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這場歷史的黃建業，回想當時在還沒解嚴前草擬這份宣言，「其實一點都不勇敢，只是有那麼多人團結在一起壯膽。」黃建業說，那時大家聚在楊德昌家瞎聊天，「每次看完金馬獎就開始罵，覺得獎項不公平，」比如說《童年往事》入圍7項，侯孝賢竟然沒有得到最佳導演，「覺得評審口味太保守！」
時間拉回到30年後的今天，熱愛電影的文青們，一樣每回在金馬獎頒獎結束後，幹譙評審不公、把獎項當豬肉在分。只是30年多前的文青得聚在家裡罵，30年多後的文青，想罵不怕沒管道，社群網站、媒體投書，只要不涉及人身攻擊，自媒體時代說得有理，不怕沒觀眾聽。
開放外國電影 台灣進入黑暗期
2018年的文青，資訊量多到爆炸，不知道要怎麼選擇；1988年的文青，對知識有所渴求，藝術電影能填補的自由想像，遠不及能直接上街頭抗爭來得快，民眾減少上電影院的次數，增加了上街頭搖旗吶喊、亦或者是到證交所看數字的變化。
1988年6月到8月，台灣股市每個月連續飆漲1000點，投資人瘋狂到每天開香檳慶祝，1989年6月股市突破萬點，然而經濟起飛，數字卻沒反應在台灣電影票房上。原因出在1989年，台灣政府為因應加入WTO的新環境，決定對外國電影採取開放措施，卻也是台灣電影逐年下滑的開始。
面對WTO，韓國影人大規模遊行示威，不少男性影人甚至剃光頭靜坐，被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示威結果是韓國政府維持148天國產電影配額比例，成為韓國影壇的代表性運動。
反觀台灣，當時政府沒做到保護台灣電影的工作，好萊塢電影無條件地、無限制地席捲台灣，從1996年起，國片每年產量僅15至20部，票房市占率僅為1%到2％。黃建業認為，台灣電影票房沒有跟著經濟起飛，跟文化價值有關，「社會上已經產生新的文化價值觀，但電影沒有跟上，票房就會失利，大家寧可看外片。」
2000年後，台灣的國產電影偶有佳作，但面對好萊塢電影，國片整體上處於弱勢，這也讓黑道無法在電影圈分得一杯羹，黑手逐漸退出影視圈。
提到影響台灣電影產業落馬的關鍵時刻，朱延平氣呼呼地說，當時有記者問那時的電影處長，「開放好萊塢電影，對台灣電影影響大不大？」處長回：「應該不大，因為台灣電影已經不是很好了。」聽到這樣的回答，朱延平更怒了，「至少我的很好啊！」
文／鄭景雯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中央社文化＋（原標題：【當期主題】電影篇：80年代電影人的抗爭）
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