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俄羅斯人，我與蔣家結緣數十年；也因為俄羅斯人，我始終不習慣稱芬娜為蔣方良。在艾斯尼等俄國同胞眼中，她是典型天真又浪漫的俄國女孩，但他們多少也好奇為何她會嫁給蔣經國？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配合顯赫的身分而穿鑿附會，許多資訊都說芬娜的父母是沙俄貴族，她是貴族後代，但據艾斯尼的說法，從芬娜的姓氏（Ипатьевна Вахрева）判斷，她的原生家庭應該與貴族無關而是一般的農民或工人；因為這層緣故，加上當時時局動盪不安，俄羅斯人並不看好蔣中正的國民黨，所以即使她嫁給蔣中正之子，俄羅斯人仍將她視為淪落異鄉的同胞之一，對於蔣經國亦然，眾人平起平坐，喝酒、跳舞毫無禁忌。
當然，俄羅斯人對蔣方良的態度逐漸隨著蔣經國的官職升遷而改變，但最讓俄羅斯人吃驚的是，蔣方良中國化得太過徹底了，說著一口流利的國語、穿著旗袍，而且為了丈夫的職務放棄個人的社交和生活圈，甚至將自己隱形於官邸的當中。曾經有俄羅斯人找上蔣方良，希望能透過蔣經國的關係尋些方便，但她總是當下拒絕：「我不插手尼古拉的事。」
艾斯尼看著芬娜收藏起內心的熱情也曾慨嘆：「她是個稱職的中國媳婦，卻不是稱職的俄羅斯媽媽。」因為艾斯尼每回見到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都故意以俄語與他們交談，但三兄弟全無法對答，艾斯尼不禁感嘆地說：「芬娜至少應該教會他們說自己的母語啊！」
蔣經國與俄羅斯人的交往也十分微妙，他的威嚴隨著時間一點一點建立，後來俄羅斯人與他的互動似乎顯得不再那麼自在。我常在想，蔣經國夫婦之所以和我成為好友，除了人親土親，多半還因為當年他在俄羅斯嘗盡酸甜苦辣，曾被當作人質、被下放，於是看到我這個置身於俄國店的台灣人，難免興起「護著自己人」的念頭。
有一次他前來明星為芬娜買俄羅斯軟糖和麩皮麵包，他還未開口，櫃台小姐已經先行準備好芬娜喜歡的口味，蔣經國喜出望外，用俄語問一旁的艾斯尼：「這位小姐這麼能幹，你一個月付他多少薪水？」
「三百塊！」艾斯尼不假思索地說。
「你一個月領多少薪資？」蔣經國又轉頭用國語問小姐，對方小聲地回答說是一百八十塊。
「你說三百就應該付三百，為何她說是一百八十塊呢？當老闆的人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否則員工怎麼信服呢？」蔣經國很不開心地質疑艾斯尼，艾斯尼的耳朵紅得差點燒起來。
在旁從頭聽到尾的我趕緊放下工作上前解釋：「通常從早上九點上班到六點，月薪是三百塊，但這位小姐上班的時間是九點到下午三點，所以是一百八十。」
蔣經國這才恍然大悟並向艾斯尼道歉，但離去時還是不忘對艾斯尼說：「往後也要拜託你好好對待我們國家的人。」
那天開始，艾斯尼對蔣經國大為改觀，認定他是個親民愛民的官員，對他也更加敬重，每次遇到政府官員來明星總要大力稱許蔣經國，同時也勉勵對方要戮力工作。雖然現今各界對蔣經國的評價不一，但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依然記憶猶深。
＊作者為明星咖啡館創辦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明星咖啡館》（印刻文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