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次對家長的演講中，我分享了一個成長過程中的故事。記憶中，國小時期的每一堂課，教室後面的佈告欄前方總會有人在那兒罰站。
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一群人。但，每次都會有某一個人。
他不寫作業、遲交便當錢、起立敬禮的時候不喜歡說「老師好」、上學遲到、髒亂不堪的抽屜偶爾會探出兩根蟑螂抖動的鬍鬚，嚇得坐在旁邊的女生不時尖叫……
阿明。他是我小學時期同班的朋友…，喔不！不是朋友，他充其量只是……只是坐在我附近的同學。為何有如此的差別？在那個年代，成績幾乎是用來將學生分門別類的唯一標準。成績好的坐前面、成績好的教室都在一樓、成績好的升旗典禮都排在前面比較方便領獎、成績好的被鼓勵跟成績更好的當朋友，因此如果跟成績不好的同學走太近，有時候還會被導師約談。總之成績好的，似乎都跟阿明無關。他幾乎每天都會被老師處罰。
「許至明！」光聽到老師叫他的名字，還沒有等到老師說原因，阿明已經站起來熟練地伸直雙手、將手掌朝上準備吃藤條，然後逕自走到後面去罰站。在那個視體罰為理所當然的年代，學生也發展出許多「感覺好像比較不痛」的挨打法。例如，在手掌抹膠水降低表面摩擦力、在藤條即將打到手掌的剎那把手稍稍往下放，減緩籐條打在手心上的力道，但我們最常用的則是被打前與被打後立刻「吐一口氣在手心，然後不斷地摩擦手掌心」或許這一點都不科學，但至少主觀上覺得沒這麼痛。於是我最常看到阿明做的事就是一邊罰站，一邊搓手。搓手、吐氣、搓手。
班上好像沒有人知道阿明的家庭狀況如何，為什麼他總是「好像沒有人在管」？為什麼他的言行舉止、儀容穿著都跟我們不太一樣？沒有人關心原因為何，大家所在意的都是他與我們的差異。事情往往不是凡人想得那般簡單，當時沒人料到阿明跟我們果真有很大的不同。小學三年級之後，阿明絕佳的體育能力突然嶄露鋒芒。他很能跑，經常擔任大隊接力第一棒，有時甚至還幫突然緊張到雙腳發軟、無法接棒的女同學繼續跑完她們的份量。另外，他也總是輕鬆而迅速地跑完讓大家只剩半條命的五千公尺慢跑。就這樣，他開始參加大大小小的賽事，從班際比賽到全縣比賽，一路奪下各種徑賽冠軍。小六那一年，他更是拿到全國徑賽的入場卷，一時之間震撼了這個偏遠鄉下的小村落。這個創校以來尚無人達成的榮耀，讓校方決定在升旗典禮上好好表揚他。
那一天早上唱完國歌之後，校長向全校師生宣布了這個好消息、並且邀請阿明上台。
「許至明，上台！」「各位老師和小朋友熱烈鼓掌！」校長透過麥克風大喊，全校師生跟著用力拍手。
然而，麥克風的聲音空繞了操場幾秒鐘，卻沒任何動靜。
「許至明？」校長再一次喊。
我一直以為終於能夠上台被表揚的阿明，一定也會像我們這些月考經常領獎的學生一樣迫不及待地小跑步上台。但幾秒鐘過後，現場依舊沒動靜。我轉過頭。不只是我，全校的師生也同時轉過頭看看排在我後面的阿明，那畫面至今依舊深刻而鮮明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在擠滿了師生卻鴉雀無聲的操場上，站在原地的阿明紅著臉沒有移動腳步，他唯一的動作是不斷地搓手、吐氣、再搓手。
故事至此，一位媽媽幫我下了個適切的結尾：「阿明習慣了自己的名字被當成壞標籤了啦，所以每次老師叫他的名字，就他會自動開始緊張、然後摩擦雙手。」她用很像本土劇演員的口氣嘆氣：「伊謀信心啊啦！」這段記憶成了我從事心理工作後，最常用來提醒自己的事：
「標籤」只是一種用來作為某種標示的工具，雖然方便，卻時常蒙蔽了其他意義存在的可能性。可怕的是，當我們不假思索地以某種標籤貼在個人身上，那個被貼標籤的對象久而久之也會用這樣的標籤來做為自我認同、並且深信不疑。有趣的是，「去標籤」的動作本身往往就能為諮商工作帶來相當顯著的正向效果。許多轉介到我這裡的兒童或青少年，我常使用不同於外界標籤的觀點來與其互動，陪伴兒童、青少年對自己有不同的看見、也建立起對自己更正向的認同。而一個能夠以正向意義來認同自己的個體，當然無須使用負面的行為來博得他人對自己的注意與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