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呈現出小說《憤怒的菩薩》中，戰後台灣的時代樣貌，演員在開拍前上了3個月的日文課。佈景、服裝也都相當講究，就連主角巫建和劇中所配戴眼鏡也都是特別去找的，一副復古又洋氣的大眼鏡，散發出濃濃的「神戶style」，吳慷仁也為戲接了一頭長髮，把當時東洋留學生的前衛、開放展露無遺。
台灣難得一見的時代劇，呈現戰後多元樣貌
公視今年8月推出時代劇《憤怒的菩薩》，改編自日本名作家陳舜臣1962年發表的同名小說。述說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台灣學生楊輝銘（巫建和飾演）與陪他一同回鄉的中國同學陶展文（吳慷仁飾演）被捲入妻子娘家「菩薩庄」的一連串離奇命案，兩人決定聯手找出真相…（延伸閱讀：他因「兒子叛國」被迫順從日本，戰後卻淪漢奸！一場家庭慘劇，道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這部戲的劇情雖然以推理為主軸，但也隨著故事的推進，各個角色的登場，帶出當時的台灣存在各種身分的人交互影響下所造成的社會現象，從小在日本長大卻突然要回鄉的台灣留學生、待遣返的日本軍、來接收中國軍、曾為日本人打仗的台灣青年、跑去中國打抗戰的台灣年輕人等等…在街道上，日語、台語、北京話、英語各種聲音此起彼落，交織出那個時代下的多元樣貌。
一場戰爭結束，許多人都踏上陌生的「歸途」
在戰後的政權、身分的轉變，也帶來許多離別與重逢…吳慷仁分享：「拍完這部戲回頭來看，給我的感覺就是『回家』。」
那一年，在日本的台灣人要回家、在台灣的日本人要回家、在中國抗日的台灣人要回家、到南洋打仗的台灣人也要回家，台灣再度成為中國領土，也是一種回家。但「回歸」之後，卻也有人發現「這裡好像不是我的家」，也有人覺得「這裡就是我的家」為什麼要離開。就像作者陳舜臣，當年也離開出生長大的神戶，成為「中華民國國民」，被迫踏上陌生的「回鄉之路」。
導演許肇任也對此分享了一場印象深刻的戲：是在台灣解除武裝的日本兵被遣返的場景。當這些阿兵哥要離開菩薩庄時，鄉民們紛紛帶著饅頭來送行，或許是日本兵曾經對鄉里的照顧，抑或是台灣人的敦厚本性，看起來就像在為老朋友餞行一樣。而帶頭的軍官「緒方大佐」則吃著饅頭不捨地說：「我在台灣8年，本來以為這裡會是我的家，沒想到要離開了…我一定會懷念這裡的一切」最後他用台語說出「哇乾下逮丸」（我感謝台灣），場面十分感人。
演出這位角色的，正是台灣日籍導演北村豐晴，他在台灣演藝圈打拼多年、娶妻生子，與「緒方大佐」身分背景相似，十分有帶入感。許導說：「這句話從他的口中說出來，特別有意思！」
也許當時的人們，其實只想好好活著
其實「皇民」、「漢奸」、「中國人」、「台灣人」這些認同爭議，在70多年後的今天並沒有消失，甚至在選戰開打時，還會成為攻擊彼此的工具。也許站在我們的年代來看，可以長篇大論地解讀，甚至批判當時的種種選擇，但對於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來說，真是這樣嗎？
演員巫建和試著把自己融入在那個時代後，卻有不同看法：「也許他們當下並沒有辦法想那麼多，只能先順應著時代的推進而改變。」在那個劇變的時代，「國語」一下從日語變成北京話，全都要從頭學起；還有前幾年「順應政策」改了日本姓名，現在又要改回來。再加上戰爭帶來的動亂、百廢待舉，可能連好好生活都成問題。當年台灣人的想法，也許只如劇中角色的台詞：「戰爭打完了，終於不用再躲空襲，真好呢！」也許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場仗誰輸誰贏根本不是重點，而是苦日子終於要結束。
演員吳慷仁也認為，「那時候的人不管做什麼選擇，都只是為了活下去而已。」有人決定到中國參加抗日，被稱為「半山」，有人被日本政府派到南洋去打仗，不管為哪一種立場而戰，都是希望自己與家人未來能有更好的生活，真有對錯嗎？
面對這些延續數十年的爭議，許肇任導演則說，他其實並沒有預想要給觀眾傳達什麼，只是想帶大家穿越回70多年前的台灣看看，也許每個人看了都會有不同的見解。
責任編輯/陳憶慈
*「憤怒的菩薩」於2018年8月18日及8月25日，週六晚上九點公共電視播出，一次播兩集。並於8月17日於桃園電影節擔任影展開幕片，放映「影展特別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