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下第一本禁書
「如果你好好在圖書館走一走，幸運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借過的書。借書單上寫著『李敖』兩個字，這時候，你不要懷疑，趕快借出來，不要管它是什麼書，先借了再說，因為，你可以在他借過的書下面，簽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簽名在李敖的後面，多有學問！你可以對別人說，你和他看同一本書啦！像我，就已經簽過好幾本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六歲。進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學期，一個愛吹噓的地理老師就用一種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課堂上這樣講著。許多同學互相打聽李敖是誰，許多人在追問李敖到那裡去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傳說中的李敖，在就讀台中一中的時候，就翻遍了圖書館的藏書，後來去讀台大歷史系，一個被一中師長譽為「最有才華的人」，因為「思想有問題」，寫了一些批判當政的文字，被關進監獄。他的媽媽還在台中一中任職，好像在教務處或者什麼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為我們的偶像。許多人走遍圖書館，尋找他看過的書。
然而我們很快就聽說在第二市場附近的一家書店，可以找到他的盜印書：《沒有窗，那有窗外》《傳統下的獨白》。
我們平時就在這書店買參考書，所以還算熟。但要去問禁書，我還是非常擔心，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因為看禁書，思想有問題，被抓起來。去買書的那一天，我站在書店裡東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個多小時，等到老板旁邊的人少了，才趨上前低聲問：「老板，有，有沒有《傳統下的獨白》？」
書店老板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白淨淨，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坐在高高的櫃台後面，用一種陌生的眼神打量著我。一個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沒有買參考書，居然要買李敖，似乎有點奇怪。他停了片刻，面無表情的說：「是你要看的嗎？」
「嗯。」我點點頭，裝得像一個好學生，心裡只覺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盤問。
「你知道這是禁書嗎？」他的口吻轉為溫和一點，雖然不像在盤查，但語氣冷淡。
「我知道。」我老實說。
「那，還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無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裡的錢，就說：「好。」
他沒有回話，起身走到書店後面的倉庫，拿了兩本書，用白報紙包起來，再用橡皮筋套上，面無表情，但先觀望了四周，才塞給我，眼神透過厚厚的鏡片盯著我看，低聲說：「兩百元。」相較於當時那些平裝本的口袋書，如水牛文庫、文星書店的平價書，這樣的價格簡直貴了一倍。但我連想都沒想，立即從口袋裡掏出錢，迅速付了，像生怕被發覺似的，將書收到書包裡，藏到最深處，厚厚的一堆參考書後面，書包上還寫著的「台中一中」的字樣。走出書店，我才發覺自己心跳得非常厲害。
即使坐在公車上，我還不敢打開。我四下張望，深怕有人發覺跟蹤。回到家裡，背著父母，我才悄悄的打開。粗糙的紙面黃色封皮，黑色的一行書名，沒有寫作者，內文一樣是簡陋的紙張和印刷，有些字體的油墨，還會印在手上。但我卻用一個晚上看完了一本。
這是我第一次買禁書。第一次看禁書的感覺，和第一次跟女生幽會沒有兩樣。微微暈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斷摸索前行。
買禁書變成我們的樂趣。只要有人說：那是一本禁書，立即搶購，怕買晚了，書就絕版。陳映真的《將軍族》，就是這樣買來的。當然，同時購入的還有《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和《將軍族》
那時候，陳映真出獄不久，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剛剛出版，《將軍族》就被查禁了。
這種消息總是傳得特別快。內行的書店接到出版社通知，就把書從架上拿下來，藏到書櫃後面。有熟識的讀書人來了，就悄悄拿出來，說：「你看看這一本，剛剛被查禁。還剩下這兩本而已。」彷彿在說著「這是海內外最後的兩本孤本了」。你如何禁得起誘惑？
那時我讀台中一中高二。朋友阿豊知道以後，趕緊通知朋友，大家分頭去書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書店都沒有了，後來在一家賣參考書為主的書店裡，竟找到兩本，當然一口氣全買了。書後來果然絕版，直到多年後才解禁。
那小說集的封面是吳耀忠畫的「少年補鞋匠」，暗綠色封面，一個少年眼神專注，衣服襤褸，補著一雙舊舊的，彷彿走過許多路的鞋子。幽暗而憂傷的油畫。
小說最讓我震動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寫家道中落後，一個理想主義青年的虛無與沈淪，最終走上了絕路。或許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親為了違反票據法而入獄數月，我在絕望中壓抑著，不讓同學知道。那壓抑的深深的虛無與悲哀的調子，讓我耽讀再三。
朋友間討論最多的，還是陳映真的小說為什麼被查禁。有人說是因為裡面描寫了向日葵，而這是中共的國花；還有人讀得更細，認為是因為一篇小說內容描寫了一個青年為了不讓鴿子停下來，向空中揮舞著紅色的旗幟。但沒有人說得出確切的原因。
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徵。「權威」要變成「威權」，就是不容許你問他原因。最後逼得你得猜測他的心思，揣摩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討論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讓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滿地陰影，最後什麼都不敢做。
這樣就能把「禁忌」的恐懼，極大化，讓它變成一堵無形的圍牆，把你關在裡面。而你還心甘情願的站在裡面，不敢走出來。甚至多年以後，你寫文章時，心中都還在想，這個句子能寫嗎？不是誰誰誰寫了這句子，就被查禁了？你就想：算了，別寫了，以免被查禁。
這個無形的力量，我們叫他「心中的警總」。也就是在心中建立一個無形的警備總部，一種不自覺的「自我檢查」。
然而我終究把他的小說讀了又讀。陳映真細緻的描寫，刻劃台灣社會變遷中的伏沉與憂傷，那種市鎮小知識份子的虛無和無奈，簡直無人能比。
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有理想主義情懷，卻因為時代的壓抑，有一種淡淡的虛無而憂傷的抒情。當時，作為一個「文青」，我們也都讀了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龍天樓》，葉珊的散文集，施叔青的小說《約伯的末裔》等等，一批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但真正讓我感動的，仍是陳映真。他所寫的每一個場景，那抒情的文字中刻劃的麵攤、失落的少年、家道中落的青年、父親故世的「雕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的青年……，彷彿是我們生活的寫照。
多年後，當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魯迅的小說《吶喊》《徬徨》，才恍然發現：「啊！原來陳映真的老師是魯迅。」
一九八一年左右，因了施善繼的關係，得以在中和陳映真的家中，見到他本人，那時內心之緊張，真不下於如今青少年見到一個偶像。他的渾厚的聲音，高高壯壯的身形，讓我很難和《將軍族》那個蒼白的安那其主義的少年連結起來，而更像是已經走到了《夜行貨車》中的憤怒的壯年。
不久，就因為主編「大地生活」雜誌，而與他有了多一些的交往。所受到的指引和照顧，無論從文學、思想、理論、政治信念等各方面，都受益良多。
一九八二年左右，黨外雜誌在海外的策動下，發起了「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批判陳映真的運動。這是由於台獨不能公開說，於是以「台灣意識」為名，批判「大中國意識」。論戰過程中，陳映真被戴上「大中國沙龍主義」的帽子，但他卻太君子，總以為台獨與黨外都是被當政者所壓迫，所以不願意批判，更不恥於扣對方的帽子，反而從階級分析的方法，在理論上，和海外（美國、日本）的台獨論戰。但對手卻非如此，也不管戴陳映真的紅帽子會不會致他於死地，反而以他的中國意識為標的，死命的打。對手中，最主要是筆名為「陳嘉農」「宋冬陽」者，後來才知道，他就是以流亡生涯為標榜的陳芳明。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看待這一場論戰。但在我自己心底，卻怎麼樣也無法認同對坐過牢的陳映真揮舞紅帽子的「血滴子」，因為那是和獨裁者使用同一種邏輯，同一種語意，同一種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殺伐。我更不相信那個在《我的弟弟康雄》裡，充滿人道主義襟懷、虛無而憂傷的作家，那個在「山路」中，不斷自省著「如果革命墮落了……」的政治犯，會有所謂的「霸權」和「沙文主義」。
更重要的是，在論戰中，一邊是用思想與批判來討論問題，另一邊卻是殺氣翻騰的用統治的政治語言來扣紅帽子，無論現實的勝負為何，至少在人品上，就差得很遠了。更不必說，文筆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有時候我會以為，自己之認同陳映真，十七歲在禁書中看見那個刻劃了理想主義青年的小說家陳映真，會不會是一個決定的瞬間？
是的，文學超越一切；文學的陳映真，永遠超越一切政治的口水。無論陳芳明如何以《台灣文學史》一書來包裝文學評論者的身份，甚至在陳映真生重病而無法寫作之後，才寫出散文，作態的表白如何欣賞陳映真，讓陳映真連反駁批判的機會都沒有，這人品之高下，立即顯現。尤其他的《台灣新文學史》中，對影響了台灣小說、文學理論、文化批判、報導文學等等，至為深遠的陳映真，竟只是隨便的一筆帶過，這不能不說是蓄意的偏見，刻意的忽略。
或許，有人以為寫了《台灣新文學史》就可以為台灣文學下了定論，但我仍必須指出，不，作品會說話，陳映真的作品，他的文學評價，會遠遠超出這些。一如施淑青說的，陳映真的作品，遠遠超出了他的時代，永遠走在最前面，他所開創的內容，如對跨國公司的描述與批判，至今仍是許多作家所不及的地方。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秘書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暗夜裡的傳燈人》（天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