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法國的法西斯政黨「國家前線」(Front National)主席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被告煽動種族仇恨﹐面對一場官司﹐她毫不動容﹐仍堅持「穆斯林就像是納粹侵入一樣」。法西斯份子將少數族群稱作「納粹」﹐非常諷刺﹐而它也反應了法國種族主義的特質。
同時﹐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又見報了。這回﹐它的漫畫主題是溺死海中的敘利亞小男孩艾蘭克地(Aylan Kurdi)。漫畫標題是「歡迎﹐移民﹐接近目標了」畫的是艾蘭克地的屍體和旁邊海岸上的麥當勞小丑下面一幅廣告寫着﹐「兒童買一送一。」
看着這粗糙且充滿敵意的諷刺漫畫﹐想像漫畫作者用意為何。有人為之辯解﹐強調表面看似的尖銳嘲諷是法國諷刺漫畫的特殊呈現方式。但它立即讓人感受到的是一種挑釁。在尋求庇護者爭取權益甚至維持生命都困難的時候﹐《查理週刊》是以何種心態來呈現這樣的「幽默」作品？為求生存而失去生命的敘利亞人﹐他們的家人能如何理解這種「幽默」？
不禁想起八個月前的那個中午﹐《查理週刊》的十二名工作人員﹐包括五名記者﹐在恐怖襲擊行動中斃命。《查理週刊》自二零零六年以來長期拿穆斯林社區當譏諷對象﹐將伊斯蘭當作猥襲幽默的主題﹐以「開宗教的玩笑」之名﹐行種族主義之實﹐將穆斯林種族化。《查理週刊》並于歐洲各國的右翼媒體合作﹐扭曲穆斯林人民形像﹐打擊歐洲穆斯林社區。不論《查理週刊》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它早已成為歐洲反穆斯林和排外政治的表象。從這個大背景來看﹐八個月前對《查理週刊》的襲擊行動﹐其實是可預測的結果。
而當時全歐媒體製造了一場「感性」運動﹐反對恐怖主義襲擊的人們紛紛加入了「我是查理」(Je Sui Charlie)的行列﹐聲稱要「捍衛言論自由」。社群媒體﹐比如臉書﹐成了「我是查理」的召集站﹐好像大眾都認同《查理週刊》的出版使命﹐包括那些從未聽過《查理週刊》的人。言論自由似乎成了絕對真理﹐不需以社會責任制衡。《查理週刊》向來的種族主義漫畫﹐也就是那些多年針對穆斯林的﹐攻擊整個社區及其宗教的法式幽默﹐瞬間被標榜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征。以言論自由為盾﹐粗劣的種族概念做為漫畫的內容架構﹐竟被當作「西方文明對抗野蠻」的精神代表。當然﹐「我是查理」的社群媒體造勢也致使襲擊事件後的《查理週刊》在兩天內售出五百萬份雜誌。
直至今日﹐「我是查理」的成員仍叫囂着捍衛雜誌社的「傷害權」(right to offend)。英國極右組織「英國護衛聯盟」的前領導人羅賓森(Tommy Robinson)得意地告訴我﹐他計劃在英國舉辦「漫畫穆罕默德」活動﹐「捍衛言論自由」。「傷害權」成了極右勢力的文字武器。
而事實上﹐被《查理週刊》傷害的﹐是法國社會最弱勢的群體之一﹕穆斯林社區。
法國的共和主義標榜自由﹐平等﹐博愛﹐而共和主義藍圖裡並未能容納差異﹐更不用說接受差異。法國統治者對待少數群體﹐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和英國有些不同。法國採取的是殖民時代的同化主義﹐根本不談民族關係﹐根本不理會「機會平等」的要求﹐更不講多元文化(即使是表面的﹐官方的多元文化)。法國社會的態度是「要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就得跟我們一樣」。因此法國當局從不做民族和宗教的社會統計﹐就好像差異不存在一樣 -- 假裝差異不存在﹐就沒有改善的必要了。
法國社會人士(沒有國家數據)估計全國有五百萬穆斯林﹐大多數來自法國過去的北非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他們佔法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五﹐是歐洲最大的穆斯林社區。一九四零年代起﹐法國因解決勞力短缺問題﹐引進許多北非移民。他們被安置在城市邊緣的國民住宅裡 -- 對法國社會來說﹐面對移民的最好方式是看不見他們。眼不見﹐「他者」就不真存在。穆斯林移民就是以這種方式在生活各方面受到社會排擠﹐他們就業機會小﹐平均失業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全國的雙倍﹐穆斯林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法國人認為穆斯林的價值觀和法國的世俗價值觀格格不入﹐民族融合和通婚的情況少。而對於穆斯林身處社會邊緣﹐法國一直未能產生有力量的左翼來建構有效的反民族主義論述。法國穆斯林形成自身孤立的社區﹐許多社會人士認為他們等同于「沒有國家的人」。
來到馬賽這法國第二大城市﹐更能看出法國社會對「他者」的態度。馬賽是法國少數民族最多的城市﹐被稱作「帝國海港」﹐向來是北非移民進出的口岸。而它同時是法國法西斯政黨「國家前線」的重鎮。到達馬賽幾天前﹐國家前線剛在這裡的大學裡開黨會討論選戰。二零一七年﹐國家前線將參選法國總統大選﹐民調顯示﹐黨主席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有可能成為法國下一任總統。她的選舉承諾是「所有外國人不許進入﹐合法或非法移民都一樣。」她對遇難的敘利亞小男孩艾蘭克地(Aylan Kurdi)的照片無動于衷﹐只說了一句﹕「你知道他是難民還是非法移民嗎？」
法國的瑪琳勒朋和英國獨立黨的法拉傑(Nigel Farage)不一樣﹐她擁有堅實的民意﹕百分之五十五的法國人反對接收更多的尋求庇護者﹔多數法國人從未有過多元文化的生活經驗。在馬賽這個多民族的城市﹐法國白人和北非移民及其后代竟像是活在兩國平行的社會裡﹐沒有交集。族群之間的隔絕明顯可見。
在這裡﹐穆斯林人口有二十五萬﹐達城市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他們卻像隱形人口一樣﹐在市區裡很難見到。馬賽是歐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城市﹐最富的地區集中在南部﹐多為白人聚居處﹐最貧的地區在北部﹐是穆斯林聚居處。走進北部社區﹐就能感受到它的孤立和它與外面世界的差異。貧窮的必然產物是普遍教育缺乏﹕十五歲以下的少年之中﹐有將近百分之四十已綴學。這裡居民的失業率近百分之五十﹐長期失業導致販毒問題嚴重。
這裡可見到的不僅是青年的失落﹐也是整個社區的失落。馬賽的穆斯林早已被剝奪了基本社區認同的權利﹐他們就連實行宗教儀式的地方都沒有。整個馬賽竟連一座小型清真寺也不存在﹐而天主教教堂卻不少。這可看出法國當局世俗主義的虛偽。原來﹐馬賽市長在十五年前曾允諾建立清真寺﹐而多年來遭國家前線的阻擋﹐國家前線發動反對市政府的批准清真寺興建﹐並動員當地人士控訴清真寺場地的籌款人﹐指他們需付的租金太低(在法國﹐建房前必須先訂立租金標準)﹐國家前線竟勝訴﹐調高了籌款人的租金。國家前線的多次阻撓﹐再加上清真寺籌款的不易(馬賽的穆斯林拒絕來自中東國家的資金﹐希望能有自己獨立的清真寺)﹐使得至今馬賽的穆斯林仍無宗教崇拜地點。該場地今天仍是一個停車場。
清真寺的建立計劃﹐原本是法國穆斯林渴望被融入社會﹐被接受的體現﹐他們原先希望的是宗教權的被肯定﹐希望的是國家認同和宗教自由的並行﹐希望的是要成為法國社會一份子。而他們的基本希望被否決掉了。這幾年來﹐馬賽的穆斯林不得不開啟私人的祈禱房﹐來維持他們的宗教信仰。有人在私家商店後頭﹐或國民住宅裡開設祈禱地點﹐登記為非營利組織。他們的基本宗教實踐﹐也竟被蓋上了次文化色彩﹐成了法國城市裡的「地下活動」﹐一點尊嚴也沒有。
在這大環境下﹐《查理週刊》多年的反伊斯蘭漫畫﹐在法國穆斯林眼中﹐象徵着對他們社區的羞辱﹐象徵着他們尊嚴的再被蹂躪。可笑又可恥的是﹐《查理週刊》襲擊事件後﹐法國的情報單位開始注意馬賽的這些私人祈禱房﹐將每個授教人當作恐怖主義嫌疑犯﹐侵犯人身自由。
在以上背景下﹐怎能覺得驚訝法國會出現所謂「激進化的」穆斯林呢﹖所謂「激進人士」﹐都是土生土長的法國公民﹐說着流利法語﹐受法國教育﹐卻永不被社會接受的穆斯林青年﹐他們的成長充滿認同衝突和痛苦。面對自身社區的貧窮﹐體驗牢獄似的被邊緣化﹐他們怎可能認同法國 -- 這個連他們的穿着都要干涉並禁制的國家？陷于社區貧民窟的穆斯林青年﹐有些人最終犯罪入獄 -- 法國監獄裡百分之六十是穆斯林。而監獄和貧民窟有多大差別？
邊緣化就是西方穆斯林「激進化」的搖籃﹐學者泰瑞艾力(Tariq Ali)這麼說﹐它是「激進化」的首要條件。而「激進化」並不等同于所謂「極端主義」的行動。是當穆斯林青年認識到自己邊緣的社會位置﹐又同時看到主戰的國家造成的毀壞和殘暴﹐他們的個人經驗和社會認知轉化到反西方霸權的世界觀和世界政治﹐那才將是他們可能行動的開始。這就是為什麼法國造就了歐洲最多的所謂「極端主義人士」﹕一千多名法國穆斯林遠走敘利亞﹐其中有部份人最後加入了Daesh (Isis)﹐成為西方的敵人。西方國家稱他們為「加入聖戰者」(Jihadi)。而Jihad的原意是「鬥爭」﹐對那些走上這條路的法國穆斯林青年來說﹐鬥爭的最初始動力是社會不公。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