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意代表辦公室中，每天如雪花般的信件或傳真中，總會夾雜著幾封訃聞，處理輓聯幾乎是每個辦公室必要的例行工作之一，出席公祭也是常事，甚至有些地方議員還會直接在殯儀館派駐助理，專門參加選區內民眾的公祭。那一天，我參加了一場公祭。
冷清的告別式
死者是二十九歲的大樓保全人員阿瑋（化名），長時間加班，不眠不休地工作，導致過勞死亡。他是我曾接手的服務案。告別式前幾天，他的母親張媽媽（化名）來電辦公室，希望我們能出席公祭。原來，多年來他們母子相依為命，鮮少有親友往來。「我怕現場沒有人，看起來會很冷清。」張媽媽連日來奔波後事， 語氣雖然虛弱，卻難掩焦慮的心情。一個母親的誠摯請求，實在很難拒絕，「冷清」兩個字刻在我心頭，一陣心酸，卻說不上話，雖然不是很熟稔，我還是連忙答應她，立刻排入行程。
當天的告別式，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奇怪的是，張媽媽與阿瑋都不是基督徒，怎會這樣呢？我私下了解才知道，在一般習俗中，白髮人不能送黑髮人，且儀式較為繁複，阿瑋並無其他同輩親戚可以協助處理，最後經過禮儀公司的建議，便以較簡單的基督教儀式來舉行。
告別式上，一群陌生的教會詩班吟唱聖詩，牧師兀自主持儀式，張媽媽一臉倦容，神情憔悴。一名年輕男子站在靈堂前，穿著黑色POLO 衫，紅紅的鼻頭透露出哭過的痕跡，可能是阿瑋生前的少數好友吧。除此之外，公祭現場，只有我、老闆黃淑英立委和幾位勞團朋友，幾乎沒有其他送行者。
這是一場冷清的告別式，棺材裡裝的，是張媽媽不願接受的事實，獨自守著自己的寶貝兒子，紅著眼眶，送他人生最後一程。
阿瑋，一個剛離開世間的青年，也是快被世界遺忘的青年。除了張媽媽之外，在這世上，恐怕沒有幾個人在乎他，就連曾經任職賣命的保全公司，也不見任何代表前來致哀。
高中時，阿瑋就讀高職學校冷凍空調科，畢業後，雖然考上科技大學，但眼看家裡承擔經濟壓力，逕自選擇放棄求學之路，直接當兵入伍，等待投入職場賺錢。退伍後，因為家裡急需用錢，因此不敢慢慢挑選自己喜歡的工作，加上欠缺工作經驗，選擇並不多，保全工作便成為最佳就業機會，沒想到，就此一頭鑽入了過勞人生，也踏上了不歸路。
阿瑋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而且少有休假。每天下班之後，累到只想睡覺，生活中除了工作外，幾乎沒有其他休閒娛樂，他就這樣活在自己小小的生活圈之中，冷清的告別式，赤裸裸地反映他的人生苦悶與寂寞。
我害怕到靈堂前瞻仰遺容，難以面對與我年紀相當的他，竟再也沒有機會享受人生，難道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受的殘酷命運？二十九歲該是享受青春的時候，怎麼會是躺在冰冷棺木裡？連到場的朋友都寥寥無幾呢？他努力工作賺錢，不是為了「生活」，而僅是為了「生存」。
阿瑋犧牲了一切，最後也賠上了生命，究竟得到了什麼？
弱勢家庭的困境
阿瑋家負債累累。貧窮人家的孩子，往往承受許多不為人知的壓力。
張媽媽是第二代「外省人」，父母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因此在台灣並沒有其他親戚。父母在一九九六年間相繼過世後，張媽媽又與丈夫離婚，獨自撫養小孩長大，相依為命。近幾年來，張媽媽因為中高齡謀職困難，沒有穩定工作，只能靠阿瑋的微薄薪水過活，卻總是入不敷出，陸續變賣了首飾、股票，家產幾乎散盡，最後只好背負債務，陷入貧窮的循環。
阿瑋剛進公司時，薪水每個月約兩萬五千多元，九年來勤奮工作的結果，只增加了兩千元，仍然無法突破三萬元大關，平均一年調幅約兩百元。然而，他的工時超長，天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每個月大約休六天，如同是「廉價勞工」。
我翻閱著銀行帳戶資料，發現阿瑋是不折不扣的「月光族」。每個月戶頭裡的存款，幾乎都只剩下個位數。這不是因為他的開銷大，完完全全是因為薪水過低，還要負擔母子兩人的生計。儘管他的工時長、工作認真，最後還是難逃「窮忙」的命運。別說是致富，連求生存都困難，加上負債壓力，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卻又無法扭轉困境，只能在底層世界裡掙扎。
出身單親家庭的阿瑋很清楚，張媽媽一路走來歷經艱辛，為了養家糊口，做過許多工作，例如車掌小姐，也曾經賣菜，甚至開過私人托育中心。巧合的是， 他、媽媽、外公三代，都當過保全巡守，而阿瑋走到人生末路前，還是穿著保全制服，成了諷刺的命運。
消失的休假天數
我們重新回顧此案，這是典型的保全員過勞的案件，如同時下保全員的縮影。根據主計總處二○一三年的調查發現，保全業僅次於理髮美容業，高居高工時行業排行榜第二名，平均每月工時高達二○七．五小時，比全部勞工的平均工時一七七．一小時，足足多出了三十小時。保全員每天累得像牛一樣，難怪是全台血汗行業排行榜的常客。
阿瑋當初到保全公司面試時，被告知每天工作時間八小時，符合勞基法的規定，沒想到，任職之後，卻變成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而且沒有加班費。
我們攤開資料計算，阿瑋工作四天休一天，一年換算下來只有七十三天的休假，勞基法保障的「特別休假」，卻莫名地消失了。以一般勞工而言，人事行政總處每年核定的假日（國定假日及例假），約為一百一十五天，加上勞工年資滿一年以上，最少有七天的特別休假，總計有一百二十二天。
阿瑋工作九年，一年卻還是只有七十三天休假，根本不到一般勞工的六成。別人如果可以休假十天， 他卻休不到六天，消失的四天假，不僅是個人權益受損，也是累積過勞的長期因素之一。更何況，阿瑋的休假時間仍須配合公司參與教育訓練，「休假」成為人生的奢侈品，壓力與苦悶就會伴隨而來。
阿瑋一開始因為是菜鳥，逆來順受，乖乖地配合公司的規定，但長期下來身心實在難以負荷。他每個月工時高達兩百八十八小時，但按照勞基法，每個月基本工時是一百八十四小時。他不但沒有合理的加班費，也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最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好尋求管道申訴。
他一開始找台北市勞工局（當時尚未改名為勞動局）申訴，但官員表示，因他任職的總公司在台北縣（當時尚未升格為新北市），應該要向台北縣勞工局申訴。阿瑋只好摸摸鼻子，轉往台北縣勞工局申訴，沒想到，官員又告知，因為他的工作地點在台北市，應向台北市勞工局申訴。
雙北市互踢皮球，花了很多時間，終於確定權責機關為台北市政府，這過程讓阿瑋十分挫折與困擾，因為他必須利用所剩無幾的休假時間，往返兩地跑各種規定流程。
從二○○八年開始，阿瑋向台北市勞工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最後資方提出一筆補償金額，補償二○○八年十月以前的加班費。這只是一筆「封口費」，因為公司給了補償金之後，不久就故態復萌，工時依舊過長，還是不支付加班費， 完全沒有誠意改善問題。
面對惡劣的雇主，阿瑋只好再次檢舉，尋求救濟。這次阿瑋針對「高薪低報」的違法情事，於隔年十月向勞保局舉發公司違法。長達半年時間之後，勞保局才回文說查無違法事由。
阿瑋最後找上監察院，終於有了結果，二○一○年九月底，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在監察院要求下，前往保全公司進行勞動檢查，發現該公司多項違法，包括違法超時工作、未給付加班費、未給予特休假等等，並移請台北市政府處理。
阿瑋鍥而不捨，屢屢向主管機關檢舉，卻遭到秋後算帳，主管不給好臉色， 不斷責罵。他每天除了承受加班的勞累，還得面對主管百般刁難與惡言相向，在高壓下工作，身心俱疲。儘管勞委會查到保全公司違法事實，但遠水救不了近火，阿瑋苦等不到政府對公司的裁罰，工作環境始終不曾改善，最終在值勤崗位上發病倒地，於二○一○年十二月六日辭世。
一個奮力掙扎過的過勞勞工，到底是來不及拯救，還是政府根本就不想救？
阿瑋利用僅有的休假時間，花了將近兩年之久，多次向主管機關檢舉、申訴，卻始終等不到工作環境具體改善。即使勞委會已介入調查，經過勞動檢查後，也確實查出違法事實，公司卻還是大喇喇地繼續逼員工超時加班。勞政機關長期漠視公司違法，顢頇行事，實在難辭其咎，也讓一條生命無辜斷送。
阿瑋的職災死亡檢查報告書明列發病前的加班時數：「發病前一個月加班一百四十小時；前兩個月加班一百三十六小時；前三個月加班一百六十小時；前四個月加班一百二十小時；前五個月加班一百三十六小時；前六個月加班一百四十八小時。」
這些超乎常人的加班時數，如同長期凌遲，我看到最後，實在不忍卒讀，闔上資料，陷入了沈思：如果不是顢頇的官僚制度，如果不是惡劣的資方，這條命怎會白白犧牲？這個家庭又怎會失去支柱？到最後一刻，阿瑋的心中在想什麼？ 是不是仍在等待工時調整的公文？
一連串的問題，恐怕沒有人可以回答，惟一的回應，就是那張死亡證明書。
＊作者高有智任職於原住民電視台，黃怡翎為職安連線執行長，本文選自《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