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堤防，父親和我來到重新橋下，綠皮鐵絲網的另一邊是河濱棒球場，在高瓦數的探照燈下，有人在玩丟球接球的遊戲。我們這一邊，只能就著遠方的燈光，才能看清楚平坦的水泥地上停了數十台垃圾車，似乎整個城市的垃圾車都集中在這，闔起來的垃圾車門像鐵捲門一樣緊閉，上方嵌入負責人員的名牌。
靜靜的，旁邊有幾隻野狗躺著，牠們被剛來的我們吵醒，但很快又趴下不動，一隻混種的狐狸犬跑來嗅聞消息，牠吐著舌頭，臉上都是快樂的神情，那是蛋黃！灰灰在牠後方不遠的地方，慢慢踱步。
父親摸著牠們兩個的頭，就像終於重逢的老友。
忽然，橋墩下的街燈亮起，一個垃圾車張開，變成了一個攤位。
一個、一個，逐漸亮起了一條街。是夜市！
父親大半生在夜市做生意，我也在夜市長大，但現在才想起來我們竟沒有一起逛過夜市。
但這不是夜市，這些攤位擺的不全是夜市會賣的東西。
第一個攤位賣攪拌麵粉的機器、大木桌、老麵、烤箱、不鏽鋼推車還有焦黑的油鍋。
第二個攤位賣壞掉的電視、壞掉的冰箱還有脫皮的衣櫃，以前他曾經撿過但被我們丟掉的衣服也完好無缺地在這裡。
第三個攤位賣各路神明，土地公觀世音關公像等依照身高排好。
第四個攤位是母親曾經丟掉的東西，一只從印尼帶來的皮箱，還有年輕時代的洋裝。
第五個攤位放著發黃的尿布、摔破的湯匙、吐出來的糖葫蘆、繡著名字的制服 & &
這些是父親的東西，是被我們丟掉的東西。
一車一車，是他的記憶。
父親撿回來的東西，現在全都好好地堆在這條街上。撿不回來的，只有任由它們流進濁黑的河水。
我們越走越遠，遠到看不見剛剛玩丟球接球的兩人，鐵絲網也不見蹤影，兩旁長滿了蘆葦，腳下的棧板有些腐爛，踩下去還有噗滋的聲音，大概是因為接近溼地的關係，空中有白色的鷺鷥在飛，一整群降落在對面的沙洲。
這條路延伸上一座浮橋，浮橋的尾端是一家賣福州丸的小店，遠遠地就可以看見炊煙升騰，橋邊停著一座古典宮廷風格的遊覽船，周圍傳來交談的聲音，「英秋，你來啦。」「哎呀女兒長這麼大了，很漂亮。」「伯伯好。」「現在還在念書嗎？」「上大學了。」
這些人是從前在店裡吃飯的阿伯，父親中風之後再也沒有聯絡。
他們圍成一團，用福州話熱烈地交談，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要吵起來了，有人喝酒，也有人簽六合彩，一群阿伯像小伙子一樣，竟然還要下水游泳，看誰先游到礁岩那裡，矮小的阿伯跳下水裡，高大的也跟著跳了，有人划小船、下象棋，父親舀起一碗福州丸，也幫我舀了一碗，我們端碗在摺疊桌旁坐下，蛋黃也坐在桌下巴望搖尾巴，我挖了點肉餡給牠，父親吃得唏哩呼嚕嘖嘖有聲，這次不用切成小塊小塊，因為他有牙齒可用，只是看他把福州丸泡進醬油碟子，一顆顆丸子瞬間變得像水溝撈起來的棉花，算了，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八成也不用再吃高血壓藥了吧。
父親吃完了福州丸，連湯都喝得一口不剩，如果再喝一點小酒，他大概就要唱起戲來了。
可是他沒有唱，周圍變得寂靜無聲。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那些吵吵鬧鬧的阿伯不見了。
他們全都上了船，桅杆插著黑色的骷髏旗，船上站著眾多水手，有人拄拐杖、有人打石膏、也有人吊點滴，這些人我總覺得有點眼熟，戴眼罩的船長是照片裡跟蔣公合照的阿伯，來家裡寄住的蚊子伙計手腕也裝上了金鉤，還有父親的戰友酒友菸友同鄉的朋友，他們說，火來了，快跟你爸說。
火來了，趕快走。
火來了，趕快走。
父親放下碗趕緊跑上階梯，前腳剛跳上甲板，這時我好像聞到了烤肉的香味，父親已經變成了一堆有空隙的白骨。在禮儀師的指示下，我只用鐵夾象徵性地夾了兩塊進去骨灰罈裡，但骨頭出乎意料地多，我懷疑裝不進骨灰罈的，會不會被工作人員丟到垃圾桶裡？
但父親喜歡撿破爛，就算被丟到垃圾堆裡，他應該也覺得沒什麼關係。
我們過完一個長長暑假，兩個鬼月，跟往年一樣遇到了幾次颱風。
再次跟父親見面的時候，殯儀館的人問我說這就是爸爸嗎，但我能思考的時間比簽同意書要短，「應該 & &」還來不及回答，他們就推著父親前進。
來參加告別式的人，總計有母親、我、禮儀師、賣我們靈骨塔的先生（他幫忙打傘），還有父親曾經借他錢的計程車司機（他的兒女現在都很好）。
母親的兩個妹妹特地搭機來到台灣上香，為了盡地主之誼，我們還包車到花蓮，大家去太魯閣七星潭。三個歐巴桑坐在海邊，我發現母親的頭髮白了，小時候她都會叫我去陽台幫忙拔白髮，我得在手指沾點爽身粉，才有辦法捉住那根頭髮連根拔起。
小時候我被稱讚頭髮黑溜溜的時候，母親總會說這是她們的家族遺傳，看她父親就知道，到了七十歲還不用染髮。長大以後，我染過金的、紅的、咖啡的，朋友都說皮膚變白，人也變得精神，黑髮在這個時代已經不流行了。
長大以後，不知道有多久沒幫母親拔白頭髮了，有時會在梳妝台上，看到堆成一叢的毛球，裡面全是褪色和被誤拔的頭髮。
兩個阿姨離去以前，小阿姨拿了一疊美金給我母親，大阿姨則是給我一條式樣老氣的項鍊，母親跟我說，別看它這麼一點，如果要逃難，白金可以賣黃金的兩倍價錢，但既然我不要戴那就放銀行保險櫃好了。
雖然母親從前小學沒能畢業，但年輕的時候支持兩個妹妹念完高中，甚至為了此事和哥哥吵翻。那時小阿姨的身體不好，得了肝病，看什麼醫生都無法治癒，母親到處求神問卜，終於神明給了她一個地址，一家診所的地址，小阿姨沒去幾次就好了。這故事就跟母親說的其他故事一樣，聽起來很傳奇。
最近她學著上網查美金匯率和黃金價格，這是母親唯一的理財方式，畢竟她三十年前就是帶著這兩樣東西來到台灣。她按著計算機，比較勞保新制和舊制有什麼差別，還取笑隔壁鄰居不知道要提高保額，要拿錢的時候才發現這輩子老闆替他保的都是最低薪資。事實上我也搞不懂究竟是怎麼算法，但母親每幾年就提高一次保額，儘管她每個月薪水根本沒那麼多。
她的研究結果是新制好，不但每個月能拿的錢多一點點，萬一她沒辦法活到那個歲數，我還可以拿到她剩下的餘額。
我要感謝勞保，這體制儘管脆弱，但它讓我看見愛有多麼現實，有多麼深刻。
最近有同學打電話來說他要結婚了，因為他父親得癌症也好幾年了，不知道能活到什麼時候，早點結似乎能讓他開心，那就結吧。比較有趣的是他決定結婚的隔天，父親拿著一百萬的存款上來台北。他說不用，因為他知道家裡並不寬裕，父親什麼也沒說當天就回彰化。再隔天，母親打電話來，說這筆錢一定要給，他只好說拿十萬，母親問要不多拿一點，二十萬夠不夠？他說不用，十萬就好，反正一定會多匯的。第三天，他收到了五十萬。
平常不太說話的家人，只有用這個方式表達。
聽到這裡，我笑出淚來，想起考上高中那年父親給我的二十萬，電話中我催促他趕快發來喜帖，一面盤算我們的交情該包多少，因為我跟父親們一樣，想表達我們的喜悅，但也很拙劣地只能想到錢這個方法。
過去了。
戰爭過去了，饑荒過去了，歷史也過去了。
火來了。
父親的故事落幕了。
拆台的時間到了。
我聽到拆螺絲的聲音，巨大的景片應聲而倒，木板被堆成一落一落的，紙袋早已經自動黏在一起變成造型藝術，玻璃罐只留了幾個，母親和我清理不要的廢物，我首先丟掉那些一上二下上上下下的參考書，課本也扔掉，其他東西也一口氣清出家門，運上卡車全部載走，載到一個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現在開門關門不再有劈哩啪啦的聲音。
颱風過去了、暑假也過去了。
新的學期開始了。
秋天過去。
冬天也過去。
母親坐在新買的沙發上打瞌睡，電視機不斷播放重複的劇情。
家後面的荒地變成停車場，停車場再改建成住宅大樓。
父親過世後的那年春節，他種的粉撲花開了，上上下下前前後後，一夕之間全都開了，這幾年從不曾開得這麼好過。兩年後，這盆花因為後面起樓挖斷死了。
世紀末的憂慮被留在上一個世代，人們充滿信心地進入二十一世紀。
破紀錄的災難、破紀錄的數字還有破紀錄的煙火，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
當我按照網路指示，準備地震包，逐項清點乾糧、飲水、雨衣、保暖衣物和藥品的時候，母親忽然覺得這場景有點熟悉，她想了一想，笑著說：
「這樣好像在逃難喔。」
像不像我是不太清楚，但既然逃過難的人都說像了，那這個避難包應該也算通過認證了吧。
至於鹹光餅，除了那家壽喜燒之外，我從來沒有在夜市看人賣過，只有一次在大眾爺出巡的時候，看見官將首胸口掛著一個比臉還大的光餅，祂手上拎著一串小的，分送給善男信女，我也拿了一個，但已經不是父親做的那種硬得只有老鼠才啃的餅，上面蓋著「文武大眾老爺」的印章，吃起來比記憶中的好吃一些，裡面還包著預防瓦斯中毒和心肺復甦術的傳單，雖然我內心比較期待反清復明的小紙片兒。
有時我去迪化街吃碗福州丸，看到年紀大些的阿伯，就想走上前去替他裝碟醬油，但又不忍害他血壓繼續升高。
路邊的垃圾堆漸漸縮小，有的變成車庫的入口，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實施以後，路口巷底幾乎再也看不到垃圾堆。垃圾堆不見了，那流浪的貓狗該怎麼生存呢，想著這樣的問題，我這才發現腦袋裡早已經堆滿了垃圾，既不是有體系的知識，也稱不上是普遍的常識，應該也沒人在意。
父親從來不說自己吃過的苦，但想到他以前一天要刺手指四次，刺不出血就多試幾次，光是量血糖這件事就讓人覺得很痛。父親也不說他人生中有過哪些美好的事，他把這些全丟掉了，可能因為這些記憶對他而言沒有什麼價值，「說這有什麼用」、「三八這有什麼好講」、「說出來丟臉啦」，這些記憶是垃圾中的垃圾，世界上沒有一件沒用的東西，記憶也是，我打算一點一點撿回父親忘記了或不說的事，雖然這樣可能會撿到別人家的東西，但沒有關係，因為我曾經忘了很多東西，也同樣靠很多人幫我撿了回來。
而且我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把撿回來的東西，用文字寫下，這樣不花錢、不占空間，也不會挨母親的罵，多少也可以算是繼承了撿破爛的遺志，不知道父親在天之靈是否也能同意。
＊作者為台灣新銳小說家，著有《少女忽必烈》（印刻文學）。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準台北人》（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