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棒球協會的努力下，棒球由軟式變硬式，由區域性變全國性，進而揚威海外，台灣的棒運推謝為「棒球之父」，不知還有龍為幕後推手呢！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年代之間，棒球運動是在台灣非常熱絡的，不輸現在球迷之狂熱，「呷飽看野球」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台灣的棒球基因因此種下。
當棒球與文學擦出火花，那是如何呢？那就是大家都放下筆到棒球場去了。龍在〈台灣棒球的功勞者〉即寫著：「雖然我不是棒球選手，但是棒球卻與我有很深的情緣」，這篇文章說明龍與台灣的棒球有微妙的關係，當時的文人與棒球也有微妙的關係，棒球是殖民史的另一章，逃避與發洩的另一章。
當時的合庫可說是人材濟濟，在財經上有許遠東、李登輝；在文學上有張我軍、龍瑛宗、文心等；還有後來在體育界揚名的棒球之父謝國城。
作為棒球迷的張我軍，展現他較不為人知的一面，他與謝國城等人組成老爺棒球隊互相比賽取樂。張我軍常帶棒球隊遠征異地，他對待年輕的球員如自己的兒子，這種熱情也影響著謝國城；他對待文學夥伴亦十分關懷，照應龍氏與張文環，同情他們在文學正要走入成熟之際，台灣光復，他們的作家生涯也因此擱淺。
當時張文環任職於保險公司，張我軍出差到嘉義時去看他，見他單獨一人呆坐在店頭，頗有不忍之心，被龍稱為台灣作家翹楚的他淪落為保險員，而他是銀行辦事員，兩人相對頗為唏噓。
張我軍愛喝酒，有「酒豪」之稱，一九五五年肝病發作，龍與許遠東去看他，他拿出自己的詩集《亂都之戀》交給許留存，並說留有遺言在裡面。第二次去看他，張已臥病在床，因病痛呻吟不已，不太能言語，第三次看他時，已成冰涼的軀殼，短短幾個月，病魔奪走他的生命，享年五十四歲。遵照遺言，火化遺體，由龍瑛宗及許遠東共同撿骨。在他的筆記中寫著對張文環的感想，龍也許覺得也像寫自己，特地抄在文章中：
我一邊和文環君且走且談，一邊斷斷繞繞地想著文環君的事。在台灣光復以前，他是台灣的中堅作家，作一個文學作家正要邁入成熟的境地。就在這當兒，台灣光復了。台灣的光復在民族感情炙烈的他自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一件快心事，然而他的作家的生涯卻從此擱淺了！一向用日文寫慣作品的他，驀然如斷臂將軍，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將創作之筆束之高閣。
光復以來雖認真學習國文，但是一枝創作之筆煉成談何容易，況且年紀也不輕了，還有數口之家賴他供養哩。目前他的國文創作之筆已煉到什麼程度我不大清楚，但是他這幾年來所受生活的重壓和為停止創作的內心苦悶我則知之甚詳，我每一想到這裡，便不禁要對文環君以至所有和他情形類似的台灣作家寄予十二分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