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台灣剛經歷解嚴,婦運聲勢正盛,但也面臨反挫,女性主義受到壓制。大陸則是正要對外開放、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婦女研究停留在前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最關心大男、大女未婚的問題和女性的離婚與就業。雙方用不同的觀點和語言詮釋女性意識,對許多大陸參與者而言,體現「自我意識覺醒」意味著揚棄過去文革年代的壓抑,在服裝、美姿、美容上追求西化的時尚,在情感上尋找避風港,或做一個家庭事業兼顧的女超人,從共產主義的單一性別回歸傳統男女有別的價值觀。
因此,當宮哲兵教授在會議中展示他無意中發現的女書作品時,大陸學者認為,這些目不識丁、小腳村婦的作品毫無文學價值,不值一顧。台灣的婦運者卻如獲至寶,特別因為作者不識男字、未受父權文化洗腦,而彌足珍貴。遠離中原的山區、漢瑤雜居的化外、女人之間的祕密書寫,有可能逃過父權文化的天羅地網嗎?世上可能存在我們夢寐以求的原生態女性文化嗎?
於是會後至慧立即改變行程,隨宮哲兵回到武漢,親自檢視他收集的女書原件和翻譯稿,決定在台灣出版,期間她越過崇山峻嶺,親訪江永做田野研究。然而,女書作者習慣於身後焚毀作品,文革也沒有放過這個遠在天邊的山區,損毀了大部份倖存的作品和女人相聚吟唱女書的花山廟。後人只有憑藉女書曾經存在的事實和留存下來的極小部份作品遙想那曾經綻放的女性創造力和生命力。
《女書》的問世集結了眾多人力:原著者、保存者、發現者、翻譯者、編印者、出資者等,缺一不可。出版時封面上原本根據合約只印上宮哲兵的名字,新知方面極不以為然,我們堅持至少應加上原作者的名字和主編鄭至慧,最後至慧仍不掛名,但同意改為高銀仙、義年華、胡池珠著,宮哲兵編著。這樣做違背了合約,也憑添了哲兵和原作者子孫之間的誤會,他們向他索取報酬,而新知內部也因為此書成本過鉅,回收不易,引發不快。
二○一○年九月,宮哲兵自己生病了,他的兒子宮步坦律師和江永的何校長陪著我們,與來自武漢的密小華和她女兒、金鳳、袁麗霞、曲漢,來自四川的申子辰、來自深圳的沈鷺等人一同在江永的青山綠水間走訪女書遺跡和舊友,想像至慧當年的跋涉。長年研究女書的周碩沂先生己經過世了,楊仁里先生仍健在,他多次提起至慧的樸實勤奮還拿出自己保存的至慧親筆卡片,唐功喡、吳多祿先生都記得至慧的謙讓,女書最後一代傳人高銀仙的孫子胡強志已經長大成人,現在經營女書文化站。曾經接受當地政府女書培訓的新一代女書傳人何靜華不曾見過至慧,要求我打開電腦檔案,看著至慧的照片,即席做了女詩一首,和周先生的妹妹周惠娟當場高聲吟唱:
一根紅線連向天,
天下姊妹連攏來;
瀟湘河水深千尺,
不及天下姊妹情。
這根紅線讓我們暫忘世俗的煩憂,牽連起古今西東、天上人間的真情至性。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九歌出版《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