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隱娘》裏沒有完整的成長敘事，許多線頭跟緣由都被侯孝賢藏起，僅留殘影。聶隱娘的台詞在剪接後，甚至被刪到只剩九句，謝海盟曾稱塑造一個人物，是「造一座冰山」，可這冰山被隱匿起的太多，這又該如何讓觀眾去親近隱娘？我忍不住問。
「我覺得整齣戲，被召喚的共鳴是孤獨。這非顧影自憐，而是自我選取的與人世相處的一種位置，因為保持距離，所以看很多事都並非身在其中，而像是看一個故事的發生。聶隱娘這樣的處事方式當然要付出代價，就是好處常常輪不到你，輪到你的都是壞事，但這是自己的選擇。」
聽著謝海盟這樣形容聶隱娘，我明白了刺客的成本是「等」，這「等」裡有孤獨的味道，無法現身的影子，何能在黑暗中去尋找同類的意向。我又忍不住追問了一句，身為創作者的謝海盟成本也是如此嗎？
謝海盟點了點頭，幽幽地回答了我：「創作者最大的成本是孤獨，即使我身在一個創作者的家庭，要不要步入這行以前，也考慮了一段時間。創作是一件沒有辦法馬上兌現的事，不管是物質還是名聲，都跟你多努力無關，所以你要耐得住生活的孤獨。」
到了《聶隱娘》，謝海盟已經從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畢業了好幾年，她沒有如同大眾所期待的那樣，做「出名要趁早」的文壇新星，也沒繼續就讀研究所，而是過了幾年日日跟隨父母去咖啡館寫作的生活。曾考慮過要去木柵動物園當飼育員的她，最終還是走了創作的孤獨路，除了對動物的熱忱以外，大多數時刻都顯得沉默而冷靜，如同聶隱娘一般隔著距離去看著現世，因為創作從來不讓人感到平坦，那就只能在反覆中去咀嚼孤獨。
不走入主流的固執
聽完謝海盟的創作心事，我不禁想，可或許就是這樣的孤獨造就了謝海盟和侯孝賢之間緊密的緣份。
朱天文就在《海上花場外別記》中這樣描述侯孝賢對於電影的緊抓不放 ：「令我想到盟盟小時候，她在路上若拾到一粒石頭，一片枝子，總是牢握手中絕不遺失，車上睡著時也不會放開。侯孝賢的堅持一點也不像是在堅持，他比較像盟盟那樣，只是握在手中不會放開而已」。
謝海盟與侯孝賢的孤獨都有一種執拗的味道，握在手中以後，不管鎂光燈是否會打在自己身上，就這樣不停地在創作的掙扎中與自己對視著。「創作就是件跟自己過不去的事，觀眾要買帳就買帳，好壞只對自己負責，你沒有多餘的力氣來肖想要名又要利。」
對謝海盟而言，她並不想刻意去接近主流，因為讓自己站在邊緣的位置，離人群疏離一些，才能在不安於現狀的狀態中，出產自己最真實的想望。「或許接近大眾可以過得比較舒服，但我在純文學的路上，才能一直寫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