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選結束後﹐許多人畏懼保守黨即將帶來的倒退政策﹐紛紛在社會媒體上談論應對方法。「我打算移民﹐」不少英人這麼表示。有人想移到歐洲大陸﹐也有人說「想搬到蘇格蘭去」。大家不約而同表達的是﹐在保守黨全面執政下﹐最好是遠離英國。
一位朋友逗笑地說﹐「大家忘了﹐英國有一樣獨特的東西﹐你走到天涯海角都會懷念它 -- 那就是階級仇恨。」
「階級仇恨」這四個字不知道大家聽了會不會感覺不舒服﹐但它確實很真切的描述出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裡許多人對社會不公的根深柢固的憤恨感受。一般英人都有很強烈的階級意識﹐對階級分歧非常清楚﹐對於不同階級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很敏感。
甚至在日常食衣住行上﹐不同的習慣﹐談吐和行為舉止﹐都是辨識階級的指南。
比如在用餐時﹐用“napkin”(手巾)這個字會讓人覺得您是中產階級﹐而使用“serviettes”這個字(手巾的雅稱)﹐反而會讓人覺得您是勞動階級(讓人覺得您是在美化語言﹐刻意掩蓋自己的階級背景)。餐後如何擺放刀叉﹐也可讓人辨識出您的背景﹕刀叉如果像「六點半」那樣擺放在盤中﹐代表您屬於中產。
您如果來自一個階級意識比較淡薄的社會﹐可能有時會不習慣聽到這樣的評語﹐「你好中產階級啊﹗」只是因為您用了這樣的詞“to have dinner”而非“to have tea”(中產階級用語是dinner﹐指晚餐﹔勞動階級人士一般用tea這個字來指晚餐﹐而用dinner這個字來指午餐)。二十多年前剛到英國時﹐我也經常因為這類用詞不同而被人說「你好中產﹗」久而久之﹐明白這些差異了﹐知道該怎麼避免這些評語(被說「中產」通常是有貶意的)。不過﹐有意思的是﹐最近卻又因為在廉價超市Iceland購買食品而被人說是「非常勞動階級」(我當然也不否認)。
階級意識強烈﹐是因為階級分化鮮明。特別是英國貧富差距日益加劇﹐今日英國最富的百分之五的人口﹐擁有的財富要比最貧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財富總和還要多。英國富人似乎有越來越聚積財富的趨勢。過去十四年來﹐英國是G7之中唯一財富不平等不斷上昇的國家。如今貧富差距已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如果持續下去﹐學者估計英國會在二十年內達到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平等標準。
如今﹐英國有一千三百萬人處於貧窮狀態中。造成貧窮─也就是三餐不繼─的原因大多是低薪﹐或國家補助延誤或減少﹐或是債務問題。這些原因的連結﹐造成了貧窮的惡性循環。在有些情況下﹐這些原因是突來的﹐讓許多家庭不知所措。那時﹐三餐就成了問題。有孩子的貧戶﹐必須立即解決飢餓問題。他們怎麼辦呢﹖
第一回聽到「糧食銀行」(food bank)﹐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在二十一世紀的英國﹐人民竟然貧窮到沒有飯吃﹗ 後來越來越常聽到﹐貧窮家庭沒飯吃﹐父母出去偷竊來養家的事情。幾個月前就有一對夫妻﹐因買不起食品﹐到Tesco超市偷那些過期的食品﹐想拿回家喂孩子。這位父親過去是建築工﹐因工傷失業﹐妻子也有病找不到工作﹐他們的補助金遲來﹐一時連吃飯都成了問題﹐被迫偷竊。
根據EuroStat統計﹐在英國﹐買不起魚或肉和蔬菜﹐因而每兩天會缺乏這些食品的人數﹐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8.7。也就是說﹐英國有這麼多的人過着有一頓沒一頓飯的日子。
糧食銀行依賴社區裡的資源﹐多由基督教會及其慈善機構組成﹐如倫敦的儲所信託(Trussell Trust)。它在二零零零年成立了糧食銀行﹐在英國各社區裡發起了四百四十多家糧食銀行﹐由教會﹐社區機構﹐以及經濟狀況較好的當地居民自願捐贈食品。社區裡每個人都可參與糧食銀行的設立和維護﹐不少居民也自願當義工。因此﹐糧食銀行可說是社區的自救機構﹐依靠互助的原則來協助貧窮家庭。
二零一二到二零一三年期間﹐英國使用糧食銀行的﹐總共近三十五萬人。二零一三到二零一四年間﹐人數增加到九十萬人。而從二零一四到今年﹐人數竟又再增加到超過一百萬人(其中三十九萬多人是兒童)。他們被分配到三天份量的「緊急需要的食品」﹐多為罐頭食品。使用糧食銀行﹐必須經由社會福利部門或國家健保系統的推薦﹐才能拿到飯票﹐也就是說﹐能夠使用糧食銀行的人﹐必須是極有被救助的需要。他們通常由於貧窮而飲食缺乏營養平衡﹐導致個人健康問題﹐而由醫師引薦到糧食銀行。有些人是因貧窮而有各種家庭問題﹐比如孩子得不到適當照顧﹐而由社工引薦給糧食銀行﹐以幫助他們解決急切的三餐問題。
倫敦塔城區(Tower Hamlets)有這個城市最嚴重的貧富差距﹐階級分化在這裡是隨處可見。這裡有倫敦的金融中心和那些抄地皮的金融「菁英」﹐也有等待被遷移﹐或等待被救助的貧困家庭。說真的﹐住在這裡恐怕很難沒有「階級仇恨」。塔城區的237,900居民之中﹐百分之七十二被定為「貧戶」﹐其中有三千五百人處於三餐不繼的狀態。
塔城區的糧食銀行執行主任班特立女士(Denise Bently) 告訴我﹕「得到援助的標準是個人已到了沒有飯吃﹐沒有錢吃飯的地步... 甚至連水電都付不起。他們是到了別無選擇的處境﹐除非上街乞討﹐才不得不來使用糧食銀行。塔城區是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這裡﹐有三分之一的居民的年收入在一萬五千鎊以下。我們每周有三十到四十位﹐有時四十位以上的居民被引薦到糧食銀行來尋求救助。過去一年來人數有增加的趨勢。他們之中有的人沒飯吃﹐需救助的狀況達到兩周﹐有人甚至到十八個月之久。....過去四年來﹐來到我們糧食銀行的人﹐有一半是家庭﹐有孩子等着喂養。」
在這裡﹐多數的受助者是因為收入突然終止(比如﹐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被解僱)﹐或國家補助金的減少或延誤﹐才造成三餐不繼的情況。因此﹐糧食銀行也提供建議給受助者﹐比如﹐幫助他們解決補助金減少或延誤的問題。「特別是如果造成補助金減少的原因是不公平的﹐」班女士說。
而糧食銀行提供的是短期的救濟﹐資源有限﹐也不能提供長久幫助。他們提供過最久的援助是九周﹐那屬於特殊情況。班女士表示﹐求助者的問題很容易從「短期的」三餐不繼﹐變成長期的貧窮﹐如果導致問題的因素不能很快得到解決。長期的貧窮﹐當然就不是糧食銀行可以終結的了。
這指出了一個大問題﹕糧食銀行﹐在多大程度上能代為扮演國家福利機構的角色﹖政府對這類糧食銀行多樂見其行﹐很歡迎它的發展﹐因為它節省了國家資源﹐剛好迎合了保守黨的所謂「大社會」的呼籲﹐要民間資源來扛上本來是國家應有的責任。然而﹐宗教機構經營的糧食銀行﹐怎能充份扮演國家福利機構的角色﹖它在多大程度上缺乏國家社會福利機構必須有的中立性﹖
這個問題很明顯的在糧食銀行使用者的民族背景那裡可見到﹕使用者之中﹐本地白人偏多。少數民族居民多從民族社區機構或家庭網絡(比如老年人若有子女﹐則依賴子女)那裡得到幫助。比如﹐為少數民族年長者設立的午餐俱樂部﹐提供免費午餐﹐是許多貧窮老人的去處。班女士表示﹐糧食銀行對求助者的需要的評估﹐完全基於平等原則。「三餐不繼是唯一條件﹐」她說。“糧食銀行的援助是跨民族的﹐求助者來自各個社區﹐糧食銀行也當然歡迎各社區使用我們的服務。”
雖說如此﹐在語言和文化背景有所差異的情況下﹐許多少數民族社區人士並不清楚糧食銀行的求救管道。糧食銀行如何能確保﹐比如﹐回教徒或佛教徒﹐能和基督徒民眾一樣得到同等援助﹖目前看來並無這樣的機制。
總的來說﹐糧食銀行作為社區的自救機構﹐為貧窮家庭提供了急需的援助﹐參與者的貢獻當然值得敬佩。然而同時﹐它不應取代國有的社會福利機構。保守黨的「大社會」概念﹐就是將提供資源的責任推給社會﹐讓社會機構來「處理貧窮」。在這情況下﹐貧富差距如何有可能縮小﹐怎能奇怪英國人愛談「階級仇恨」呢﹖
＊作者為獨立記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並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在台出版作品有《隱形生產線》、《隱形性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