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我到台北後的一年多，時常在明星咖啡館寫作。有些訪問者聽我說起這段往事，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哇，妳好浪漫啊，那時就在咖啡館寫作…。」
「不，不是浪漫，」我說，「是沒有書桌寫作。」
「真的嗎？」年輕記者不相信的說，「那時妳連一張書桌都沒有嗎？」
當然是真的。剛來台北時，沒錢買書桌，只能雙手俯在竹床上寫，沒多久就肩頸緊縮，筋骨痠痛。後來走進明星，坐在三樓的火車座，依著冰涼的、墨綠花紋的大理石桌面，慢慢的寫；那是我最放鬆，最愉悅的寫作時光。
一九六四的明星因緣
作家與明星，或者明星與城隍廟，與流亡的白俄人，以及台灣人簡錦錐怎樣遇到了六個白俄人，與他們延續了上海的明星，合創了台北的明星⋯⋯。現在回首逐一翻閱，發黃的歷史冊頁裡還瀰漫著麵包與咖啡的甜香，而其間的生命起伏，故事轉折，卻是一本書也難以道盡的。
先說我自己與明星的因緣吧。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我剛到台北兩個多月，在重慶南路書店街免費閱讀之後逛到了武昌街一段，看到一座很古樸的廟宇，走近一看，是台灣省城隍廟（現在已金光閃耀華麗貴氣了）。後來站在廟埕花園裡（那時尚未加蓋棚頂）瀏覽周遭，發現對面「明星西點麵包」騎樓下有個清癯的中年男子，頂著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垂目閱讀。街邊坐讀，神色肅穆，這陌生的影像彷彿一塊吸鐵把我吸了過去。男子手上握著泛黃線裝書，看不到封面和書名，但他旁邊立個木頭書架，排列著一些我讀虎尾女中時沒看過的詩集和雜誌。我立即明白這是他的書攤，於是第一次買了一本《現代文學》，五塊五毛。不過我沒跟那個賣書人說話。
後來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文友隱地，他是老台北。「那就是詩人周夢蝶呀，」隱地很平常的說︰「那家明星麵包很有名，是白俄人開的，樓上還有明星咖啡館呢。」
周夢蝶書攤和明星咖啡館，於是在我的台北記憶裡留下了難忘的刻痕。六月初，皇冠通知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我挑了一個星期天，請隱地、我的讀者阿碧，以及我的男友小寶去明星喝咖啡，一杯六塊錢。那時的稿費一千字五十元，四杯咖啡差不多喝掉五百字。但是就算喝掉一千字，我也很高興啊。
那天是六月七日，我第一次走進明星，並且在三樓看中一個靠窗的位子，後來在那裡寫了〈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擁抱我們的草原〉、〈我的庇護神〉）等多篇小說。
周夢蝶的愚人節故事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二○○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地登陸六十周年的深夜，周夢蝶在電話的那一端這樣說。
「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最後一天是一九八○年四月一日；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了起來。
「到明星之前呢？」
「逐水草而居啊，每天揹一箱書帶一塊布，找個警察比較不容易發現的地方，把布攤開來，書就放在上面⋯⋯。」
逐水草而居那兩年，因為沒執照，常被管區警察驅逐。有個警察是同鄉，勸他最好找個固定的地方，取得合法執照。他到明星第一天，仍是把書攤在布上，「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一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
每天揹書來去很沉重，後來他徵得明星同意，在騎樓下靠牆釘了一個書架，也取得了合法執照；「如此二十一年，除了農曆年假，每天都去明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朋友…。」─二○一四年五月一日，周夢蝶以九十四高齡辭世。
《文學季刊》與「明星之子」
二○○四年五月十八日，明星歇業十五年之後，重新開幕試賣，八十四歲的周夢蝶依舊穿著一襲布袍，頂著一頭光芒，仙風道骨走進明星咖啡館。七十四歲的明星老闆簡錦錐則穿著一身牛仔裝，英挺帥氣，兩人相互輝映。重新裝潢拓寬的明星更為寬敞，牆上掛的還是當年白俄畫家帕索斯基（Nadejda Tpassovisky）的油畫，五十多年前在淡水訂做的紅木桌椅，刻意的沒有重新上漆，桌邊椅腳那些直的橫的痕跡，深深淺淺就像我們走過的滄桑。
《文學季刊》的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都帶太太同來；春明的大兒子國珍新婚兩天，也帶著新娘子趙容旋來了。天驄說，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文學季刊》創刊後，他們常在明星三樓看稿討論內容，那時只有春明已婚。第二年八月國珍出生，才二十多天，春明太太林美音就把他抱到明星，睡著了就放在靠牆的桌上安睡。國珍稍大一點，簡太太常請他吃蛋糕，吃得白白胖胖的；國珍不但是《文學季刊》之子，也是標準的「明星之子」。陳映真則說，那個年代大家都窮，辦文學雜誌靠的是理想和革命感情，有時候在明星肚子餓了，叫一盤蛋炒飯兩人分著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特別香。一九七七年他和陳麗娜結婚，唐文標去明星訂了一個蛋糕送到耕莘文教院禮堂；「簡老闆還特別把那蛋糕做得像一本翻開的書呢。」
他們分別說著《文學季刊》同仁與明星的舊事時，坐在一旁的我有點遺憾，也有點孤單。曾與我在明星寫稿的林懷民，帶雲門出國巡演，而白先勇則去故鄉桂林參加書展，都沒能重返明星敘舊。白先勇大三與台大外文系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們在明星聚會是一九六○到六一，畢業後女生出國；男生當兵兩年，一九六三年也出國了。我在明星寫稿是一九六四年五月至次年五月；婚後偶而還去，六六年十一月做了母親後就較少去，無緣見識一九六七年的「明星之子」，以及一群熱血男子聚精匯神為《文學季刊》選稿的「聖會」。但我婚後那年，他們籌畫《文學季刊》時曾來我家聊天討論，後來大夥也曾一起去阿肥家（他的姊夫蔣緯國當時赫赫有名），聽瓊拜雅、鮑伯狄倫的反戰歌曲，談越戰，談社會寫實，談彼岸正敲鑼打鼓的文革。遺憾的是，一九六八年陳映真、阿肥等人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文學季刊》也在次年停刊。
最珍貴的明星特質：「從來沒有人趕過我…」
我也常對訪問者說，我在明星寫作，一去就是大半天：「從來沒有人趕過我；這種包容與愛心，是明星最珍貴的特質…。」
我到明星寫稿比《現代文學》的人晚，比《文學季刊》的人早，一個人很安靜，也很孤單而沉默。除了點飲料，幾乎沒和誰說過話。當時我只認識馬各、隱地、門偉誠等文友，他們都要上班，偶而才來明星；最早認識的文友林懷民則還在台中讀衛道中學。明星的二樓很典雅，半捲的長窗簾，暈黃的燈輝，散發著古樸悠閑的光影；加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濃郁的咖啡香，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瀰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每次我去都看到一桌桌的人似乎無憂無慮，閑閑的坐在那裡談天抽菸。或許其中也有知名的作家吧？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剛從鄉下來還很怕羞，我總是快速穿過二樓，從來也不敢去問哪個是白俄老闆，當然也不認識簡先生。
爬上三樓，靠牆那個面窗的位子最亮，我喜歡坐那裡，寫不下去時還可以貼著窗玻璃看城隍廟的香爐，看久了身心漸漸沉靜，腦子彷彿空了，新的想像又幻化而出，於是坐下來繼續寫。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但客人不多；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在紙上呢喃的無非是青春的感傷，對人世愛恨的質疑，或者一些年輕浪漫的夢想。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又快樂又滿足，而且依依不捨。
林懷民：「嘿，我來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會到明星來。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嘿，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後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演出，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有些老朋友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沒這樣問過。我知道，他一直在寫，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他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演出時，也總會對當地的粉絲說：「嘿，我來了。」
林懷民所說的「這樣比較好」，是一種理想的追求；「我來了」，則是一種行動的實踐。簡錦錐先生與明星咖啡館，六十六年來所走的路，也正是堅持理想與實踐的過程。
恭喜簡先生。也誠摯的謝謝，明星對我的包容。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明星咖啡館》（印刻文學）推荐序。風傳媒自19日起連載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