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多數的受助者是因為收入突然終止(比如﹐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被解僱)﹐或國家補助金的減少或延誤﹐才造成三餐不繼的情況。因此﹐糧食銀行也提供建議給受助者﹐比如﹐幫助他們解決補助金減少或延誤的問題。「特別是如果造成補助金減少的原因是不公平的﹐」班女士說。
而糧食銀行提供的是短期的救濟﹐資源有限﹐也不能提供長久幫助。他們提供過最久的援助是九周﹐那屬於特殊情況。班女士表示﹐求助者的問題很容易從「短期的」三餐不繼﹐變成長期的貧窮﹐如果導致問題的因素不能很快得到解決。長期的貧窮﹐當然就不是糧食銀行可以終結的了。
這指出了一個大問題﹕糧食銀行﹐在多大程度上能代為扮演國家福利機構的角色﹖政府對這類糧食銀行多樂見其行﹐很歡迎它的發展﹐因為它節省了國家資源﹐剛好迎合了保守黨的所謂「大社會」的呼籲﹐要民間資源來扛上本來是國家應有的責任。然而﹐宗教機構經營的糧食銀行﹐怎能充份扮演國家福利機構的角色﹖它在多大程度上缺乏國家社會福利機構必須有的中立性﹖
這個問題很明顯的在糧食銀行使用者的民族背景那裡可見到﹕使用者之中﹐本地白人偏多。少數民族居民多從民族社區機構或家庭網絡(比如老年人若有子女﹐則依賴子女)那裡得到幫助。比如﹐為少數民族年長者設立的午餐俱樂部﹐提供免費午餐﹐是許多貧窮老人的去處。班女士表示﹐糧食銀行對求助者的需要的評估﹐完全基於平等原則。「三餐不繼是唯一條件﹐」她說。“糧食銀行的援助是跨民族的﹐求助者來自各個社區﹐糧食銀行也當然歡迎各社區使用我們的服務。”
雖說如此﹐在語言和文化背景有所差異的情況下﹐許多少數民族社區人士並不清楚糧食銀行的求救管道。糧食銀行如何能確保﹐比如﹐回教徒或佛教徒﹐能和基督徒民眾一樣得到同等援助﹖目前看來並無這樣的機制。
總的來說﹐糧食銀行作為社區的自救機構﹐為貧窮家庭提供了急需的援助﹐參與者的貢獻當然值得敬佩。然而同時﹐它不應取代國有的社會福利機構。保守黨的「大社會」概念﹐就是將提供資源的責任推給社會﹐讓社會機構來「處理貧窮」。在這情況下﹐貧富差距如何有可能縮小﹐怎能奇怪英國人愛談「階級仇恨」呢﹖
＊作者為獨立記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並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在台出版作品有《隱形生產線》、《隱形性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