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水利系的「逃兵」中倒有不少名人。文學家白先勇先生的父親白崇禧將軍，當年希望他回大陸時可以整治長江、黃河，因此要求他從建中保送成大水利系，但他讀了一年發現興趣不合，毅然休學重考上台大外文系。物理學家丁肇中先生也一樣，滿懷壯志要回去大陸整治三峽，也在成大水利系讀了一年。還好人各有志，否則這世界將少一位大文學家及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後來我進入行政院服務，才發現前經濟部長張家祝先生、行政院長毛治國先生，都是從成大水利系轉到土木系的學長。
四十年前的成大，學生多數是南部人，我們這些台北人常被視為「異類」，處處顯得格格不入。台南的閩南語和台北的閩南語腔調非常不同，我常常被問是不是「外省人」？ 如果是外省人為何會講台語？ 更常有人問，我的台語講得不錯，但為何有個奇怪的口音等等。
當時正是嬉皮盛行時代，大學生風行蓄長髮，我也跟流行留了一頭披肩長髮，因為自然捲，滿頭翹翹蓬蓬。但當年的「違警罰法」（類似現今社會秩序維護法）賦予警察當街取締奇裝異服的權力，少年隊警員手持一把利剪，當街剪髮是常見的景象，以至於我每次回台北，走在街上還要躲躲閃閃。
成大的教官也因此對我非常感冒，常說：「這個傢伙一定是個壞蛋，頭髮留那麼長！」雖然我從不曠課，也自認是個用功的好學生，但大一的操行成績硬是被他打了七十九分。
事隔四十年，回頭看求學歷程，我只能讚嘆，這或許是「上天」的旨意，我註定要讀水利工程，把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貢獻給水利問題至今仍層出不窮的台灣。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記那些波光與映像：李鴻源人生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