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宿，仲介和雇主都在現場，浩浩蕩蕩一票人等在那，雇主、雇主的兒子、阿嬤、女仲介，以及三個很壯的黑衣男。
雇主說寧寧的行李在大廳裡的一個房間，堅持只能寧寧一個人進去房間拿行李，為了可以快點拿到行李離開這個地方，寧寧只好硬著頭皮獨自進去。
寧寧進去收行李的時候，靜如和麗麗就在外面的大廳等待，女仲介佯裝和雇主兒子講話，卻句句向靜如挑釁。靜如不以為意，畢竟同樣的話早已聽了千萬遍，無非是：
「你們這些人權團體，不就是為了要賺錢，還要挑撥人。」「為了利益糟蹋台灣人。」「你們這些人權團體，噁心。」
後來起了一點衝突，好在有警察在，也不怕他們動手腳，雙方又僵持了好長一陣子，才終於得以離開。
不久後，就在台中開了協調會。雇主還是千方百計地拖延時間，擺明了違法卻要硬拗，還對寧寧說：
「我們對你這麼好，你不在我們會想你。」
不是真的想念，而是寧寧離開，雇主就失去了一個「外勞配額」。
為了這個外勞配額，很多雇主不會輕易同意勞工轉出，只要雇主不同意，勞工又沒足夠證據證明雇主違法，勞工就不能轉換雇主，這就是外勞制度中最被詬病的「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最後總算把轉換程序搞定，把薪資加班費算好，雇主又聲稱自己忘記帶錢， 勞工局的專員也看出雇主故意拖延，就告訴她樓下有提款機。「光是把算出來的數字具體化為一筆錢，就花了半到一小時，才劃上一個句號。」靜如回憶說。
勞資爭議案雖然解決了，但還需要花時間找工作。能不能找到新工作也是未知，安置期間不能打工，無法寄錢回家的寧寧還要承受來自娘家的壓力。她母親說去台灣工作好像很多問題，那就乾脆回印尼，趁還年輕，改嫁算了，至少還有個人養。
亞諾被判刑定讞後，就從看守所轉進監獄，因為是四級犯人，只有三等親才能會客。在需要證明寧寧是亞諾的妻子時，又遇到了麻煩。印尼的身分證不像台灣，背後有配偶欄，而寧寧在台灣的居留證上也不會寫。來台灣前，寧寧的重要證件，包括戶口名簿、結婚證書、高中畢業證書等，也都抵押在印尼仲介處。
TIWA與寧寧的家人商量，費了好大周章，才從仲介公司那邊拿到寧寧和亞諾的結婚證書影本，寧寧的大女兒再用拍照的方式傳來。可手機像素低，傳來的照片模糊，字都看不太清楚，和獄方商討了好一陣子，才終於通行。此時已是九月中旬，寧寧與丈夫分別將近三年半。歷經五個多月的尋夫記，從西爪哇到雅加達，再一路從台南到台北，這一天，終於要來了。
台北監獄位於桃園龜山區，寧寧在TIWA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從台北坐火車到桃園，再搭十五分鐘計程車，抵達北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