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張我軍的第一次晤面在一九四二年深秋，經張文環的介紹，那是在日本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時，他當時以華北文學家的身分參加，會後還一起同遊京都、奈良、大阪等地。當時他並不知他的文學成就，直到光復後讀他的文章，才知他是一個啟蒙時代的先覺者。張我軍常說：「我是一個老實不客氣的人，所以說話也不客氣，何況跟我說話的都是這般蠢貨，更沒有客氣的必要了。」龍認為他的作品觀察深刻，〈白太太的哀史〉是敘述一個被中國留學生騙去的日本女人的淒涼身世，交織著官場現形記，作品充滿人道精神，是他的作品中最出色的一篇。
第二次見面就在合庫，龍寫文章仍用日文，是張我軍親自譯成中文，他雖當主任，凡事不拘泥。張我軍中、日文俱優，偶爾有人請他將日文翻成中文，他還向龍請教日文的問題，這讓龍頗為吃驚，原來那日文真的很難，於是一起翻字典共同研究。他這種追根究底的精神讓龍感動，後來他當主管時，碰到不擅長的法律問題，他也仿效張我軍的精神，請教年輕的同事，於辦事效果大有裨益。在為人處事上，張我軍對他的影響頗大。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的文章〈最初的農倉調查——我的台銀時代序章〉刊於《合作界》。這算是他停筆後的第一篇創作，由張我軍翻譯，雖是短文，但描寫在南投泥沼般的生活，因一篇農倉調查而得救，裡面的描寫生動，多用對話與動作，可說是小說之筆：
射進我眼中的南投鎮的印象，是一座背負丘陵的古色古香的小城鎮。因為沒人來迎接，所以我就把柳條包和籐籃放在車站候車室的板凳上，獨自踽踽走向鎮上了。首先看見田地，接著有條橋，過去就是一列什麼「開花樓」呀一類的酒家兼妓館呀「第一樓」，身上只穿著一件貼身襯裙的妓女坐在那裡談天說地。
台灣銀行的房子立刻就找到了。進去一看，可巧有一個姓後藤的行員在。這個人算是我的同學前輩，一見面就說：「你來了，可是你的行李？」我說：「放在車站的板凳上。」於是他突然變了臉色說：「那可不得了，馬上不去取回來可要丟掉的」，於是叫了一個日本人的工友去拿了，不一會兒，我的柳條包和籐籃平安無事地搬回來了。「你真馬虎得可以！」
這段十幾年的往事被他寫得如在眼前，他說出在生活上不斷發生的糗事及悲哀，跟一九四六年當《中華日報》日文版主編相比前，氣勢不復以往，但自嘲的意味加深了。雖然編的是小刊物，可是有文學大師坐鎮，他又能再寫稿，待在編輯台上工作，他覺得很滿足。
對國民黨失望的他，把希望投向大陸的社會主義，他透過日文雜誌與廣播，常靜靜凝神偷聽中共的海外廣播。他的心理和一九五○年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對社會主義有著嚮往，這種心思一直到文革發生，對共產黨失望才漸漸變得淡薄，然而，他對文化祖國的情結還是很深，還是持續看資料、聽廣播關心大陸動態。張我軍這時的出現，讓他與五四文學有了絲縷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