在電子資源方便,只要比較一下就知道譯本是誰的了:

遠景所謂「耿濟之」版是這樣開頭的:

七月初的一個酷熱的晚上,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闆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個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闆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是他欠老闆娘的房錢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而1936年汪炳焜版是這樣開頭的: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兩者差異極小,像是「七月初」改成「七月開始」,「老板娘」改成「老闆娘」,「一隻」改成「一個」、「房金」改為「房錢」。其他重要的句子主幹都沒動,甚至於像「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這種不自然的句子都一字未改,可見遠景版實為汪炳焜版無可置疑。那為什麼陳逸會有這樣的誤會呢?這要從這個譯本在台灣的流傳歷史談起。

1936年汪炳焜譯本由上海的啟明書局出版。上海啟明書局的老闆沈志明是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在戰後沈志明夫婦來台開設台灣啟明書局,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擔任發行人,落腳重慶南路。台灣啟明在1949年以前就帶了大批上海啟明版本的書過來販售,沒想到1949以後兩岸隔絕,回不去了,更糟的是國民黨頒布戒嚴法,宣布「附匪」及「陷匪」作家、譯者的作品通通不能賣。那豈不是等於無書可賣?所以啟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把所以譯者都改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就這樣出了數百種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的書。啟明書局並不用假名,開始時也規規矩矩只出自己上海啟明的書。但後來1959年沈志明夫婦以出版匪書被捕,以叛亂罪起訴,還好他們夫婦是胡適的學生,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找美國施壓營救,兩人獲釋之後逃往美國,終老於斯。所以啟明在1950年代是譯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1960之後成為全台大小出版商的免費底本來源,盜印者眾,但老闆都跑了,自己也心虛,不能告別人抄襲(萬一又被人告密說在印匪書),所以成為大宗種子書來源。這本《罪與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台灣的主流譯本。以下是按年代排列已知版本:

1960年 「啟明編譯所」譯。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1968年  「甲兵」譯。台中:一善書店

1968年  未署名。台北:江南。

1974年  未署名。台北:學海。

1975年  未署名。台北:青山。

1977年  未署名。台北:遠行。

1979年  「遠景編輯部」。台北:遠景。

1980年  未署名。台北:喜美。

1981年  未署名。台北:名家。

1986年 「書華編輯部」譯。台北:書華

1986年 「耿濟之」譯。台北:遠景(八版)

1999年 「耿濟之」譯。台北:錦繡

根據陳逸的〈出版緣起〉,他在國圖看到了四個版本,分別是江南、學海、遠行三個沒有署名的版本,以及遠景署名「耿濟之」的第八版。因為這四個版本全同,又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有署名,所以他就誤以為所有版本都是「耿濟之」的。其實遠景自己就是翻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遠行的發行就是遠景,書華和錦繡也都和遠景同屬一脈),江南、學海這幾家出版社也都是翻印舊譯常客,只能說國家圖書館的館員熱情有餘(陳逸有特別感謝國圖館員的熱情協助),專業不足,否則應該要警告陳逸這幾家出版社都有出版資料不實的前科,應該要更謹慎查證才是。

1977年遠行版,不著譯者,實為汪炳焜譯本(左)。1986年書華版,署名「書華編輯部」,也是汪炳焜譯本(中)。1986年遠景版,首度署名「耿濟之」譯,實為汪炳焜版(右)。(作者提供)
1977年遠行版,不著譯者,實為汪炳焜譯本(左)。1986年書華版,署名「書華編輯部」,也是汪炳焜譯本(中)。1986年遠景版,首度署名「耿濟之」譯,實為汪炳焜版(右)。(作者提供)

台灣戒嚴期間用假名或不著譯者方式翻印的舊譯超過千種(我已查到1400種),作為翻印來源的種子書達600種(每本種子書平均被兩家以上的出版社翻印),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研究上往往造成誤判。像是1986年遠景出版的六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全掛名耿濟之譯,其實只有三本是他譯的。他譯的三本是:《死屋手記》、《少年》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其他三本雖然都署名「耿濟之」,其實不是他譯的。原譯者是:汪炳焜的《罪與罰》(1936,上海:啟明)、紹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1943,上海:文光),以及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3,上海:文光)。

真假難辨,左圖中的右邊兩本是耿濟之的,左邊兩本不是。1986年遠景版的《少年》,真的是耿濟之譯本,如實署名(右)。(作者提供)
真假難辨,左圖中的右邊兩本是耿濟之的,左邊兩本不是。1986年遠景版的《少年》,真的是耿濟之譯本,如實署名(右)。(作者提供)

其中最奇怪的是《白癡》,明明有耿濟之的譯本(1947,上海開明),為什麼挑了別人的譯本,又要掛耿濟之的名字?說到底,還是因為戒嚴的關係,搞得大家長年不敢用真名,假名用久了也糊塗了。而耿濟之的名字被亂用也不只是遠景,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的《煙》,也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耿濟之譯的《獵人日記》曾以「江子野」、「克強」等假名翻印,而這四本汪炳焜、紹權麟、高滔、宜閑、陸蠡的譯作,通通被當作是「耿濟之」的作品。只能說,台灣書目資料真是一筆糊塗賬,千萬不可盡信。其他莫名其妙多了幾筆作品的還有朱生豪、林語堂和伍光建,這些譯者地下有知,可真是要哭笑不得。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作者提供)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作者提供)

陳逸的修改,據說是根據俄文版和英文版。改的幅度相當大,至少比遠景的「耿濟之」改汪炳焜的幅度大很多: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K橋走去。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經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除了修改這本張冠李戴的《罪與罰》之外,陳逸欲罷不能,2013年又修改了《死屋手記》,一樣由遠景出版,還好《死屋手記》真的是耿濟之譯的。

*作者為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更多好文請看作者部落格「翻譯事務偵探所」,或「翻譯偵探事務所」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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