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或許是一個有情調的國度，但這個國度中的人並不擅長調情。在流傳下來的浪漫主義作品中，許多理應是調情的情節多半表現為調戲，用今天的視角看都屬於性騷擾。作者讀聖賢書，寫出滿紙荒唐言，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這些在今人看來經典的作品，在當時的社會評判體系中是通俗文學，有為迎合受眾而蓄意增加淫樂粗俗橋段之嫌；二是古代社會完全由男權主宰，男性擁有話語權，掌握著定性某種行為的權力。以清代為例，女性被調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換回法律對騷擾者的制裁。
殺人牌坊
清代係少數民族執政，民間文化仍然以傳統儒家文化為主，社會文化主題以家庭為核心，提倡婦女守貞持節。社會文化對女性貞潔的重視、制度對貞潔的推崇和維護，增強了女性在受到性騷擾、性侵害時的羞恥感。
清朝入關之初，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傾向於從嚴處置。性犯罪案件按照「威逼人致死律」，處斬刑。按照《大清律例》，「若因行姦為盜，而威逼致死者，斬。監候。姦不論已成與未成，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例如，《明清檔案》載順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廿四日案例，直隷呂名全窺見侄女呂大姐獨居室內，入室摟抱並扯退呂大姐衣褲意欲強姦，呂大姐高聲呼喊，被其兄呂化聽聞，趕回家中，呂名全逃跑。呂大姐含羞愧恨於次日清晨自縊。呂名全擬合依「威逼致死」處斬監候。清律沿襲明律，「威逼致死」的立法意是嚴懲豪強暴徒，如果是強姦未遂而適用此法，實際上量刑偏重。
隨著清代政局逐漸穩定，關於法律的適用也出現了變動。到了雍正皇帝時，強姦未遂受害人羞憤自盡的，雖說後果嚴重，但將受害婦女死亡作為量刑要件被認為對罪犯太過嚴苛，遂於十一年（1733年）增添一條律文：「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即羞忿自盡這，俱擬絞監候。」（此條不適用於強姦服制內親屬）同樣是死罪，「絞」留全屍，對於把「死無全屍」當作詛咒的古代中國人而言，與身首異處的「斬」相比是更輕的情節。
雍正皇帝的這次修法引發了一些歧義，原本婦女遭言語調戲並不一定非要以死明志，修法之後，「羞忿自盡」成為罪犯被處以絞刑的前提要件之一，女性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作為被侵犯的自我人格的補全措施。白璧無瑕的貞潔已經通過法律深入清代女性理想設定。
《江西省情實重囚招冊》記載，雍正十二年（1734年）趙情三與侄子趙石一在一個院子裡居住，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趙情三見侄子赴省城未歸，侄媳婦喻氏在房中和小姑子五妹作伴。半夜，趙情三掇開喻氏房門，拉扯喻氏的手，喻氏高呼，趙情三逃走。次日，喻氏向婆婆哭訴，婆婆沈氏向族內房長請求處置趙情三，趙情三謊稱與喻氏連夜通姦，你情我願，並不屬於騷擾。喻氏羞忿自殺，趙情三因為侵犯服制內親屬，被處斬刑。性騷擾本就很難保留證據，女性缺乏話語權，一旦被反誣，只能以死換取法律對罪犯的制裁併自證清白。
到了乾隆朝，國家為了強化貞潔觀念，旌表自盡婦女。大清律例中有「強姦不從，以致身死之烈婦。照節婦例旌表，地方官給銀三十兩，聽本家建坊」。也就是說，受害婦女以死明志之後不僅可以得到一塊貞潔牌坊，家屬還能得到旌表銀子和埋葬銀子共計約五十兩，朝鮮人俞彥述在《燕京雜識》記述當時清朝民眾生活狀況稱：「或雲以人一年之食，多不過銀子三兩雲。」五十兩銀子對於清代平民的意義可想而知。
乾隆時期，「婦女經調戲羞忿自盡」的案件特別多，經濟因素的加入使得性騷擾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清人方浚師在《蕉軒隨錄·續錄》中引用《律例條辯》稱，男性調戲女性，「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騰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手法不同，同理女性自盡的原因也存在不同情況，「或怒，或慚，或邪染，或本不欲生而藉此鳴貞，或別有他顧而飾詞誣陷。」這種敘述代表了士大夫階層男性的普遍憂慮，對於那些有可能本來就有輕生念頭，或是為了獲得旌表的女性，受調戲不過是自盡的藉口，而調戲者卻要因此被斬殺絞死，實在不公平。乾隆朝的另一處立法修改，將強姦未遂從斬改為絞監候或杖一百，徒三年，對性犯罪進一步表現出寬容。在行政方面，強姦未遂受害婦女自盡的，予以旌表；強姦既遂的，婦女自盡則不予旌表，充分表明清政府並不在意婦女的人身權益，在乎的只是觀念上的貞潔。
籬笆，女人，騷擾犯
清代大量女則女訓流行民間，強調男女授受不親，在生活區域也要區分男女活動空間。但這種物理上的隔閡並不容易實現，就北京一城而言，十八世紀已經有超過五十萬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四萬五千人，住房空間狹小，很難實現生活區劃分，甚至不得不「同床共枕」。
《內務府來文·刑罰類》記載了一則控告親兄弟的案例。受害人二妞稱家中兩間房子，父親得了痰症不能起炕，二妞和父親睡一張炕，哥哥二達子睡木床，二妞指控二達子對她進行性騷擾。慎刑司對這個案件的判決是「二達子母死父病，不善撫卹伊妹，屢與爭吵，以致伊妹妄控，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這個判決的奇怪之處在於，既然定性二妞誣告，「不善撫卹」和兄妹爭吵應該不至於被杖打八十，二達子雖然受罰，卻無罪名，性騷擾的指控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城市居民同床共枕，農村夜不閉戶也容易滋生性犯罪案件。《內閣題本刑克·婚姻姦情類》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十四日案件。甘肅如寧縣村民杜潤先與妻子外出探親，家中留婢女三姐一人看家，找鄰人魏榮的獨女足姐伴宿。同村趙雨對三姐時起姦淫之意，是夜潛入，三姐高聲呼叫，趙雨害怕他人聽見，毆傷三姐，強姦未遂。此時足姐驚醒喊叫，被趙雨用刀扎傷，魏榮趕來查看情況，趙雨棄刀逃跑。依照大清律例，只有在出現死傷的情況下，才適用於「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條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清代進入他人家門並不是一件難事。趙雨夜入人家，毆傷他人，又涉及姦情，最後以「強姦執持兇器戮傷本婦及拘捕致傷旁人」被判絞監候，這是一個強姦附帶故意傷害數罪並罰的案件。三姐沒有以死明志，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案件牽連他人，如果是獨居，大概也要添作牌坊才能換來對罪犯的法律制裁。
另外清代女性喜歡串門。朝鮮使者李坤在《見聞雜記》中記載，「無貴賤老少皆朱唇粉面……婦女緞衣粉面頭花耳璫，不治女紅，倚門治容。」《順義縣誌》也記載當地一些婦女「臉不洗，串街坊，抱著人家孩子洗風狂，人家炒菜他聞香」。另一名朝鮮使者李宜顯在《陶谷集·庚子燕行雜識》中發現清代婦女「與之雜坐、吸煙、接膝交手而不以為嫌」。不僅小家小戶如此，中上人家的女性也喜歡倚門觀望。可見，女性出門在清代是一件頗為普遍的事情。
由於缺乏實現性別隔離的理想條件，清代多數性騷擾案件都發生在日常生活場景中。除此之外，類似廟會等集會活動也是性騷擾頻發的場景。《高邑縣誌·風俗篇》記載：「每逢廟會，則聯袂接種而至者，男女雜沓，巷裡為空。」湖南「共城小邑，馳情趕會，肆志燒香，千百為群，如蜂如蟻」。衡州男女於佛誕日「攜巨燭往跪於壽佛前，名曰跪燭，男女雜處，老幼無倫。城中流氓見婦女稍美者，亦買燭以跪其旁，實為調戲，傷風敗俗」。
乾隆年間江南巡撫陳宏謀提倡婦德，在任期間禁止婦女參加廟會、春遊等等活動，被當時的江南士大夫批評妨礙小市民生計。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評論說，「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嘩然，由是馳禁。」可見，清代官僚並非沒有採取手段強化性別隔離，只是最終政策以失敗告終。
當社會層面無創造利於守貞的帶有性別隔離色彩的理想環境，國家又在制度上對貞潔進行強有力的維護時，婦女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她們必須守貞，另一方面她們難以在生活場景中完全屏蔽潛在的性騷擾。在這種環境下，為了能夠保住自己的名節、利用法律伸張正義，往往要支付無比慘重的代價。而當代女性面臨的也是清代婦女處境的變體，不同的是當代女性有了更多受教育機會，思想覺悟更高，有能力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或許有機會改變自身處境，不讓羞忿自盡的悲劇重演。
文／戴桃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澎拜新聞《私家歷史》（原標題：清代遭遇騷擾的女性：為了守貞，要以生命為代價補全自我人格）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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