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使他的英雄形象進一步神化；如果看過他死後躺在床上的那張照片，大概都會想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你以為你把他殺了，但自那一刻起，他卻比以前更真實地活著，活在人們的心中，而且再也無法把他殺死。他的死，觸動了世上無數的年輕人、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他死後差不多四十年後的今天，切．格瓦拉的樣子可見於全世界的貨品之上──海報、T-shirt，還有雪茄和伏特加；他的少年遊記被拍成電影，全球發行。終生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對抗的革命者，死後卻身不由己地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
切．格瓦拉被升為反帝國／反資本主義／反資本全球化的圖騰，它存在，因為被需要。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資本全球化壟斷世界的同時，切．格瓦拉被視為一個可被追隨的英雄、敢於挑戰歌利亞的大衛、奮力抵抗「大怪獸」的傳奇故事（●注1）。切．格瓦拉被浪漫化、傳奇化，甚至宗教化，是因為時勢造英雄，還是因為在這個時勢裏，再也找不到另一個「英雄」？
由富家子弟變成革命英雄，再成為反帝國的圖騰，切．格瓦拉嘗試找出最適合的革命道路。他捨棄了甘地的不抵抗主義，將治理古巴的工作留給卡斯楚，自己則實踐托洛斯基的理論進行世界革命，由落後地區建立社會主義開始，推翻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為目標。他不斷革命，卻又一再失敗，使人聯想起卡繆筆下薛西弗斯（●注2）的故事：薛西弗斯被宙斯懲罰，要將一塊大石頭推上山頂，可是石頭一到了山頂，卻又滾回山腳去。如此薛西弗斯又要走回山腳，將石頭推回山頂，如此推上、滾下，永無休止。
落入革命無間道的切．格瓦拉，大概也在享受這種帶有悲劇色彩的命運，因為支持他的，是以社會主義為藍本的美好新世界。就如艾力．賀佛爾（Eric Hoffer）在 《狂熱份子》（●注3）中說道：「企圖改造一個國家或整個世界的人，不可能單靠培養和利用不滿情緒而成事……他們必須知道怎樣在人們心中燃起希望，哪怕是個不切實際的希望。」共產主義就是這樣一種點燃希望的意識形態，引領人民走向一個不由資本家主導、財富公平分配的美好社會。至於後來社會主義政權的墮落，已是後話。
但自從共產主義在「蘇東波」（●注4）沒落，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力量在全球更迅速地擴張，波瀾壯闊，無可抗拒。無論是在中東荷槍實彈「伸張正義」，將第三世界國家變成世界工廠的「投資發展」，還是常在我們身旁的各種全球品牌和消費品，這些東西走在一起，儼然變成了一隻大怪獸。我們甚至看不清這隻大怪獸到底是什麼樣子，只知道大怪獸，很巨大，很可怕。對大怪獸的無知和恐懼，使我們更渴求一個大衛，像打倒歌利亞般將大怪獸消滅。共產主義的沒落，除了失去抗衡大怪獸的一股力量，還意味著失去了選擇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