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春末，我特地去到美國休士頓，與已十三年未見的高中時代同班摯友鄒淑蓮相聚。兩人竟夜長談「十三年前」、「十三年後」，不知不覺天漸微明。淑蓮慎重的問我：「你最希望自己將來是什麼樣子？」我沉思了一下回答：「像臺靜農先生那樣。每個人到我這裡來，不只是從眼睛、舉止中覺得溫暖安靜，而且讓年輕人感覺到歷史，感覺到自己的未來有個支撐的力量。總之，希望自己是個樸實、恬淡、溫暖，不是靠文憑而是真正肚裡有學問的人。」
每次在臺先生的「歇腳庵」——「龍坡丈室」裡，真的就是歇下腳來的輕鬆。
對於「歇腳庵」至「龍坡丈室」的轉變，臺先生曾在《龍坡雜文》序言中自道：
臺北市龍坡里九鄰的臺大宿舍，我於一九四六年就住進來了。當時我的書齋名為歇腳庵，既名為歇腳，當然沒有久居之意，身為北方人，於海上氣候，往往感到不適宜，有時煩躁，不能自已，曾有詩云：「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能說不是家嗎？於是請大千居士為我寫一「龍坡丈室」小匾掛起來，這是大學宿舍，不能說落戶於此，反正不再歇腳就是了。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寓於其間，能說不是大事？
臺先生的住家是幢日本式的木造瓦房，撳了鈴進入前院，臺先生已站在玄關邊，抓了雙拖鞋放著。待我趿著拖鞋走兩步踏進「歇腳庵」，他人已不見，轉過臥房到廚房去替來客倒一杯茶。在這兩分鐘之內，我自己隨意選一張椅子坐下瀏覽全室：一張大書桌、一個木櫃、一張小茶几、三張沙發。不論窗櫺、木櫃、椅子扶手、書桌和地板都是深褐紅色，樣式古樸卻明顯老舊；每件東西都是幾十年進屋就放在固定的位置，安安穩穩的過一輩子，不必擔心被拋棄換新。然後，我欠身接過熱騰騰的一小杯好茶，抿一下；臺先生圓胖的身軀已擠進他固定的書桌前座椅上，順手燃起香菸來。說事聊天，兩人講到盡興彼此哈哈大笑；不想說話時就停下來，久久不語互相也不覺尷尬。那情境就像寫文章一樣，原本就需要加逗點、句號、分段，停停說說應當如此。
臺先生說，以前曹錕（做過大總統）的兒子住溫州街他家附近，中風後還由太太推著輪椅出來散步，他夫人是馮國璋（也做過大總統）的女兒。他們與一般人無異，真是進入尋常百姓家，而彭明敏（臺獨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判刑）逃亡海外之前就住在他隔壁。臺先生說人說事，似乎總是這樣，像是有故事，又像沒故事；反正事情發生過就是了。遇到了人，見到了事，知道了，也不去探問多些，提起來也不去穿鑿附會。他寫文章也是這般：一點不帶火氣，真有感覺短短數千字寫下，都是活活生生、紮紮實實在眼前的人與事；不僅散文如此，小說亦然。他的文字質樸無飾、不掩不藏、不虛不誇，已達爐火純青，人、文一致的境界；對鄉下、市井小民的語言掌握精確，讀起來特別自然親切。
討論出版文學雜誌、出版文學書籍。臺先生表示，一向看這類文字的人口就不多，但是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回憶當年他們一群朋友組織「未名社」出版書，雖然一本書也就銷個千來本，但是連雲南都來批書呢！他回憶雲南的經銷商把書款結了之後，因當時幣制紊亂，他們便以物易物。第一次把寄來的「錢」拆開來一看：赫！是把退書中間挖洞塞進「雲土」（鴉片）。看得大家一驚。一則佩服寄者的聰明，以此法不被查獲；二則「雲土」是不能買賣的，頓時頭痛。後來書商改寄雲南火腿，大夥兒可樂了，不時有鮮美的火腿可吃，十分開心。他講，從前辦雜誌、出書完全是興趣、理想，與現在非得考慮銷售數字、讀者閱讀傾向，大有差別。
臺先生在吞雲吐霧香煙裊裊中，繚繞出鴉片的記憶，別有趣味。
臺先生偶爾也會和我說一些掌故。記憶最深的是，《聯合文學》第三十三期「抗戰文學專號」上做了一卷魯彥作品選刊及剖析，臺先生讀完雜誌後，興沖沖打開話匣，告訴我說，他們是舊識。
魯彥從寧波到北京。原來他在家鄉是做學徒，到北京參加了「工讀互助會」，後來到北京大學旁聽課，學世界語，認識俄國詩人愛羅新科，還真翻譯了世界語的作品，其他時間跟劉天華（當時還沒名氣）學琵琶，彈得還不錯。以後他到長沙女子學校教書，學生們有一大會請他表演，他就彈了個《十面埋伏》。
臺先生又說在北京時，他曾「掩護」魯彥。為什麼說「掩護」？魯彥沒錢，他們住在同一間旅館裡，房子很大，放兩張床，臺先生睡一張，魯彥睡一張。魯彥沒錢付房租，由臺先生支付，所以名為「掩護」是也。
魯彥在長沙與一女學生戀愛、私奔，後來回到北京，抗戰時才再轉往桂林，與臺先生也就沒再聯絡了。後來臺先生見過魯彥的元配以及第二任太太，感慨斯人早逝，如此一個爽快、開心又帶著虛無主義的人。
魯彥第一篇小說篇名〈柚子〉，從此走上寫作的路。他曾寄一篇稿子給魯迅，附信寫道：「這文章你可千萬不能丟，這比你的腦袋還值錢。」說完，臺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還有一回，應人之託，我帶了臺先生在大陸老友的一張照片去「歇腳庵」，他端詳了一下說：「頭髮都白了。」然後我們談別的事，過一些時他又端起相片，笑笑：「頭髮白了。」那神情是早料到人到這年齡該是這模樣，一種我老了，你也老了，人生就是這麼回事的坦然；而寥寥幾字之言，則是真正對好交情朋友才有的直白話語。在那一刹那，臺先生自然有情的性格，全展現了出來。
臺先生自成一家的書法，是大家夢寐所求的墨寶。好幾次我受作家之託前去求字，也替聯合報副刊要過一塊題匾，他總是爽快的有求必應。我心中感激，知他疼惜我工作、約稿不易，替我搭關係呢！替其他作家求字，我倒從沒為自己求過任何一幅字。有一回為出臺先生專輯我向他借字，他特意寫了一幅交我，溫煦的說道：「製版後不必還我，妳就留下做個紀念。」因此我有幸擁有了臺先生的墨蹟，仔細珍藏。但是，做為文學編輯，我最最渴望的是得到他的文章。每次坐在「歇腳庵」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事都敢提，就是不敢開口要文章，生怕把單純探看他、尊敬他、喜歡他的意思給扭曲了。
直到一九八七年九月籌畫《聯合文學》十二月號第三十八期——我結束編輯生涯，主持雜誌編務的最後一期，實在不願自己編的雜誌裡出現不曾刊載臺先生文章的遺憾；不敢去拜訪親口相求，躊躇許久，終於決定提筆，誠惶誠恐的寫了封約稿信寄給他。沒料到他收信後立刻撥來電話：「彥明，可以的，你一定有。」我吃了一驚，恍若夢中，那種欣喜若狂可想而知。
約定取稿的日子，臺先生得到一束豔麗明媚的褐紅色大理花，我得到朝思暮想的文章〈始經喪亂〉。他歉歉然說，眼睛不好不能寫小字，字都寫到格子外了。我緊握稿件，這是我最珍貴的手稿。
文章裡，臺先生寫下在青島山東大學教書，暑假搭膠濟路火車到濟南，然後到北平訪友的一段舊事。豈料抵達北平後第四天發生七七事變，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日軍宣布佔領北京城。八月初，他離開北平，受友人請託，決定為抗日戰爭北大將來問題，先赴南京向胡適之請示，再去蕪湖與家人相聚。因天津到南京火車已斷，他轉經煙台、濰縣、濟南才到南京面見胡適。文章敘述中日戰爭裡「國破山河在」，他親身經歷喪亂的開始。文章讀來沉重痛心，是臺先生生平中具重要史料價值的一段自傳。
一九九〇年，我從歐洲回臺灣，得知臺先生病臥臺大醫院，立刻奔去探望。他虛弱的躺在床上，無法言語，卻一直帶著慣有的溫暖笑容。我說：「臺先生，告訴您個好消息，我這次再回到歐洲要結婚了。唐效是成都人，物理博士，但這些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對我非常好。」臺先生邊聽邊歡喜點頭，待我說完，他竟像個孩子般開心的拍起手來，把在旁邊幫忙照顧的家人和我都惹笑了。我知道，臺先生對我浪跡在外能有好的歸宿，除了歡喜更有安心。
到現在，此時此刻，我依然很肯定，若還有人問我：「你最希望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我的答案一如往昔：「像臺靜農先生那樣。」
＊作者為旅居荷蘭的作家、畫家，曾任聯合報副版版編輯、聯合文學總編輯。本文選自作者代表作《人情之美》（允晨文化），原題為：「記歇腳庵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