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自己有上級所謂「警察尊嚴」之類的東西,它不會脆弱到被一個殺人犯給摧毀。
我對社會的期待、民主的期盼,不會被一個判決給顛覆。
挪威能,台灣能嗎?
二○一一年的挪威,發生了他們自二戰後最嚴重的攻擊事件。
一名極端主義者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工黨青年團辦的夏令營持槍掃射,連同他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大樓放置的炸彈,總共造成七十七人死亡的慘劇。
但事發後,挪威人並沒有要求要將布雷維克處以極刑,也沒有指責彼此。
他們雖然在案發後發起大規模的遊行,但僅僅是將花撒在道路上,哀悼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讓我們像過去一樣關心彼此吧。」面對布雷維克的仇恨言論與暴行,挪威人不散播仇恨與製造對立,而是以正常生活和團結作為報復。
無論皇室與官員、媒體與人民,他們自己也發現挪威出現問題了。但比起如何處理那個瘋子,他們更在乎彼此,並關心「我們的社會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美國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曾拍過一部紀錄片,訪問兒子遭殺害的父親,不斷追問,他是否想要對布雷維克報復。
最終,那一位父親打斷了他。「我不想墮落到跟他一樣,自以為有權利殺人。」
「對暴力的正確解答,是更多的民主與開放。」挪威時任首相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說:「如果一個人能製造這麼多的恨,那想一想,我們團結,能創造多少愛?」
挪威的在野陣營也未對執政黨進行攻擊,保守黨發表聲明「我們都在哀悼」。第三大黨進步黨黨魁表示:「這一天,所有進步黨員都是工黨青年團員。」
當然,挪威人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布雷維克。二○一五年,他申請就讀奧斯陸大學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但最終校方決定讓他就讀,不過不讓他進入校園或當面接觸校方人士,而接受他的申請,也僅是為了維持學校的教育精神。「這是基於為我們大學考慮,而不是為了他。」
挪威人不會為了一個極端分子,改變自己的信念。
「現在挪威終於回到從前。我們不再是受害者了。」奧斯陸大學學生代表在接受BBC採訪時如此說。
那麼,台灣呢?
我們是否也能在事件發生後,關心我們的台灣怎麼了?
我更想要關心我的同事們是否都能平安地下班?
我們的警政系統,是否能給員警更好的勞動環境?
我們的救護系統,是否能負荷現有的緊急需求?
我們的衛生系統,是否能讓這些人獲得最好的照顧?
我們的社福系統,是否能支撐這些家庭,不至於崩潰?
我們的司法系統,是否能公正審判與顧及被害人的權益?
我們的教育系統,是否能傳播良知與公民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